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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枪土匪婆的庄园里，土匪婆想让我嫁给她丈夫的外甥，那个土匪小头目贪财好色，蛮横凶残，单纯女孩落到那种境地非常危险。特务柯子炎有情报来源，他把这些事添油加醋告诉颜俊杰，知道颜俊杰听了不会无动于衷，可能通过某些特殊渠道找我。显然我成了柯子炎的又一个目标，我回厦门有如自趋罗网，颜俊杰却觉得险棋值得走，只要特别小心，不让特务察觉，可以走出另一条活路。
“柯子炎拼命查你父亲下落。”颜俊杰说。
柯子炎曾经认为我父亲钱以未与姐夫吴春河一起在偷越海峡中出事，被巡逻艇击沉大海，却没想到发现新情报：同时从台南下海的人里，竟有一个陈平活着上岸，通过黄狮坑去了游击队。以此推论吴春河、钱以未也可能还活着，藏在某个地方。柯子炎千方百计找三哥，找我，是认为我们知情，想通过我们抓住父亲。
“那位老人真是我父亲吗？”我问颜俊杰。
“你父亲看来还活着。”颜俊杰说，“是不是台南这位就不得而知。”
“特务为什么死盯住他不放？”
“你有所不知。”
我只知道父亲叫钱以未，知道他会刻字，当年使用不同的名字，频繁活动于两岸，从事反日反国民党统治的地下活动，忙着坐两边监狱，无暇顾及家人，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当年地下活动中身份相当特殊，作用十分重要。父亲早年从台湾逃归大陆，是中共最早的台湾籍党员之一。当年有一批台湾籍中共党员从大陆返回台湾，在台湾各地发展组织，与日本殖民当局斗争。时中共与台湾地下组织的主要联系渠道经由上海、香港和厦门等地，父亲钱以未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台湾工作的汇报，中共领导的意见，大量文件、报告、指示的接转和传递都通过他。他一直在秘密状态下工作，外界对他知之不多，他的情况只有共产党内的重要领导清楚。日本特务机关知道他是两岸地下联系的关键人物之一，掌握岛内许多反日地下组织情况及他们与中共的关键联系渠道，知道许多重大机密，所以把他列为要犯。直到现在柯子炎一伙特务还追踪不止，可想而知他很重要。
颜俊杰说的情况我们家人都不甚清楚。当年父亲经常在外，回家的时间不多，而且从不对家人提起自己的事情，这是秘密工作需要，也为了保护家人。这么多年里，母亲只知道丈夫是共产党，却不知道他在共产党里干些什么，儿女们更难以知晓。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知道的事情最少，听了颜俊杰的话，感觉非常异样。这些事属于一个遥远之人，这个人却是我的生身父亲。因为他，特务布下大网抓我，试图从我这里探知他的下落，事实上我对他几乎完全陌生。
我没跟颜哥提到父亲有可能落脚金门，三哥吩咐过，这件事谁也不能说，只怕风声传到特务耳中，我必须谨遵兄嘱。
我返回厦门的任务不是破解自家父亲的诸多疑团，是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厦门之战。大战前夕，整个厦门岛上都是大兵，如一群遮天蔽日、惶惶不可终日的蝗虫。从各大战场溃退下来的残缺国民党部队汇集到这里，重新整编，配备武器弹药，布防于岛上各重要部位，准备拼死顽抗，与排山倒海般扑来的解放大军决一死战。
要塞司令部军官餐厅的女勤务兵相当于餐馆端盘子的服务生，不同的只是服务生穿便衣，而勤务兵穿军服。军官们在餐厅里吃饭，由男女勤务兵提供各种服务，端饭倒茶送水等等。女勤务兵极不显眼，不太为人注意，有利于隐蔽，餐厅里的环境非常嘈杂，是有利于秘密接头的地方。
