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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俊杰刚从江阴要塞奉调台湾，先到厦门省亲会友，另外还有点事情要办。大姐告诉他：“阿勇也调到泉州了。”
颜俊杰已经去泉州见过大哥钱勇。他从大哥那里打听到大姐的情况，打算回厦就去上门，没想到这么巧，在码头上见到了。
大姐说：“我跟主任长官到漳州出差。咱们回头见。”
匆匆一遇，时间地点都不合适，没法多说话，两人告别。大姐眼尖，注意到颜俊杰笔挺军服的右肩上有一块灰迹，她不假思索，当即抬手一拍，把那块灰迹拍掉。
“收拾清楚点。”她说。
大姐上了吉普车。颜俊杰站在渡口一动不动，看着吉普车离去。
主任判断道：“钱参谋跟这个故人不寻常。”
“主任好眼力。我当过人家小媳妇呢。”
“是吗！”
大姐笑：“不算数的。小时候过家家。”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大姐没再多说。
从渡口往漳州的路程不算太长，路况不好，弯曲狭窄，坑坑洼洼，上坡下坡很多。还好汽车不多，路上的主要车辆是牛车和独轮车，也有人骑着载货自行车穿梭来去。开汽车走陆路比坐客轮走水路省时间，十一点出头他们就到了漳州。在旅店安顿下来后，大姐提出她得先出去安排事务，主任答应了。
大姐匆匆出门，却不是去找供货商，七拐八拐，进了一条小街，这里有一家花生油铺。大姐进油铺时，柜台后边只有一个伙计，拿着块抹布在抹桌子。
大姐问：“王掌柜在吗？”
伙计说：“掌柜的出去了。”
“到后边告诉他，龙岩有人找。”
“他不在啊。”
大姐指了指柜台后边的一扇门：“在后头。”
伙计抓着手中的抹布转身从那扇门走进后室。
油铺里弥漫着花生油香，柜台上油迹斑斑。有一架打油机放置在柜台边，机器上有一把钢制刻度尺，尺上安着一个活动卡子，连着打油泵。顾客要买几两油，伙计就把活动卡子移到刻度尺上相应位置，再把卡子一压到底，让油泵把花生油从油桶里压出来，通过打油机上的油嘴注到顾客的油瓶里。此刻油嘴空闲，没有谁在柜台打油。中午吃饭时分油铺生意冷清，除了大姐，没有其他顾客。
只一眨眼工夫，伙计从那扇门出来了：“这边请。”
大姐跟着他走进油铺后院。小院子中有个小天井，四周有几间房子，分别为库房、卧室和账房，正中是一个小厅，摆有一张方桌，四张把椅。
王掌柜请大姐坐在桌旁，这是个中年男子。
“请问从哪里来？”
大姐说：“从龙岩来。”
“到哪里去？”
“到乌山去。”
“去乌山干什么？”
“买水晶。”
掌柜的不说话了，给大姐倒了杯茶。
“你是谁？”他忽然问，“我不知道你。”
大姐说：“你知道的那个人来不了。我代替他。”
掌柜的当即警觉：“出事了？”
“现在还好。”
掌柜的看看大姐背的挎包：“东西带来了？”
大姐点点头。
“不会吧。”掌柜面露惊讶，“是这个？”
大姐不动声色：“不是。”
她告诉王掌柜东西眼下不在她身上，她先来看看，接着再送过来。王掌柜提出如果不方便，他可以派人去取。大姐没同意，说还是她自己送吧。
“东西很要紧。”掌柜说，“多加小心。”
大姐离开油铺。出门时她注意了一下周边，油铺所在小街窄小弯曲，地板是石条铺砌，两边房屋都显老旧，油铺斜对面有一个爆米花匠坐在街边石条上摇爆机，几个小孩围着看热闹。另一侧有一个补锅匠在补铁锅，身边也围着一堆小孩。街面上的情况基本正常，没有显出异样。
大姐回到旅馆，主任和小陈已经吃过饭了。
