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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当时的经委、计委一类部门是一个极有权威的丈夫，包括我们玻管局在内的这些局就是它的一群姨太太。或者说，如果经委、计委是一把考究的茶壶，我们这些局就是摆在茶盘里、围绕在这把茶壶周围的一群茶杯。学贯中西的辜鸿铭老先生就有一个观点，这个有趣的老头赞成一夫多妻制，他用以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就是：一个茶壶都有几个茶杯！
好在我们紫雪市不生产茶壶，如果要有几个茶壶生产厂家，经委系统又会多出一个局——叫“茶管局”或“壶管局”——那就成“一委九局”了。
我调到玻管局工作后，经历了六次机构改革中的其中两次。总的感觉是机构和部门越改越多，像蚂蚁一样在市政府大楼里爬来爬去。大楼里装不下这么多部门，有些部门就设在外边，每个部门单独修一座办公楼。市政府就有“内设部门”和“外设部门”之分。若市政府是贾琏，内设部门就是王熙凤，像我们玻管局这样的外设部门就是尤二姐。
其实我也认为“辫子”还是不要剪掉为好。若六次机构改革中的某一次将玻管局剪掉，我调到哪里去工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大学刚毕业时，我只是一根毛发，当时十分渴望“附”到某一张“皮”上去，但却怎么也附不上去。不说计委、经委这样炙手可热的部门，就连“壶管局”也拒我于门外。对一个无权无势出身农家的年轻人来说，当时要分配到“壶管局”一类部门工作，真是比登天还难。我的父亲母亲均不认识方块汉字，他们一生都像钱钟书先生晚年那样足不出户，从未离开过我出生的那个偏远的小山村。钱先生足不出户是为著书立说、启迪后人，我父亲母亲足不出户是因为他们没钱买车票，且一旦进入县城以上的“大城市”就辨不清东南西北。他们一生就像抗战末期的日本鬼子龟缩在炮楼里一样缩在我们村里。他们虽然生性胆小怕事却一生饱受欺凌。我们村只有“袁”、“鱼”两姓，袁姓是大姓，鱼姓是小姓。姓袁的想在我们姓鱼的头上拉屎就拉屎，撒尿就撒尿。我父亲母亲不认识任何职位的领导干部，他们认识的最大的一位领导干部就是我们村那位姓袁的支部书记，在我的分配问题上父亲母亲不可能给我帮上一点忙。
我们班四十五个同学中，我的分配结果最差。其他同学有分到省委、省政府的，还有一个一下跑到了国务院。而我却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拿着写得工工整整的简历和自荐信以及大学期间所获“三好学生”证书，在紫雪市委、市政府的楼道里窜来窜去，最后却像一颗皮球一样，不知被谁踹了一脚，骨碌碌滚回了四年前走出的那条山沟。那条沟叫袁家沟。
当我背着一个铺盖卷，像一个逃荒的难民一样走在我们袁家沟的乡间小路上，根本没有像当时流行的那首歌里唱的：“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恰恰相反，我当时心中的那种酸楚、痛苦和愤恨一点也没有随晚风飘散，反而在晚风中越聚集越强烈。一想到在国务院上班的那个同学，我就羞愧难当，恨不能将脑袋像鸡巴一样塞裤裆里去！悲愤交集的我，就这样在那所像婊子一样破败的袁家沟中学一呆就是十年，一直从六五初期呆到八五初年
应该说我算是一个比较有志向的年轻人，并没有在生活的打击面前沉沦下去，反而有一种愈挫愈奋的劲头。当时正是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一炮打响的时候。《人生》当然是好小说，路遥也是我十分景仰的当代作家。我对《人生》开篇引用另一名作家柳青的那句属于“格言”范畴的话亦深有同感。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我大学毕业时像一袋垃圾一样被扔到袁家沟中学，就是这紧要处“几步”中的其中一步。不过后来当我人生阅历更丰富之后，我发现“紧要处”何止几步！人生的每一步都很紧要！比如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等高官，年轻时也是一些有志青年，并且“紧要处”的几步也走得不差，可年老时却一步闪失，跌入了深渊。
