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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问：“有那个人吗？”
我非常意外，当即把望远镜放下不看，同时抗议：“大哥你这是做什么！”
“别管大哥做什么，澳妹说实话。”他说。
操场对面那四个年轻人是怎么回事呢？说来很特别。
十几天前，有一个中年人从台湾高雄坐轮船来到厦门，在厦门一座小客栈里住了两个晚上，而后离开厦门去了同安。同安县城外二十里地有一所乡村中学，位置比较偏僻，中年人搭乘一辆载客自行车去了那所中学，当晚留宿在学校里。
那天午夜，有七八个偷袭者悄悄越墙而入，从外头跳进学校，摸进中年人所住客房，却不料中年人非常警觉，听到动静立刻从床上翻起，从房间后窗跳窗逃出。偷袭方早有准备，在后窗下埋伏了两个人，中年人一落地就被两个设伏者按在地上。
中年人极强壮，趁着月光拳打脚踢，竟然反过来把两个对手打趴于地。其他偷袭者听到后窗打斗动静，迅速赶过来，中年人转身往围墙边跑，几个偷袭者在后头紧追。那围墙有个缺口，袭击者怕中年人越墙逃出，一起举枪射击，中年人身中数弹，被打死于围墙下。
当晚的偷袭者是柯子炎手下特务，由刘树木带领行动。被特务打死的中年人从高雄上船后就被跟踪，从厦门到同安，一直跟到那所中学。追踪中刘树木发觉中年人行动忽然有些异常，可能对跟踪有所察觉。担心他寻机逃跑，便于当晚发起偷袭，想捉个活口，不料意外生变。中年人被打死后，特务迅速转移尸体，消除痕迹，周边居民都听到当夜学校响枪，却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特务悄悄着手调查，发觉这所中学为马来亚华侨捐建，捐建者于三十年代初出国，时为左倾分子，怀疑为共党地下人员，出洋躲避追捕，在外经商获利后回乡捐建中学。该校存有许多疑点，从一些迹象看，很可能是此间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特务密捕了学校门房，严刑拷打，门房否认自己与地下党有涉，却提供了一些情况，包括从几张照片中指认出钱家老三钱世康，称老三曾经到过这里。特务不动声色布下大网，守株待兔，紧密监视那所中学，期望有所收获。几天后有四个年轻人来到该校，被特务密捕，就是操场围墙边站的那四个。四个年轻人都自称来自厦门大学，其中有学社会学的，学国文的，到乡下搞田野调查。特务不相信他们的说法，认为可疑。
“让你来认一认。”大哥对我说。
现在我知道大哥要干什么了，是要寻找让我当信使去漳州找大姐的陌生人。我是厦大学生，这个人很可能也在厦大，有利方便行事。厦大地下党员不会少，跟我谈话的陌生人混在这四个被捕同学里的概率并不高，让我来认有如瞎猫找死老鼠，但是柯子炎认为不妨一试，大哥赞同。
我拒绝认人。我不是特务，我不能对同学干这种事。
“大哥自己说过，让我好好读书，别管其他。”我说。
大哥并不愿意我掺和，但是事实上我已经掺和了。他让我放心，今天这样安排，我可以看清楚他们那几个人，他们谁也不会看到我。
“其实你是救了这位同学，知道吗？”
为什么这样说？特务已经在那所中学里杀掉一个中年人，被逮住的这四个下场好不到哪里去。如果我没有从中认出谁来，他们都会被严刑拷问，柯子炎一伙对他们不会客气。如果问不出什么，四个人会被押回厦门，交当地警察局进一步审讯，警察局里可能有他们以往参加共党活动的案底。警察会把他们往死里打，哪怕屈打成招，不弄成共党不会罢手。他们会是什么下场？秘密枪决。非常时期不需要法庭和律师，拉出去站成一排，像现在这样靠在墙边，行刑队举枪射击，这就了了。如果我在他们中认出哪一个人，大哥会把他留下不送，如果这个人愿意合作，可以保他不死。
“你这是救命。”大哥说。
“让他当叛徒！”
“是合作。”
“大哥怎么可以让我干这种事！”
“我不能让你大姐白死。”
我拒绝听从，不再拿起望远镜。
“告诉我，是不是已经认出谁了？”
我拒绝回答。
大哥注意到刚才我很紧张，望远镜抓得紧紧的，目不转睛地看。他认为这四个人恐怕并非跟我完全不相干，无论认出哪一个，无论是不是让我当信使的人，尽管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四人里确有一个我认识，不是让我报信的陌生人，是高我两级的一位男生，他不一定认识我，我却知道他。去年冬天，有一次学生集会，他在操场上撒传单，很可能确是学生地下党员。但是此刻我可以一边啃甘蔗，一边指认他吗？我不知道能相信大哥多少，认出他，会不会反是引特务注意，把他送上死路？如果我不认，会不会真如大哥所说，几位同学都将被送回厦门，死路一条？
我没有办法，我把望远镜一扔，放声大哭。
“澳妹！”
“我要回家。”
“这是正经事！”
“我要阿姆。”
我不再合作，不认人，不否认，甘蔗也不要了，一味胡搅蛮缠，要求大哥立刻送我回厦门。我不愿意卷到这种事情里，我害怕。
大哥生气：“你不能这样！”
我只能这样。
我在他的办公室又哭又闹，折腾不休。我胡闹起来，大哥就不再胸有成竹，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气得要命，最终一摆手把我送走。
回程与柯子炎同行，柯特派员去厦门有事，他亲自送我回家。
“毕竟是钱家人啊。”柯子炎说，“小的不输大的。”
