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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年轻的时候，全家靠的主要是她，当她上了年纪之后，大姐把她身上的一切都接过来，成为这个家的主要依靠。闽南土话有“大姐头”之说，俗语把大姐与大姐头连用，叫做“大姐大姐头”，意为当大姐的人必得是大姐头，照料长辈，管顾弟妹，凡事皆有主意。我们家大姐钱金凤就是这种大姐头。
但是母亲和大姐却是一对冤家。她们俩最像，知道的人都说大姐长得跟年轻时的母亲一模一样，身高、个头为一个模子翻版，她俩的性情也如出一辙，有主见，好管事，急性子，动不动翻脸骂人。大姐小小年纪时就会顶撞母亲，母亲总骂她是个“紧性鬼”，也就是性子急，她总是毫不含糊还击：“都是你生的。”将自己身上所有毛病的责任都推到母亲身上，哪怕母亲打她耳光，她也决不改口。等她长大成人，变成家中的支柱，母亲渐渐不再对她指责呵斥，却也总会私下抱怨，嫌她这个不好那个不对，怎么会生成这样。大姐听到了还会反击：“阿姆去骂自己。”据我所知，母亲和大姐之间有一个心结，与读书有关，这么多年过去，她俩谁都不再提起，却始终留在心里，无法打开。我们母亲观点鲜明，对男孩女孩永远区别对待，三个男孩不必发愁，时间一到，母亲牵着手把他们送进学校，无论有多少困难，四处借钱也要供他们上学；女孩则不同，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何必读书？母亲自己是个文盲，除了自己的名字，几乎不认识其他汉字，还不是一样生儿育女？我们家早年很困难，几口人吃穿用度，主要靠母亲一人做活，母亲没有其他技能，以给人洗衣服谋生，每日早早起来，坐在后头小院那口井边，打水洗衣，晾晒浆烫，收衣送衣，从清晨忙到半夜。我们家水井边有一个花岗石打制的大洗衣盆，经多年使用磨损，周边早已磨得光滑无比，那光滑全是母亲用生命和井水打磨出来的，随着它的日益光滑，母亲也日渐憔悴，直到佝偻着身子，再也直不起腰来。家境如此，加上重男轻女，能让大姐去读书吗？
“我们家哪个是小姐命？”母亲训斥大姐。
大姐没有小姐命，除了是个“紧性鬼”，倔强好胜，她还是母亲一大随从，从小在母亲悉心调教下，每天跟母亲一样早起，帮助打水搓衣，做母亲的徒儿和下手，有如家中童养媳。让大姐上学不光费钱，母亲还少了帮手，因此大姐是死活进不了学校的——但是她却上了学，原因也是重男轻女：父亲给母亲捎信发话，“吾女金凤应予读书。”
“死鬼只会写字，不会寄钱，拿讨饭碗读书？”母亲抱怨。
尽管不断抱怨，生活确实困难，母亲还是乖乖把大姐送进小学。那时父亲成年累月在外奔波，偶尔还会突然回厦门来，或者不时寄一封信，问问大小，发发指令。父亲是一家之主，哪怕他不见踪影，不知道浪迹何方，一分钱都没往回寄，只要他发了话，母亲就不得不听，没有办法。
大姐断断续续读到小学毕业，其间曾两度停学，然后复读。小学毕业已经认下足够的汉字，出门送衣服看得懂门牌，进厕所分得清男女，买东西算得了小账，这就够了，对父亲已经可以交代。母亲不让大姐继续升学，决定拉她回来继续帮助洗衣，当小童养媳。大姐一心想要读书，在家里哭了两天，时年纪尚小，翅膀还没长毛，虽敢顶撞母亲，却无力反抗命运，大姐就此辍学。
那时我们家又有一个男子汉出来说了话。父亲杳无音信，大哥出头做主，大哥比父亲能干，他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几块银元放到母亲的面前。
“金凤想读书，阿姆你拿这个给她。”他告诉母亲。
“你要死了啊！”母亲骂，“不要你管。”
