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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颜俊杰被父亲派来的人带着，悻悻然离开厦门去南洋，与大姐失之交臂。大姐自己在投军前夕返回厦门，被母亲一枚大锁扣住，也与新四军失之交臂。
日寇侵占厦门。过了一年多，吴春河来到厦门，找到了我们家。
他还记得我，我却几乎认不出几年前那个掉了胡子、挨大姐嚷嚷的吴先生。那几年我身边每个人都发生很大变化，我感觉吴先生比谁的变化都大。他进我们家时西装革履，活像南洋侨商，不再是穿长衫的教书先生模样。最让我惊讶的是牙齿，他嘴巴一张，金光闪闪，前门镶两颗大金牙，看上去异常耀眼。
他性情依旧，隐忍而和气。他说他的门牙并非虫子蛀坏，是特意拔掉的。为什么拔掉？因为原来的牙长得不好看。
他原先的一嘴牙确实不怎么样，可谓犬牙交错。特别是门牙外翘，凸起于牙床，把他的上唇顶起来，让他总像是撅着嘴。他的新金牙虽然还有些翘，撅嘴幅度却略略显轻，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好看多少。
大姐对他非常冷淡。
那时大姐在岛内一所小学教书，远走高飞之梦已经不存。于日寇铁蹄之下艰难谋生，让大姐备觉屈辱，心绪难平。大姐这种处境是她自己造成的，至多怪到母亲头上，与吴春河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她迁怒吴春河，因为他听任她被弃之不顾。
大姐对吴春河冷嘲热讽。
“吴先生不是去新四军了？”
“又回来了。”
“当叛徒投日本了？”
“没有。”
“是待不下去了？”
“不好说。”
“不说你来做什么？”
她往外赶人，对吴春河没好脸色。吴春河一如既往地不跟她计较，这个人非常能忍，惊人地执著。那段时间里他几乎每天到我们家走一趟，大姐在，他就把自己提交给大姐冷嘲热讽，大姐不在，他就跟我们聊聊天。大姐很烦他，有时一进家门看见就朝他嚷嚷，说他吃饱了没事干，两颗大金牙到别地方龇去，不要趁她不在戳到这里。吴春河不在乎，只说自己不是来让大姐烦，是来跟母亲说话的。
“你算谁啊？用得着你？”大姐说。
母亲背地里责备大姐伤人太甚。大姐就朝母亲嚷嚷：“我是谁生的？”母亲只好私下里宽慰吴春河，让他不要跟“紧性鬼”一般见识。吴春河笑笑，不当回事。
我记得当时吴春河还给我讲故事，有一回他讲“龟兔赛跑”，问我这故事有道理吗？我觉得没道理，兔子不可能跑输乌龟，但是在故事里兔子总是落在后边。吴春河说，有时候乌龟确实可能赢。
我不知道他是否想起自己。如果他是乌龟，那么谁是兔子？
那年秋天，厦门岛上发生一起大案，一个驻厦日本特务头目于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用手枪暗杀于一家咖啡馆外。事件震惊厦门岛，日军疯狂报复，实行戒严，断绝厦门岛与大陆的水陆交通，日本兵荷枪实弹沿街挨户搜查。传说有一位目击者称刺客身穿白色衬衣、黄色咔叽裤。日军搜捕三十多个白衣黄裤的年轻人，让目击者一一辨认，那人支支吾吾，日军恼火，将其当场击毙，被抓捕者则一一受刑讯，有二十余人被杀。
吴春河在事件发生后失踪，没像往常一样出现在我们家。岛上到处传说日军大杀人，常来常往的吴春河没有一点消息，大姐开始显得紧张。
她问我：“吴先生最后一次到我们家，穿什么衣服？”
我想不起来。
大姐记性好，想起吴先生穿的是西服衬衣。她问我吴先生以往穿过黄色咔叽裤吗？我想不起来，我只记得吴先生嘴里两颗大金牙是金黄色的。