我分配到袁家沟中学教书时，虽没有随波逐流沉沦下去，但还是有一些悲观思想的。学校毕业叫“踏入社会”。“社会”是什么？社会只是一个黑洞，一个巨大而空旷的黑洞。踏入社会就是踏入黑洞，一步稍有闪失，就会碰在坚硬的岩壁上，让你头破血流。《围城》里那个好高骛远的方鸿渐，从国外留学归来，在那艘法国邮船上与鲍小姐风流一番后，一脚踏在祖国的土地上，无异于踏入了一个黑洞，从此四处碰壁。到三闾大学教书，回来在报馆做事，诸事不顺，只好一天到晚和他的妻子孙柔嘉吵架。当然若方鸿渐的妻子是唐晓芙，他就不会找茬和她吵架——男人对自己心爱的女人是有一种包容性的，只要她不做出墙红杏。我到玻管局工作后，发现陶小北在我心中的位置有点像方鸿渐心中的唐晓芙，只是陶小北比唐晓芙个子高一些。
总之在袁家沟中学工作时，我觉得人生总的来说是一场悲剧，没有哪个人能喜剧一生。比如蒋介石，有宋美龄那样优雅美丽高贵的妻子，有过那样大的权力，把那些军长师长说砍头就砍头了，可最后却忧郁地跑到一个小岛上，临死都不能再回奉化老家看看母亲的坟茔。还是《围城》这部书的最后一句总结的好：“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好好理解这句话去吧，人生对于自己而言，就是两个字：感伤！这俩字够你咀嚼一辈子。对别人而言，也是两个字：讽刺！我鱼在河在玻管局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若画出来，让别人看了，不是一幅绝妙的讽刺图画吗？
当然这些人生感悟我在袁家沟中学教书时，虽有所悟，却没有悟得这么深。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只是本能地在社会这个黑洞里作无谓的挣扎。那些年，我几乎每天都在思谋着调离袁家沟中学。可以这么说，从报到那一刻起，我就在盘算着调离。调离之后我就用不着看我们村那个支书袁长鸣的脸色了。这个坏蛋虽然对我比小时候客气了一些，可仍然动辄呵斥我已显老迈的父母亲。我们村离我工作的学校不过二三里地，但我不愿回家住，我住在学校。每天睡在袁家沟中学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被肆虐的老鼠闹得睡不着觉的时候，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那些北风呼啸的夜晚，我脑子里总会漫无边际地涌出一些联想：如果不努力向上奋斗，像个无赖或者二流子一样趴在袁家沟中学这个破婊子身上，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后，自己还是袁家沟中学一名辛勤的园丁，只是马齿徒增，由年轻园丁鱼在河变作老园丁鱼在河。突然有一天乡政府通知，国家教育部长或省教育厅长要来袁家沟中学视察工作。脸上的皱纹比袁家沟的沟沟岔岔还要多的自己像个老鼠一样和其他呆头呆脑的园丁立队拍着手欢迎“部长”或“厅长”时，突然发现“部长”竟是自己分到国务院的那个同学，或者“厅长”竟是自己分到省政府的某个同学，将会是何等的尴尬和失败。
这些联想在一个又一个夜晚折磨着我。如果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是一批经检验合格的热水袋，分配到国务院和省政府的同学就相当于被陶小北或唐晓芙搂在了她们热乎乎的被窝里，肌肤相触，夜夜温柔，时刻缠绵；而我则被莫名其妙扔到了我们袁家沟中学号称“公铺”的那个女教师肮脏的被窝里，那些乡教育专干、供销社主任一类的嫖客随手就会将碍手碍脚的我扔到冰冷的土炕上。总之我觉得自己当时的人生毫无意义可言，如果我是一个热水瓶，这个热水瓶正被置放在一列高速奔驰的火车的顶部，随时都有摔下去的可能——弄不好我的一生将会被摔得粉碎！
当然这些仅是我当时的一些联想。我在袁家沟中学工作的十年，别说“部长”和“厅长”，连个县教育局长的鬼影也没见过。有一次好不容易来了个县局的干事，校长召集全体教师到那间比“公铺”还破败的会议室里，让干事给大家做“重要讲话”。在全体教师热烈的拍手声中，县局的干事草草讲了几句话后便匆匆散会了。临出门时干事顺势踢了一脚卧在会议室门口也和大家一起“开会”的一条狗说：“你们学校开会狗也参加？”跟在后面的校长尴尬地说：“这个家伙，不知什么时候跑进来的！”说着便责备地看了我一眼，意思是说：你这后生坐在门口咋不把狗赶出去？我从那时起就懂得，只要是一个“领导”，关键时刻就可以随便地诿过于人。现代汉语词典对“领导”一词的解释是：“担任领导的人”。这个词解释的含混不清。比如解释老鼠，你总不能解释为：“担任老鼠的动物”。实际上应该这样注释领导这个词：“就是那种随时都可以把责任推卸给别人的人。”过去学校开教师会时，这条狗每次都“参加”。有时它还大模大样一边笑一边点着头从全体教师身边穿过，温顺地跑过去卧到正在讲话的校长身旁。总是穿一件黑呢子上衣、戴个圆圆的眼镜、脸蛋圆圆的校长，一边腾出一只手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