他当然不是由衷夸奖。
他在路上突然提起他自己，说他曾经有一个妹妹，父母过世早，兄妹相依为命，感情不一般。当年他因事犯在人家手里，他妹妹被抓去刑讯，迫使他最终就范。
经历这场飞来横祸，他妹妹生了场大病，一年多后死了。
“为什么跟我说这个？”我问。
他说他是“血手”，要是他来办我这个事，他知道怎么让我合作。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下边再无弟妹，但是上有老母。他会把我母亲抓来，当着我的面刑讯过堂，直到我说出真话为止。他让我设想一下那个场面，看自己能不能受得住。
不由我痛恨无比：“你该死。”
他让我不要冲动，这种事完全可能，也许很快就会落到我身上。只要手段足够，任何天大的秘密都是捂不住的，尽管拭目以待。
我说：“我不知道什么秘密。”
他认为我知道不少，只是不说而已，回去后我应当让母亲多烧几炷香，感谢老天让大哥罩着我们全家老小，但是事情不会到此为止，我得知道厉害。如果我想起什么了，例如记起墙边四个年轻人中的哪一个，想跟大哥说，可以跟他联系。
怎么联系呢？学校大门传达室外有一面告示牌，拿告示牌下的粉笔在牌上写四个字：“两火挂号”，很快就会有人去找我。
我哪里会去跟这特务“挂号”。
看我回家，母亲松了口气。我没多说事情，怕母亲担心。
第二天有课，我早早到学校。中午在食堂吃饭，一位穿学生服、戴眼镜的男生端着饭盆从我身边走过，忽然低声喊一句：“臭澳妹。”
我差点叫出声来。
竟是三哥。
他笑，拿眼神示意我别出声。我平静下来，他说：“南普陀，后边山上。”
匆匆吃完饭，我独自离开学校。南普陀就在校门外，三哥已经在庙后山上等我。他招呼我跟他一起坐在一块石条上，周围有香客来来去去，有走累的人歇脚，我们待在那边不引人注意。三哥拿一张旧报纸包一包花生糖让我吃，是他从乡下带来的。
“臭三哥。”我抱怨，“把人急死了！”
我迫不及待，问他那天是怎么逃的？大姐为什么没有一起跑？这些日子躲在哪里，一直藏在厦门吗？三哥告诉我，那天大姐冒死把他从狱中救出，他们清楚时间不多，得迅速离开厦门，越快越好。他们往海边跑，打算找船离岛，路上发觉军警调动，断定事情败露，大姐当机立断让司机掉转方向往山地躲。警察眨眼间跟了上来，大姐在一个隐蔽处急令停车，要三哥带赵副官和司机小陈立刻下车，借山林掩护潜往山下村庄，设法从那里离开。三哥他们不听，被她强行驱赶下车。他们下车后大姐自己驾车驶开，引走追兵，让三哥他们得以趁机潜离险地。当晚三哥他们从黄厝一带弄了条小船，冒险下海，为躲开追捕，从大担岛一带迂回，费尽千辛万苦才回到游击队。事后听说大姐牺牲在宪兵枪下，他们都悲痛万分。
“你怎么还敢回厦门！”我着急。
三哥在厦门被捕逃逸，特务还在四处抓他。此刻虽然风声稍平，再返厦门依然非常危险，但是他不能不设法再次潜入，因为有要紧事情找我，别人无法取代他，只有他才能让我相信。他找我的事情跟大哥和特务追的居然差不多。
“大姐跟你交代些什么？”他问我。
我把那天晚上大姐在漳州旅馆的情况告诉三哥。除了交代我一问三不知应付特务，似乎再没其他要紧事情。如果说还有什么交代，那就是要我活下去。
三哥问大姐有没有提到什么“货”，或者是某个东西放在哪里？
“你是说电台？”
他很吃惊：“你怎么知道？”
“你们不是已经把电台送上山了？”
他更吃惊：“谁告诉你的？”
我把在大哥那里听到的情况告诉他。
“不是那样。”他摇头。
这部电台被大姐藏起来了，至今没有找到，他们很需要它。大姐牺牲前跟三哥在同一辆车上，急迫中没有交代电台下落，三哥猜想大姐也许会交代给我，因此特意潜回厦门问我。我对三哥无须提防，问题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好好想。”三哥说，“会不会是你光顾哭，忘了事？”
不由我生气：“臭三哥，没让特务打死，倒来欺负我。”
三哥笑：“开玩笑呢。”
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糖。
我把大哥的情况告诉他，说自己真不知道大哥要干什么。三哥一听四位同学落在特务手里，脸上笑容顿失，让我细说前后。
“柯子炎让你怎么联系他？”他问。
我讲了“两火挂号”。
他想了一会儿，交代说：“这样，澳妹你今晚去写。”
“什么？”
“听我安排。”三哥说，“不是开玩笑。”
当晚我在传达室门边告示牌上写了那四个字。
第二天上午，一个打扮得像邮差的便衣进学校找我，称母亲生了急病，让我赶紧回家。我即告假，起身跟那个人走出校门。
柯子炎在校外等我。
“钱小姐想起谁了？”
我没想起哪一个，只是心里非常不安，两个晚上彻夜不眠。我感觉那四个同学都是无辜的，他们是好人，不应当被关被杀，请柯先生把我的话转告大哥。
“四个都是好人，哪一个最好？左边第一个，第二个，还是右边那个？”
我让他不要下套子，我不会去认哪一个，也不会不认哪一个。这四个人肯定不会与我三哥有关，做个好事把他们放了吧。
“怎么知道跟你三哥没关系？”
我只让柯子炎转告大哥，其他的不必多问。
柯子炎从我这里没得到什么。大哥听到情况后，要求柯子炎暂时不把几个学生送走，他要亲自审问。他觉得我主动找特务传话，如此不安，不会没有缘故，几个学生里可能确实有我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