大哥坚持说：“我是大哥，我供她。”
母亲终于还是点了头。所谓“三从四德”，夫亡从子，这是规矩。大哥仗义执言，承诺要供大姐上学，但是只过一年他自己就离开厦门，不再管家里的事。大姐起早贪黑，竭尽全力帮助母亲做活，以此换取母亲对自己继续读书的默许。
我七岁那年，大姐十七岁，初中毕业，这在我们家已经是破天荒了，几乎不可思议。当时家无大哥，二哥已亡，三哥钱世康还在读小学，正在长个儿，特别能吃，我则体弱多病，如母亲所骂，吃的药汤比喝的粥多。这种情况下，大姐不可能继续升学，而且也不再有哪个分量足够的男子汉为之出头，再来撼动母亲的决心。母亲让大姐回家当帮手，还开始为大姐物色好人家，准备把她嫁出去。所谓女大当嫁，母亲已经为这个女儿超额付出，即将泼出去的这盆水水质优良，如花似玉正当年，还有一张初中毕业文凭，拿得出手，于我们这种人家已经非常稀罕。
大姐不吭不声，没有顶撞母亲，却在某一天离家出走，突然消失不见。
她给母亲留了一张字条，责怪母亲封建。说我们家跟外边的社会一样黑暗，她要反抗，寻找自己的前途和光明。三哥把那张字条念得颠三倒四，母亲听罢大骂，然后大哭，伤心不已，痛诉养女儿无用，这个金凤真是没有良心。大姐离去的那些天里，母亲失魂落魄，吃不下睡不着，心里全是恐怖。听人说海上漂来一具尸体，她也会心惊肉跳，泪下不止，只怕死的是自己的女儿。也许在那个时候她才发觉大姐对她无比重要，远胜于我们家的任何一个男子。
半个月后，大舅从漳州来到厦门，大姐终于有了消息。
原来她没有远走高飞，只跑到离厦门半天路程的漳州。漳州有一所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校里有一位老师是大姐同学的叔叔，她通过同学帮助，跑去报考那所学校。读师范是公费，学校管伙食，对她是最好选择。我母亲是漳州人，大舅一家住在漳州西南郊城乡接合部一条小巷子里，以做小买卖为生。大姐到漳州后投奔大舅，住在人家家里，谎称母亲让她来看大舅。起初大舅没在意，一连十几天，外甥女天天关在家里读书，既不出门找人玩，也没走的意思，大舅感觉蹊跷，一追问，才知道底细。大舅心知我母亲一定急坏了，要带大姐回厦门，大姐死活不走，声称永不回家。一旦考上师范，她就搬到学校去，没考上再自己想办法，不会一直麻烦大舅。大舅知道这女孩性格有如其母，强迫不得，只能放下自己手头的事情，坐着当年的小火轮，顺九龙江从漳州经石码跑到厦门报信。
母亲一听大姐的消息，这边放下一颗心，那边又火冒三丈。
“让她去死！”她骂，“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忤逆死崽！”
她居然找来一支竹篾，要跟大舅到漳州，拿那东西痛抽大姐。大舅劝告母亲算了，让孩子在他那里多住几天，等回心转意，他再送她回家。母亲咬牙切齿让大舅传话，不许大姐在漳州读书，如果不听话，她从此再不认这个女儿。
大姐还是那句话：“我永远不回去。”
她考上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成了那里的学生。
从那以后在我们家中不许提到大姐，母亲一听大姐的名字就暴跳如雷，又是死又是鬼，骂不绝口，话里没有一个好字眼。这种局面持续了一年多，在我们已经差不多被迫忘记大姐存在的时候，母亲自己开始缄默不语，不再动不动骂死骂活。只是经常抱怨自己命苦，儿女养大一个走一个，没有一个该死的能守在家里帮她。我知道那时她已经在想念大姐，我几次撞见母亲在厨房里、后院水井边独自暗中垂泪，我能猜出她是为了什么。我们家这些孩子里，大姐最会跟她顶撞，其实也最会帮她。
除夕前，大舅把大姐送回了厦门。