颜俊杰用餐的时候，我给他端菜盘子。
他问候：“辛苦吧？”
我说：“谢谢长官。”
我们彼此像是毫无关系，如果颜俊杰身边还有其它军官用餐，我们什么都不说。颜俊杰吃饭速度很慢，细嚼慢咽，很有教养，出自家传。如果他有事找我，他会是那张餐桌最后离开的军官，要等我去为他收拾盘子。那时他会跟我说上几句话，闲聊似的，话里藏着些有用的东西。
“去过高崎吗？”他问我。
我知道高崎在岛屿北部。
“一边是七十四师二二一团，一边是一八一师。结合部在神山。”
我说：“有一次我坐船从海上经过。”
“现在不敢去，海滩上都是地雷。”
除了军事部署，还有火力配备，有时口述，有时用纸条。通常他把纸条丢在桌上，随随便便拿盘子压住，像是一团废纸。
司令部女勤务兵住在旧楼士兵宿舍顶层，我在那里有一个铺位。不当班时我会在宿舍里收拾内务，与其它女兵一起瞎扯。每隔一两天我会向值班女军官请一次假外出，事由是与男朋友约会。每到出门约会时间，会有一个中尉军官在几个路口之外一个僻静街道转角处等我，那里有一棵树，树下架着一辆自行车，中尉军官就站在车旁。我的这位男朋友其实就是孙力，领导命令他跟我一起潜回厦门，搜集传送情报，并以男朋友身份领导我。我把颜俊杰给我的情报，以及军官们在餐桌上议论的情况报告给他，由他负责传送出岛。孙力还将游击队想了解的东西告诉我，由我转达给颜俊杰。
八月中旬，解放军攻占省会福州，兵锋指向闽南。
我告诉孙力：“餐厅里气氛沉重，军官们都像死人。”
“我们俩要坚持到最后。”孙力说。
我知道不仅我们俩，厦门岛上肯定还有不少同志跟我们一样坚守阵地，搜集传递情报，配合解放大军攻岛。大炮声已经从远方隐隐传来，胜利的时刻正在逼近。
那一天中午，餐厅一角的餐桌上剩下颜俊杰一人，我拿块抹布擦一旁的空餐桌，颜俊杰喊了我一声：
“勤务兵，过来。”
我走到他的桌边，他让我坐，拿过桌上一个空玻璃杯，倒了一杯酒，放在我面前。
“陪我喝一杯。”他说。
“报告长官，我不能喝酒。”
“喝吧，没事。”
我举起杯子抿了一口。
餐厅里，军官高兴了或者不舒服了会闹酒，他们请勤务小姐喝一杯不算稀罕事。颜俊杰却不是要请我喝酒，我们只是在做样子。
“有一个东西要送出去，”他低声说，“比较要紧。”
“给我吧。”
“还没到手。晚饭时。”
我点头。
颜俊杰告诉我一个情况：他在厦门的联络官事务已经办完，长官命令收摊，让他坐下星期一的轮船回台湾。
“你准备一下，一起走吧。”他说。
我感觉非常突然。
他说厦门这里将有一场恶仗，最后结果可想而知，打成什么样子则不可知。战火无情，此刻留在厦门非常危险。他回台湾后，我留在这里当勤务兵已经没有意义，应当及时撤退。无论我藏在军警云集的岛内，还是设法潜过双方重围出岛，变数都很大，充满危险，他很不放心。战火燃及台湾恐怕还要些时间，我跟他一起去台湾为好。
我低下声说：“颜哥，厦门要解放了。”
他苦笑：“是啊，你们赢了。”
“是我们赢了。”
他不敢冒认有功，只是帮点忙而已。他知道帮这种忙足以让他掉脑袋，但还是做了，他把这个看做服从国家民族大义，尽自己一点良心，也告慰我大哥大姐两位故人。无论形势如何发展，经历这些事后，他在军界待下去、留在台湾都非常危险。他会设法迅速退出军界，离开台湾，准备先去印度尼西亚，那边有他另一些家人，有他母亲。然后他想转赴美国，另谋天地。他太太不会跟他走，他也不想再维持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也许他将从此孤独一生。如果我愿意跟他一起，则会是另一种情况。
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
