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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春河一声不吭,听陈平讲完事情。
“明天带我去看他。”吴春河说。
“凌晨就上船了!”
吴春河说:“咱们先不走。”
“为什么?”
吴春河告诉陈平,这几年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叫亚清的人,这位阿榕伯跟他找的人似乎对得上。他找的亚清历经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关押,后来忽然消失,他觉得很费解,现在有了解释:是“二二八事件”时趁乱逃生。闽南话里“亚清”“阿榕”语音基本相同,说不定就是这位?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也许老天爷就是这么安排的,在他即将离台前夕,终于让他能够以此告慰亡妻?
“如果真是他,那就是我的岳父。”他说。
陈平大张嘴巴,惊讶无比。
第二天一早,他们一起来到张双庆家。
阿榕伯对从未见过的陌生人极其警惕,他的警惕就是毫无反应。吴春河给他写了一张纸条,问他是否“亚清”钱以未,或者钱乙未?老人没有任何反应,不答是,也不答否。吴春河告诉他不必担心,他是自己人,亲人,不是日本特务,也不是国民党特务。老人还是没有反应,只把笔紧紧抓在手上,手不住晃,发抖,不是心绪不宁,是手有问题,写不成字,如果他曾经擅长篆刻,可以在石头上刻章,现在肯定不行,已经废了。吴春河拿出一张照片,指着照片里的大姐,写了“钱金凤”三个字,老人还是没有反应,不知是出于担心,或者因为这么多年不见,大姐与老人记忆中的女孩已经天差地别。吴春河在纸上模仿反字,写下“破碎”“更生”两个词,老人还是没有反应。拿出刻有“觉醒”的那个小印章,老人依旧无动于衷。
末了吴春河试着再写一张纸条,写的是“发妻周菊花”几个字。
他看到一颗老泪溢出了老人的眼角。
“很可能是。”吴春河判断。
吴春河不再与老人笔谈,估计此刻花再多时间也不会有更多结果。老人身体状况不好,经过这么多年,受过那么多折磨,有些事可能已经记不清,有些可能对不上,加上对陌生人的警惕和排斥,匆促之间,很难指望获得更多。
“我们把他带走。”吴春河决定。
陈平大惊:“带回大陆?行吗?”
此刻他们在撤退之中,外边到处军警,危机四伏。原本安排好的接应渔船已经开走,他们改变行程,错过了撤离时间,必须另外联系,其中环节很多,每一个环节都充满变数和危险。两个人安全撤离尚且不易,带上这么个老人,岂不是目标更大?
吴春河决定冒险。昨天听到阿榕伯的情况,吴春河冒险决定留下,为什么呢?如果错过他会抱憾终生,现在也一样。柯子炎报称老人在台南,有可能已经掌握了一些消息渠道,也许很快也会查到张双庆这里,如果不把老人带走,可能将永远丧失机会。
“再危险也得做。”吴春河说,“撤退、接头,都是我们的任务。”
在他看来,如果老人真是钱以未,眼下救走他比保住自己更为重要。这是因为过去,也是为了未来。但是老人真是钱以未吗?柯特派员及其行动组在海峡两边折腾,就为了这么个垂死老者?以及这样一个无助孤单老人身上的“连线”?确实匪夷所思。
此时没有时间多考虑,先把人带上再说。
陈平有担忧,老人身体状况如此,受得了海上颠簸吗?老人愿意这么折腾吗?
吴春河断言:“他行。他愿意。”
为什么断定他行?因为这个老人不可小看,经过那么多磨难,能够活到现在,显然其生命力惊人之强。为什么说他愿意?一个心里怀有希望的人才会如此强大,他知道家里人在等着他,回家肯定是他的一大希望。
张双庆搞来一架牛车,他们把老人抬上牛车,拉出山边村。陈平担心老人不愿动身,不料老人毫无反应,让走就走,既没有高兴表情,也没有拒绝表示。
他们找到出海的渔船,船老大把他们藏在鱼货舱里,交代他们格外小心。
“特务刚到渔港搜查,说有共党。”
吴春河打听特务的情况:多少人?搜查时问些什么?长什么样子?船老大提到了一个坐在码头系绳墩上插烟、戴礼帽的特务头头。
“故人,血手啊。”吴春河说。
他们必须赶在前边。当天傍晚渔船出发,海上风平浪静,同行三条船,共同组织了一支船队向西疾行,时夕阳垂挂于海平面上,晚霞绚丽,船队向着太阳前进。
现在胜利在望。吴春河怎么做到的?他就是这样做到的。
但是船队遭遇了意外。船队经过澎湖时夜色正浓,前方远处传来马达声,一艘海军巡逻艇亮着探照灯全速朝船队驶来。
吴春河说:“沉住气,按计划行动。”
渔船队在海面分散,驶向不同方向,躲避巡逻艇检查。巡逻艇无法全部顾及,舍弃了其中两船,一头扑向吴春河这条渔船。渔船用尽吃奶之力,借着夜色掩护逃跑。巡逻艇发出警告未果,直接向渔船开火,舰炮炮口火光闪闪,一颗颗炮弹轰向渔船。渔船左弯右旋躲避炮火,终于没能幸免,被一枚炮弹直接命中。
渔轮炸得四分五裂,几分钟后沉没于海中。
第四章 笑靥如花
小妹。21岁。厦门大学学生,厦门要塞司令部勤务兵。
电台危机
警察冲上楼时,房间里有五个人,除了老江,另外四人都是同学,两位女生,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反应时间,安排在楼下望风的同学刚发出警报,大家手忙脚乱把桌上的书籍收进书包,把放在一旁的课本抓到面前,楼梯就被警察的急促脚步踩得砰砰作响。也就十几秒钟,警察踹开大门冲进了房间。
他们有四个人,一进门就大声吆喝,让我们靠墙壁站好,不许动。而后他们动手搜查,领头的警官命令一个手下看管我们,另两个动手,其中一个搜查房间各角落,一个检查桌子四周物品。我看到警察把我们扔在桌上的课本逐一抓起来看,他的脚踢到了桌子底下的书包。
我当即放声大哭。
警察停止搜查,几支枪一起指着我。
警察头目呵斥:“哭什么!”