“事办好了？”主任问。
大姐回答：“看来没问题。”
“赶紧吃。”主任吩咐，“下午行动。”
当天下午，主任和大姐坐着吉普在漳州城区跑，前往各相关货栈看货洽商，整整跑了一个下午。当晚一个供货商请主任吃饭，宴设当地一家著名牛肉馆。饭后安排听戏，去的是风月场所。大姐向主任告假，称要到大舅家看看。主任摆一摆手：“去吧。”
大姐在街上买了一包酱鸭肉带去大舅家，那只分量不轻、形迹可疑、据称藏有砖头准备帮助大舅修猪圈的大皮箱却丢在旅馆里。
大舅不在家。舅妈说大舅去了溪尾，溪尾村在城外距家十里路的地方。大舅家有一个大院子，房间不少，却很破败。大舅家祖上曾是大户，拥有良田百亩和大片鱼塘。到了大舅的上一辈开始破败，祖业基本扫光，家道中落。到了大舅这一辈则以小生意为生，经营一间杂货铺，还推个车在周边乡间行商卖货。大舅有个弟弟，在上海当轮船公司雇员，多年不归。大舅生有两个女儿，大的一个嫁到溪尾乡下，女婿是当地大户人家，二女儿招了上门女婿，在家帮父母打点杂货铺生意。大姐上门这天，大舅到溪尾一带卖货，晚间住女婿那里，临走前曾告诉舅妈可能会多住几天。
大姐点头：“那就算了。”
嘴说算了，实际不是。当晚回旅店休息，第二天她早早动身出门，让司机小陈开车送她到溪尾村，两人没有惊动主任。主任昨晚应酬，吃饭玩耍，彻夜劳累，直到凌晨才回到旅店。按照通常情况，他要睡到中午吃饭，有事下午才办，因此今天上午没有安排事务，可供大姐利用。大姐在漳州读师范时住在大舅家，对这一带很熟悉。大舅的大女儿嫁人后，大姐去过表姐婆家，知道在哪个角落。他们顺牛车路，走河堤，七拐八弯到了溪尾村。这个村在漳州西南方向，靠近圆山之处。当地人管圆山叫“黄山”，有民谚称“黄山十八面”，说的是这座山从不同角度看形状不一。从市区看它凸起于平地，呈等腰三角形状坐落于西方，周边小山小岭衬托，鹤立鸡群，雄浑阔大。到了溪尾村这里，圆山近在村南，形状变成尖峭，不像市区远观那么壮阔，却显出险峻，有一条溪流从村子与山岭间流过。
小陈把吉普车停在村后山边一座小庙旁。牛车道只开到这里，往下是村中小巷，开不了车。乡野地方，车不能丢着不管，大姐让小陈守在车上，自己独自进村。“去一小会儿，不会久。”她告诉小陈。
“钱参谋不必急。”小陈说。
大姐四处张望，而后进村。
她在表姐家见到大舅。大舅很吃惊：“阿凤跑这里做什么？”
大姐开门见山：“找大舅有事。”
大姐的事情让大舅感觉更突然：她打听母亲的丈夫，我们父亲的名字。除了钱以未之外，父亲是否还用过其他名字？
“怎么忽然问起这个？”大舅不解。
大姐解释，吴春河眼下在台湾谋生，她交代他在台湾找一找父亲的下落。吴春河四处打听，查无结果。旧历四月二十那天家中做节，有个陌生人上门，突然提起父亲，隐隐约约，似乎知道些情况。陌生人提到隐姓埋名、改名换姓，让她心有所动。她这人性子急，拖不得事，所以借出差之机跑来问大舅。
“为什么不向那个人问明白？”大舅问。
没法问。陌生人来者不善。
“你父亲的事你妈最清楚。”
“大舅知道，不能跟她提。”
大舅对父亲了解也不多。父亲跟大舅一家人本无关系，只因从台湾流落大陆，租住外公家房子，才进了大舅家门。如果不是大舅家境败落，不得不出租房子，也不会有后来那些事。当时没人想到母亲会跟这个房客好上，不顾家人反对，跟着一起跑了。
“那些事我知道，都过去了。”大姐说。