他承认这个念头由来已久，特别是在大姐过世之后，我就像是大姐的替身，让他无法忘怀。大哥死前把我和母亲托付给他，让他更多了一层牵挂。前一段时间他在台北非常艰难，寝食难安，总感觉我和母亲处在危险之中，因此才会自愿从台北回厦门当联络官。他知道柯子炎想抓我，却还是给游击队捎话，走险棋把我拉回厦门，不是要让我冒险，是他自有安排。我在身边，他能保护我，看着我他感觉比较放心，如果我没有回来，他不会在厦门待下去，早就走了。这段时间战局急下，度日如年，还好总能在餐厅里看到我，跟我说几句话，否则他一天也待不下去。他觉得我不仅长得像大姐，心眼也像，都非常好，尽管性格不同。我特别善良，格外让他喜欢。
我能怎么跟他说呢？
“颜哥，你容我想一想。”
“你听我的，机会再也没有了。”
大战在即，想为党国珣葬的人并不太多，此刻能跑的都想跑，到台湾的通行证和船位有如救命符，不是一般人可以得到的，颜俊杰是通过特殊渠道才为我安排上。
我会跟他走吗？我久已期待的胜利和光明马上就要降临，怎么可能弃之而去？台湾是我父亲的故乡，也是我的老家，眼下对我却充满危险。颜俊杰并不是要把我更深地拖入虎穴，他是想取道台湾，把我带离战火，从那里远走高飞。从童年以来，他对我就像对待小妹妹一样，至今还像大哥一样帮助我保护我，包括他冒杀头之险，向我们提供情报，也是在帮助我。他对我显然还有其它想法，他曾深爱我的大姐，阴差阳错失之交臂，至今痛悔不已，未能释怀。大姐牺牲后，他把我视为大姐的替身，情不自禁把许多情感转移到我身上，但我毕竟是我。
我没有直截了当拒绝他，因为心里不忍。他为我做了这一切，不能得到我的认同，他会很伤心的。母亲说“乖女善又水”，我不愿让颜俊杰伤心。
我只能拿一件事推托。
“颜哥，我不能说走就走，你知道的。”
他知道我是什么人，他认为我应当想办法，我可以向我的上级报告，他们应当会同意。大陆战局快结束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台湾，他们会愿意有自己人到那里去。
我说：“就这点时间，不行啊。”
“想想办法。错过就没有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一急，眼泪忽然掉了下来。
他叹气：“把你吓坏了。”
他让我宽心，别急，不必勉强。车到山前必有路，说到底，听老天安排吧。
当天中午，我向值班女军官请假，要求出去一个小时。
“什么事？”她问，“又是男朋友？”
“是。”
“省点劲。”她不满，“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她还是批准了。我借了一辆自行车，离开基地直接骑回渔港。
这个时候忽然非常想见见母亲。颜俊杰给了我一个意外，他想让我跟他走，但是不会勉强我做我不愿意做的，我可以相信他，只是自己不知道怎么才好。我应当把这件事告诉孙力，通过孙力向领导报告吗？他们会不会真的把我派到台湾去？我的上级给我的任务是隐蔽，我却给自己另外找了任务，从厦门到游击队，从游击队再回厦门，接着我还要跑到台湾去吗？三哥说我的任务是将来，难道这个将来是在台湾？我去台湾能做什么？像大姐他们那样吗？日寇占领期间，大姐和姐夫曾经潜伏在厦门从事地下工作，姐夫失踪前是台湾地下党人，还有父亲，他更传奇，有一条“钱以未连线”。也许我应该循着他们的脚印继续前进，去我父亲的家乡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建立起一条“钱玉凤连线”，为了我们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