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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本来可以不管，那么她现在仍然活着。”吴春河黯然。
老林摇头：“不能因此就违背秘密工作规则。”
吴春河愿意承担责任。他不仅是钱金凤的丈夫，还是上级。他奉命到台湾开辟工作，与妻子分隔，无法及时联络，行前曾交代，允许她在紧急情况下酌情决定行动。钱金凤的牺牲和工作受到的损害他得负责。
“现在工作开展最要紧。”老林说。
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统治基本告结，解放军兵锋直指长江，进军江南指日可待。当局试图固守东南，全力经营台湾，这种情况下，台湾的地下工作极具重要性，老林他们之所以同意听取汇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
“我先听听情况。”老林说，“再安排你向领导具体汇报。”
他问吴春河目前有什么需要。吴春河称其他都不急，恢复联系得到指示最重要。
“我的任务是接头。当务之急，首要任务。”吴春河说。
老林注意到吴春河把面前盘子里的茶点吃得一块不剩，随口问：“你还没吃饭？”吴春河苦笑，老林这才知道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老林大惊：“怎么会？”
吴春河前往香港前，大哥给了他一笔路费，足够他在香港活动。吴春河到香港后租住一个小旅馆，他行事谨慎，始终把钱带在身上，不敢有所暴露，吃用精打细算，以防不测。不料前天路遇几个巡逻警察，觉得他可疑，叫下盘问，他不懂粤语，拿闽南话应对，对方把他扣留，因查无违法证据，人给放了，钱却被警察顺手牵羊搜走，这一来吃住无着，流浪于港岛。
“帝国主义坏。”他自嘲，“应当打倒。”
“这怎么行啊！”
“没事，我自己想办法。”
老林说：“跟我走。”
他安排吴春河住进了学联海外流亡学生救济所。
几天后，老林领吴春河去了华新报社，与香港分局一位负责人见了面。这位领导姓李，多年来在广东、香港从事统战工作，吴春河知道他。
“听说你妻子牺牲了。”老李说，“我们很悲痛。”
吴春河黯然：“她死得其所。”
老李详细了解吴春河在台湾发展的组织与人员情况，特别是“二二八事件”之后隐蔽保存下来的基层组织和人员。吴春河介绍了情况，告诉他暴露身份的人员均已妥善转移回大陆开展工作，留在台湾的人员目前均安全。
“其他地下工作情况呢？”老李询问。
台湾各地还有其他地下党组织开辟的基础，各自都在开展工作，因为没有横向联系，吴春河了解不多，只知道中共闽西南白区党组织、闽中地下党在台湾光复后都曾派出人员进岛工作，吴春河在台中的一位下级曾被其中同志列为发展对象，后来发现彼此各有归属，双方不再联系。广东、浙江一带党的地下组织也派有人员进入台湾发展。国民党大批军队调防台湾，其中也有党的地下人员。
老李说：“你们这些同志非常不容易。你们的任务非常重要。”→文¤人··书·¤·屋←
吴春河说他在台湾工作，感到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和维持联络，从很多方面说，它对于开展工作有如生命线，不能让它被海峡阻隔，被敌人切断。他入台后把这项工作视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面对大海面对强敌，完成这一任务很不容易，很危险，但是必须倾全力做好，哪怕掉脑袋，生命线必得用生命保护。这一次为了接头吃尽千辛万苦，不惜一切，因为没有什么比之更为重要。
领导说：“这个对。”
吴春河听取上级指示，接受任务，还提出两件事请求帮助，一个涉及陈永吉也就是谢德灵，还有一个涉及大哥钱勇。
谢德灵化名陈永吉，“二二八起义”之后由吴春河安排撤离台湾到闽南、闽西一带，谢德灵回大陆后继续开辟工作，于乡间组织群众反抗国民党当局的征兵、征粮、征税，通过反“三征”拉起一支小队伍，主要活动于闽西南交界山区。吴春河提出将谢德灵等撤离台湾人员的关系移交闽西南党组织，以利开展工作。
“可以安排。”老李认可。
然后是大哥钱勇。吴春河告诉老李，这一次他从厦门脱身到香港，靠妻子钱金凤的大哥钱勇相助，钱勇目前为国民党军官，掌握一些兵力，驻防闽南。钱勇早年曾参加闽南红军游击队，称自己当年是受命留在国民党部队，却与上级失联。
钱勇提出几套方案，计划率部起义，希望通过他与上级取得联系，得到指示。
老李说：“这个情况我们会核对。”
吴春河在香港又住了十几天时间，老李约他再次见面时，几件事都有了回音。根据形势发展需要，确定吴春河及其工作直接向香港分局工作部门报告，会为他指定上级和交通联络方式。分局领导分析了情况，同意吴春河的看法，认为他在台湾遭到军警追捕，起因在于其妻子的暴露，台湾的工作并未出现问题，考虑到这项工作日益重要，吴春河已经打下一定基础，决定让他返回台湾，继续领导所属基层组织与人员开展工作。还要求他找时间到闽南，与当地地下党组织建立一条联系渠道，以备日后需要，同时将谢德灵等撤出台湾人员的关系移交给当地党组织。
老李提到了大姐钱金凤为之牺牲的电台：“关于这部电台，你了解什么情况？”
吴春河知道这部电台是从台湾运到厦门的，估计是台湾地下党员为大陆同志搞到的。他妻子钱金凤保护了这部电台，它似乎已经送到游击队手里。
老李说：“这电台联络很不正常。”