“问你衣服，不问牙。”她烦。
我说吴先生会演戏，穿什么都可能。
大姐忧心忡忡。
十几天后，一天晚间，有个乡下打扮的年轻人悄悄上我们家寻“钱小姐”。
母亲顿时警觉，追问人家干什么。问了半天才知道搞错了，人家不找在学校里当老师的大姐，是找我，小学生钱玉凤。
“做什么找我们澳妹？”
来人说送一本小人书。
年轻人手中拿着本旧小人书，是《草船借箭》，头几页已经残缺。
那晚大姐在家，她一听就明白了，这个人肯定是吴春河叫来的。她把年轻人让进家门问，果然不错。吴春河在岛南端何厝那边乡下，叫这个年轻人来我们家取东西，说有一个小盒子寄在“钱小姐”这里。
大姐惊讶，追问我：“澳妹拿了吴先生什么？”
我说：“一个文具盒啊。”
文具盒很普通。前不久吴春河到我们家，大姐不在家，吴春河跟母亲聊了一会儿。趁母亲出去捅炉子换煤球时，把那东西塞给我，说里边没什么，就是他自己的一些小东西，带着不方便，怕搞丢了，让我帮助保管几天，还说不必告诉别人。
“你就听他的！”大姐骂我，“要死了你啊！”
我吓坏了，赶紧从抽屉里找出文具盒交给大姐。
真是没什么东西，是几排假牙，镶金的，包银的，断了半截的，乱七八糟。
大姐骂道：“该死，这家伙！”
她没把文具盒交给人家，自己拿着，让年轻人带路去了何厝。
那天晚上大姐很晚才回家，我在床上翻个不停，忐忑不安等着她。半夜里听到开门的声音，我才松了口气。
她上床的时候，我偷偷问一句：“吴先生死了吗？”
“小孩子管什么死活！”她训我。
“他没死？”
大姐说：“这人命大。”
“像阿爸？”
“谁跟你说阿爸了？”
“你啊。”
黑暗中，大姐不吭声，末了摸摸我说：“睡吧。大人的事要长大才懂。”
后来我听说，日本特务被暗杀那天，吴春河就在咖啡馆外，他没穿白衬衫，也没穿黄色咔叽裤，那是中学生打扮，于他不合适。吴先生与拿枪打死日本人的刺客是一伙的，他躲在街角望风，日本特务出来时有人一声咳嗽，发出暗号，拿枪的那人冲出来开枪，然后他们互相掩护，分头撤退。
他们躲过日本人的追杀，吴春河在逃离时跳下一个高坡，左小腿受伤骨折，被藏到乡下治伤。日本人疯狂报复，他们留在岛内非常危险，接应人安排他们秘密出岛，吴春河需要伪装，让人来取他的假牙。
原来他的假牙有来历，说自己牙不好看，所以拔了换金牙，那是开玩笑。他嘴里的若干牙齿包括门牙是特意拔除的，他做了几副不同的假牙，用它们伪装自己。如果他要假扮商人，一张嘴便金光闪闪；如果他要变成教书先生，就用比较不夸张的白色假牙。据说有一次人家捕他时，他把嘴里的假牙卸掉，赤脚赤膊，穿条短裤衩，拉着树上拴着的一头牛，装得像个当地老农。那些人把他截住，问吴春河在哪里。他张开嘴，指着嘴里的空牙床哇哇叫，活像个哑巴，就这么蒙混过去。
拔牙伪装，这种事说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我一想起他指着自己嘴里一排好牙让人拔掉就不寒而栗，那该多痛啊？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总之他做到了。姐夫就是这样一个人，初见时我根本想不到他会成为我的姐夫，但是他做到了，而后想来，还是不明白他怎么能够做到。
暗杀日本人那件事在几个月后风声平息，吴春河又从大陆回到厦门岛。他的大金牙重新出现在我们家时，我注意到他已经恢复如常，只是走路稍微有些瘸，不是装瘸，是骨折留下的毛病。这次断骨让他多了一重演技，从此他不仅能换牙齿，还能换走路的姿势——他装起瘸子惟妙惟肖，平常人看不出破绽。