大舅说：“过年了，多讲吉利话。”
哪怕不是过年，我相信母亲对大姐也已经失去了她的言语杀伤力。母亲脾气躁，骂人一向没有好话，对自家人尤其敢骂，死啊鬼啊从不离口，用本地话形容，那不叫骂，是“詈”。无论是詈还是骂，到了大姐回家的这个时候，母亲已经没有言语。
她不说话，大姐也不说话。大舅劝了两句，返程赶回。
第二天凌晨，母亲起身洗衣，后院水井边，大姐已经在打水忙碌。那时母亲哭了，大姐也跟着哭，母女冤家在水井边哭成了一团。
寒假过后大姐回学校上课，母亲为她收拾衣物，没再试图阻拦，还在她的书包里塞了一个护身符。我所就读的小学开学比较迟，大姐提出带我到大舅家玩，母亲也没阻拦。我跟着大姐坐江轮到了漳州，在大舅家住了一星期。
有一个晚间，大姐有事匆匆出门，我缠着要跟去，说是大舅家孩子都大，没有谁跟我玩。大姐推说天气很冷，街上很黑，不让我跟。看我满脸失望，她骂了我一句馋鬼，给我穿件棉袄，拉着我的手出了大舅家门。
大舅家街头转角有一个酥饼摊，烤的酥饼薄得跟纸一样，脆得一咬就碎，热乎乎的刚从煎锅里出来，又便宜又好吃。每次跟大姐经过那个摊子，我都看着酥饼眼睛发直，总被大姐骂作馋鬼。我吵着跟她走，实是因为嘴馋。
她拉着我的手去了酥饼摊，买了个饼塞在我手里，然后让我回大舅家。“阿姐我要跟你。”我赖她。
她只好带着我。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途经一座教堂，当地人称“天主堂”，再从一条小巷进入一个大房子。
有许多人聚在房子里，男男女女，大都与大姐年龄相仿。我看到他们给大姐戴上一个发套，让她长出一根长辫子，给她换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棉衣，让她敲一个小碟子唱歌。忽然间有一个老人拿出鞭子抽她，一个年轻人从人群中跳出来，把老人手中的鞭子抢走，还说了很多话。我坐在一旁矮竹凳上，看得目瞪口呆。原来那是演戏，不是真演，是排练。他们排的戏叫做“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日戏。日本人侵略中国，中国人要起来抗日，戏里讲了这个道理。我年纪小，道理还不太懂，那出戏却让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戏里的老头出了岔子：他拿鞭子打人力气过大，嘴唇上粘的两撇假胡子突然掉落，一旁看的人顿时哄笑，气得大姐朝他嚷嚷。还有戏里跳进来抢鞭子的年轻人最让我吃惊，我记得他是大姐小学的一个同学，早几年他到过我们家几次，好像叫什么“阿国”。没想到他也跑来这个排练场。
这是大姐他们的剧社，他们在这里排戏，大姐在这出戏里当主演。她的声音很好听，银铃一样，情绪饱满，让人揪心。她的一举一动都特别好看，浑身散发着光彩。
她交代我，回去后千万不能告诉母亲，别说她在这里参加剧社，跟大家演抗日戏，不要说阿国也在这里，什么都不要说。
“免得阿姆把我骂死。”她说。
我问她演戏不好吗？她说如果不好他们怎么会去做？他们不是为了演戏，是为了唤起民众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讲只是怕母亲担心。
剧社里的人开我玩笑，说这小妹眼睛大大的，东张西望，一看就会演戏，让她也来剧社吧，给她一个角色试试。大姐开玩笑说可以啊，等我们家澳妹长大了。那时大家哈哈笑，都挺快活，没想到转眼就出了大事。事情起因在我：我年纪小，爱犯困，在剧社半懂不懂看排演，止不住瞌睡，大姐看我不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