老李要求吴春河去闽南接头时了解一下情况，帮助解决问题。形势发展很快，一旦解放大军南下，进军福建，电台有重要作用。
“我会帮助。我妻子为它牺牲，要让她牺牲值得。”吴春河说。
老李他们已经与有关方面核对了情况，大哥钱勇的那个红军副团长早已牺牲，据查该同志到新四军后曾向负责情报工作的领导报告，称所属红军游击队部分人员被拘扣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安排了可靠人员留下应变。这个情况跟钱勇的说法可以对得上。由于那位同志过早牺牲，其他人不了解具体情况，无从与钱勇联系。现在钱勇主动请求，他们会派专人与他联系。
吴春河说：“这就好。”
几天后他离开香港，乘轮船返回台湾，悄悄落脚于台北。
柯子炎特派员已经在台北布下一张大网，等着把故人吴先生当头罩住。
吴春河从报纸上感受到这张大网：有人以“弟两火”之名在《全民日报》上登载一份寻“吴阿义”先生的启事，称前些时与吴先生相逢集美，转瞬失去联系。听说阿义先生身体已康复，回到台北，非常想念，盼见启事后速联系，有家人要事相告。
这启事的意思不难解读。两火就是柯子炎，吴阿义就是吴春河。吴春河在厦门被柯子炎认出，柯躲在车上，两人并未打照面。柯特派员通过这则启事是要告诉吴春河，他已经知道吴春河并没有死在集美，而且认为吴春河已经回到台湾，他们正在找他。如果柯特派员确知吴春河返回台湾，为何不让他的行动组悄悄行事，布网抓人，要公开宣示，用这种方式告知对方？显然他还没有掌握情况，他们四处寻找毫无线索，用这种方式制造一点动静，要是吴春河确在台湾，知道自己的假死和去向已为对手所知，可能会有所反应，设法逃离，或者更深藏匿，说不定还会沉不住气四处打听情况，那就有可能触动特务布下的某一条感应索，有如飞虫触动蛛丝。
这则启事让吴春河心里深深不安，不为自己，是为大哥钱勇。柯子炎知道吴春河没有死，意味着假尸体冒名顶替没能骗过柯特派员，这件事如果败露，必定牵连大哥钱勇。钱勇是不是出事了？启事提及“家人要事”，指的是这个吗？
此刻不能着急，吴春河沉下心，不作任何反应。他在嘴里安一套新假牙，用一个新的名字，在台北一家报馆找了个校对职位，有了合法身份掩护。而后他逐一考察原有组织和人员，区别不同情况，谨慎地重新开始活动。台北的基层组织恢复之后，他又悄悄南下，将台中、台南、高雄一带处于隐蔽状态的基层组织和人员一一恢复。
那天他们在“天益”中药店开会，药店位于台北城东一条小街，小街很热闹，拥有众多手工作坊，打铁的，做锡的，弹棉花箍木桶的，店面家家相接，家家店铺前边都是五脚距，与闽南城镇没有两样。天益药店门面位于街中部，楼下店面，楼上居家。中药店的老东家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店里生意尽由少东家打理，这位少东家叫陈平，是地下支部的一位委员。
少东家陈平与地下党有渊源：他父亲老东家年轻时血气方刚，因反抗日本统治当局，参加共产党活动被日本人追捕，避难于台南，藏匿在乡下一位表亲家中，该表亲有一个儿子，就是张双庆。后来陈平的父亲没有躲过搜捕，判刑入狱，备受折磨，在狱中重病不起，日本人认为他快死了，允许家人具保接回。陈家是中医世家，家人不惜倾尽家产，千方百计医治，救回陈平父亲一条命。十多年后，吴春河躲避柯子炎缉捕，从中学教室逃出，避难张双庆家，知道了陈平父子，从而建立起一条新的连线。
吴春河发展陈平入党时，陈平说：“我这种人当然是要投共的。”
天益药店因此成了吴春河的重要据点。
那一天他们在药店二楼开会，会间闲谈，陈平对吴春河问起“立三路线”，吴春河很惊奇：“怎么会问这个？”
陈平说：“不懂即问。”
陈平年轻，入党时间不长，尚未接触过类似问题。吴春河把这段历史简单介绍了一下，心里暗暗思忖，猜想陈平为什么对这段党史发生兴趣。忽然间他想起陈平的父亲老东家，这才释然：老东家是早年地下党人，他经历过那段岁月。
此刻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经难免，倾全力经营台湾，加紧侦缉、镇压地下党活动。吴春河发展的基层组织以谨慎、稳扎稳打的方式抗争，上级的文件和指示通过恢复起来的交通渠道稳定传递，工作有了较大起色与发展。
有一封信件几经辗转，送到了吴春河手中。这是一封家信，吴春河的同胞弟弟寄给他的。吴春河落脚台北后，如他在台南时一样，谨慎地避开近在咫尺的所有亲人，不与他们见面，不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哪里，偶尔会寄封平安家信。给吴春河写信的这位弟弟在台北一家甘蔗研究所任职员，他的研究所与吴春河所在的报馆只隔两条街，但是家信转了好几个地方才传到他手中。
这位弟弟叫吴春福，就是当年的“山本武藏”，因为一个特殊事由写信找吴春河：有一位不速之客找上家门，称有重要事项，不管吴春河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请吴春福设法转告。不速之客是位上校军官，于海军总部驻台机构任职，自称姓颜。
吴春河断定是颜俊杰。抗战初颜俊杰在漳州对吴春河老拳相向，其后各奔东西，彼此已多年未见。颜俊杰肯定知道大姐钱金凤的情况，知道吴春河归属共产党，彼此处于敌对阵营，用这种方式私下联系相当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