大姐对他的态度完全变了。他来家时，大姐不再动不动拿话伤他，他们还不时一起出去，说是去看电影。母亲开始担心。母亲并不知道吴春河的底细，只是本能地反对大姐与他交往。母亲认为大姐应当找个好人家的男子，不应当是吴春河，吴春河人不坏，脾气也好，但是不像是过安生日子的人。
“我阿爸过安生日子吗？”大姐抢白她。
母亲骂：“你以为死鬼好？”
大姐一向我行我素，没有谁拿她有办法。没多久她跟吴春河结了婚，又双双离开厦门远走高飞。大姐离开之后不到一个月，有一个南洋客来到我们家，却是颜俊杰。
后来我才知道，颜俊杰声称自南洋归来，实际来自重庆。抗战之初他与大姐分手，奉父命去了雅加达，时值南洋侨界倾力支援祖国人民抗日，颜俊杰痛恨日寇，投身抗日募捐活动，十分活跃。后来颜俊杰去重庆进入军界，太平洋战争爆发，颜俊杰因为出自南洋侨商家庭，海外关系很多，曾奉命执行一些相关秘密任务。那一次扮成南洋客返回厦门，名义上是做生意，实为设法偷运橡胶等战略物资。
得知大姐并没有去新四军，这几年一直在厦门，只在前些时候才与吴春河结婚，一起离开厦门，颜俊杰顿时失神，丧魂落魄。
他差了一步，在紧要关头与大姐失之交臂。
后来颜俊杰匆匆完婚，娶了上司的女儿，成了“党国要员”的乘龙快婿，步步高升。与之相比，大姐与姐夫走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现在大姐已经倒下，姐夫还在荆棘上行走。
第三章 隐忍暗线
姐夫。年龄不详。身份多变，曾为学校教师、南洋侨商、报馆职员等。
秘密接头
来人说：“你可以叫我老林。”
他询问吴春河为什么耽误这么长时间才到香港。他们接到黄庚寄自新加坡的信后迅速答复，同意吴春河即来，他却姗姗来迟，直到此刻才露面，是为何故？
吴春河作了解释。听说这段时间他在新加坡坐英国人的监狱，驱逐出境后在厦门被水警拘扣，还在集美的兵营关了几天，历经艰险终得逃脱，老林面露惊讶。
“这么周折？没事吧？”他问。
吴春河苦笑：“苦痛可以吞忍，焦虑心中难安。”
他们在九龙城附近一家饭馆里吃早茶，借周边的熙熙攘攘为掩护交谈，这里离吴春河借居之处不远。几个月前，吴春河通过新加坡黄庚与香港《华新报》詹社长联系，此刻詹去北平不在香港，老林受命与吴春河接头。《华新报》受中共香港分局领导，老林来自香港分局，老林找他之前已经核对过一些情况，话题紧凑而集中。
老林询问吴春河与上级失去联系的原因，吴春河本人为什么突然暴露，他妻子钱金凤因何突然死亡。吴春河称自己在台南遭宪兵追捕，侥幸脱身，当时感觉非常意外，后来才知道是妻子暴露被杀，自己被列为嫌疑。他去新加坡，通过黄庚寻求联系时，还不清楚妻子为什么出事。直到被英当局遣返回国，在集美遇到妻子的大哥，才知道她是帮助地下党游击队送一部电台，营救一个被捕的游击队员，事发而被敌射杀。
“她受谁指挥？”
钱金凤的直接领导就是吴春河本人，他们属于华中分局联络部派出人员，给他们的任务是利用闽南的特殊地位，在台湾建立工作与联系。为了安全完成任务，他们不在厦门开展活动，与闽南地下党不发生横向联系。送电台，救人，都不是钱金凤的任务，吴春河并未向她下达这一方面的指令。
“她为什么擅自行动？”
因为情况特殊。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当地地下党需要及时得到上级指示，打开游击战争局面，配合解放大军南进，非常需要电台。游击队派往厦门接运电台的人员恰是钱金凤的弟弟钱世康，接运过程中遇险，为完成任务只能冒险求助大姐。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