我说:“阿姆等我回家。”
“为什么聚在这里?”
我说我们什么都没干,学校提前放假,大家在这里复习,准备考试。
解放军已经打到江西、浙江,前锋指向闽北,大批国军残兵退据福建,准备固守厦门。残兵需要兵营,也担心学生闹事,当局命令岛内各学校提前放假,腾出校园,清空学生,供部队驻扎。学校通知提前考试,同学们仓促应对。我们几个人跑到校外这个地方,说是找个安静处复习迎考,实际是与老江碰头。这个房间楼下是小旅馆,旅馆老板是一位同学的堂叔,人很实在,可以信赖,我们在这里与老江见过几次面,一向安全,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忽然引来了警察。
我在一屋子人里年龄最小,有资格哭闹。警察的注意力被引到我的身上,桌子下的书包暂时逃过一劫,没被翻动。但是它也无法自行遁迹消失,东西还在里边,静悄悄藏匿在警察的脚尖前方。
恰在这时,楼梯又传来脚步声。小旅馆的楼梯是木质的,踩上去响动很大,晃动感传递到整个楼上。
两个警察押着一个年轻人走进房间。年轻人个头矮小,学生打扮,表情紧张,头发蓬乱,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额头一道伤口还在流血。
这个人我不认识。
警察头目喝问:“是哪一个?”
押进屋子的年轻人四处张望,眼光从我们身上溜过,落到老江的身上。老江也看着他,脸上没有表情,很平静。
“是他?”警察头目把手枪指向老江。
年轻人摇头。
“不是?”
年轻人说老江是矮胖子,国字脸,不是这个。
我断定警察要找的就是这个老江,尽管他个子不矮,也不是国字脸。年轻人显然已经认出人了,他没跟警察说实话。
—》文》—警察头目不相信:“那么他是谁?”
—》人》—我抢答:“刘老师是我们助教。”
—》书》—警察头目当即翻脸:“多嘴!”
—》屋》—我“哇”地又哭出声:“阿姆啊!”
这天也算万幸,警察虽有怀疑,却没把握。他们没再揪着我们,只是喝令我们不得聚众生事,赶紧各自离开。而后押着那年轻人下楼梯,赶到其它地方认人。
老江交代:“大家分头走。不要慌。”
他告诉我们,年轻人是侨师的同学,看来他出事了。侨师和我们厦大联系紧密,大家都要小心。他会马上隐蔽起来,再根据情况与我们联络。
“玉凤不错。”他说,“临危不慌。”
我哪里是。我已经吓坏了,只怕被警察逮住证据:桌子下的书包装着一些禁书,要是落到警察手里,我们都得进监牢。
一位男生问老江:“有任务交代吗?”
老江说:“现在任务是隐蔽。”
那时候不敢多说话,大家匆匆离开。
我没回校,直接跑回家去。
有一个人在家里等我,母亲对他格外警惕,没让他坐在前厅的椅子上,把他赶到后院天井,坐在水井的井沿上等我。母亲给了他一杯水喝,把厨房的后门打开,她带着亚明在厨房择菜,同时盯着客人的一举一动,有如便衣盯着一个“土共”嫌疑。客人还真不是嫌疑,肯定是“土共”,他是孙力。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找到这里,他从没到过我家。别说在家里,我们在学校里几乎从不接触,彼此没有任何关系,只因为三哥才打过两回交道。现在他来了,肯定有大事。我不能让母亲知道他是什么人,我还得让母亲放心,知道人家找我并无异常。
我说:“孙力你不去复习功课,到这里玩?”
他说学校提前放假,给大兵让位,老师学生都不服,考什么试?
母亲插嘴:“不考还不回家?”
考当然还要考,孙力家里已经给他寄来路费,让他买好船票,一考完试就走,从汕头转梅州。厦门这里眼看要打仗了,家人让他赶紧回去。
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本数学课本:“咱们在这里讲吧?”
这个孙力挺机灵。
我告诉母亲,过几天考数学,这门课我比较不放心,人家孙力可以,我让他帮个忙。学校里最近挺乱,所以到家讲。
母亲没吭声。无论是否相信,在家里在她眼皮底下读书,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搬了张小桌放在天井,拿两只小凳,跟孙力一人坐一边。孙力从书包里取出讲义夹,装模作样打开,开始讲题。他牛头不对马嘴,说的根本不是高等数学,完全是欺负母亲听不懂。
刚好母亲带着亚明去楼上换衣服,她一离开,孙力把讲义夹一丢,直截了当:“你三哥让我找你,很急。”
“他呢?”我问。
“他有安排,事情交我办,让你帮我。”
我向他伸出一只巴掌:“有条吗?”
上回三哥让他找我,怕我不信,拿张纸写上“是我”两字作证。这一次没写,因为我已经知道孙力的底细,事情比较要紧,写纸条反不安全。为了打消我的疑虑,让我知道孙力并非假传圣旨,三哥特地给了孙力一句口令,叫做“乖女流鼻水”。
“臭三哥。”我骂。
我不再讨纸条了,问孙力跑我们家是什么事,要我帮什么忙。
他指了指我们身边的水井。
“井怎么啦?”我不解。
里边可能有东西,我大姐留下的。
我大吃一惊:“电台?”
他让我小声。
“谁说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