大舅记得当年父亲有时像个阔少爷，有时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父亲有一张照片，是在台湾一所教会学院读大学时照的，照片上他穿制服，戴一顶帽子，打扮得像日本人。其实他是个反日分子，日本人要抓他，他在台湾待不下去了，才跑到大陆这边。当年在漳州的台湾仔很多，多是因为反对日本统治给赶出来的。台湾仔在大陆这边反日，跟本地人一起搞，搞来搞去又跟共产党活动搞在一起。可能因为担心连累家人，很多跑过来的台湾仔都用了化名。父亲在漳州叫钱以未，当时常写成“乙未”，台湾仔常叫他“亚清”，可能他在台湾叫那个。当年还有一个台湾仔叫“阿文”，真名是什么不知道，跟父亲关系最好，那个人也会刻字，常跟父亲一起在家里磨石头。后来跟父亲一起中枪，给打死了。
“中枪那件事当时闹得很大吗？”大姐问。
非常轰动，据说是日本浪人跟地方当局勾结干的。五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开会，其中三个台湾仔。一伙人突然闯进门开枪打，全部打倒在地，三人当场身亡，两人重伤。重伤的两人中，有一个伤到右胸，抬到教会医院时还能说话，比父亲情况好很多。父亲脑门上中了一枪，脑浆都出来了，人已经濒临死亡，只剩一口气。医生让母亲准备棺材，断定父亲活不过当晚。结果伤轻的人死了，父亲却醒了过来。“他命大。”大舅说，“就像猫。”
本地俗话称猫有九命，大舅说父亲也有九命。大姐觉得不全是命，有时候一个人活下来而另一个人死了，只因为求生意愿有别。一个人拼命想活下去，应当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活下去的理由。
看过大舅，问过事情，大姐匆匆起身告辞。表姐夫在村里是个富户，宅子相当大，门口有一口池塘，塘边种着龙眼树。那天有风，龙眼树上的树叶让风刮得哗哗响，还有狗在门外汪汪叫，让大姐坐卧不宁。
出门前大姐问：“大舅知道四月二十有什么来历吗？”
大舅茫然，他不知道这一天有什么特别。
从大舅家出来后，大姐快步穿过村巷往村后小庙走。村子里很安静，农人们还在田间劳作，一些人家的屋顶烟囱升起炊烟，有小孩在巷子里窜来窜去，偶尔停下来，好奇地打量陌生人。大姐走过一个拐弯口，一旁突然闪出一个农人打扮的青年男子，扛一把锄头，大步流星，挡在前头堵住道路。大姐心觉有异，急忙收住脚步，左右观察，后边又闪出一个人，居然端着一支步枪。
“别吭声。”端枪的这位低声下令，“往前走。”
“你是谁？”大姐站住不动。
“别问。跟上。”
男子手中是一支旧式汉阳造，走在前头的男子持农具，只能在近距离内发挥作用。大姐身上没有武器，以一个弱女子之力，很难与两个强壮男子相搏，无法硬拼。
她没出声，在枪口的逼迫下跟着前边那人快步走，几分钟后他们走到村后小庙旁。吉普车还停在原地，有两个小男孩爬在车头玩，司机小陈却不见了。大姐被押进庙里，庙门关上，大姐这才看到小陈坐在天井边，已经给捆绑起来。
这里另有两个人，一个矮个儿年轻人持步枪，另一个个子高，年纪大点，拿着一把驳壳枪。大姐瞄了一眼，应当是小陈那支手枪，被他们缴了。大姐到溪尾村找大舅，穿的是便服，小陈却是一身军装，敢把国军军人抓住缴械，会是什么人呢？
大姐没待对方发问，突然主动出击，向高个子发问：“这里你负责？”
高个子不动声色：“你们什么人？”
“自己人。”大姐说，“同志。”
那几个人面面相觑，非常意外。
“我们有任务。”大姐说。
大姐知道溪尾村靠近闽南游击区，有共产党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