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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个人面面相觑，非常意外。
“我们有任务。”大姐说。
大姐知道溪尾村靠近闽南游击区，有共产党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今天她让小陈开车送她过来，说是走亲戚，其实还想跟游击队接上头。她告诉他们有重要事情需要跟游击队的上级领导联系，比较紧急，请这位负责同志赶紧帮助联络。“什么事情？”对方问。
大姐表示她不能多说，见到上级领导才能讲。
那几人交换眼色。大姐指着小陈，让他们解开绳子，自己的同志怎么能这样捆起来？哪怕不是自己同志，解放军优待俘虏，游击队也一样。司机只是士兵，不是军官，不是反动派，何况他还是自己的同志。
矮个子年轻人分辩：“让他缴枪，他不听。”
“他不知道是自己人。”
“你说是就是？”高个子比较警惕。
“带我们去见你们上级。”大姐说。
尽管对大姐的话不一定相信，他们还是把小陈的绳子解了。毕竟他们人多，而且有武器，大姐小陈两个人赤手空拳，不构成威胁。
大姐问高个子可以带他们去见上级吗？高个子说他们要先报告一下。大姐说情况紧急，迟了只怕会出事。
“到底是什么事？”
大姐问小陈：“车上东西在吗？”
小陈语焉不详：“他们搜过车了。”
高个子追问：“什么东西？”
“情报。哎哟，你们不要搞掉了！”
情报很要紧，牵涉到反动派下一阶段“清剿”的新部署。为这份情报已经牺牲了同志，可不敢在这里搞丢。几位陌生同志不清楚情况，搜查时是不是漏了？不会以为没用，随便扔了吧？会不会让小孩拾走了？赶紧去看一看，也许还能找回来。
高个子说：“走。”
他们俩被押出那座庙，回到吉普车边。两个爬在车头上玩的小孩看到大人来了，跳下车站在一旁看热闹。两个孩子都小，其中一个还穿着开裆裤。大姐打开驾驶室门上车找情报，小陈留在车下，被对方的枪口死死看着。他们并没有轻信大姐的言辞。
大姐在驾驶座没找到东西，她跳下车，绕过车头，打开另一侧助手位车门。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小孩好奇，也跟了过来。大姐把后排车门打开，招呼孩子上车玩。她自己则站在车下，用力推开助手位的椅子。
椅子下边有一个储物柜，储物柜里放着一支小手枪，装在一个精巧的牛皮手枪套里。大姐通常不把枪带在身上，今天到村里找大舅，她把手枪放在座椅下储物柜中。不懂车的人很难想到座椅下边暗藏柜子，通常不会搜查那里。
大姐把手枪取出来。对方几个人一见她从车上下来，手上忽然有枪，顿感吃惊，几支枪口一起对准她。
“别误会。”大姐说，“枪给你们。”
矮个子年轻人接过枪，几个人一起伸头去看。手枪是银白色的，不像武器，倒像玩具，几位估计都没见过，一见不免好奇，啧啧有声。大姐则在一旁追问小陈：“档案袋呢？放哪里了？”
“我不知道啊。”
两个孩子突然“哇”地大哭起来：那吉普车居然自己顺着山坡悄无声息地开始滑动。车上孩子慌张，大呼小叫，车下玩小手枪的大人们这才注意到异常。
只有大姐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因为是她一手制造的。军用吉普停在山坡上，面对下坡路，小陈停车后关了刹车闸，找了一块破砖垫在车轮下，车辆不会自行滑动。大姐上驾驶室找东西时有意打开刹车闸，下车时又悄悄抬脚，把垫在吉普车前轮下的破砖踢掉，撤去保险手段。小孩在车上一晃，吉普车就给推动起来，顺坡而下，越滑越快。坡下有一个拐弯，道路左拐而去，不受控制的吉普车直冲而下，将坠入溪流。
意外突起，其他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大姐心里有数，她大喝：“车上有孩子！小陈快去刹车！”
小陈立刻向前冲去追赶吉普车，大姐跟上，对方几个人发怔，耽搁片刻，才不约而同开步追赶。吉普车尚未滑远，速度还不够快，可以追上。只一眨眼间，小陈冲到吉普车驾驶室旁，拉开车门蹿上车，随后大姐也赶到，上了后排，跟那两个小孩坐在一起，他们一起把车门关上了。
小陈没踩刹车，他开油门，发动机器，开足马力逃命。
对方在车后大喊，以开枪威胁，却没有射击，可能因为车上有村里的小孩。眨眼间吉普车转过山坡，大姐让小陈停车，把孩子放下车，再继续逃跑。
这时大姐才告诉小陈，昨天他们从厦门动身后，她心里一直感觉异样，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却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她脑子里总有一个人在晃，就是几天前小陈送她回家时在巷子口缠住他们的那个特务头头，姓柯的特派员。
“刚才这几个是他的人吗？”小陈疑惑。
“这几个倒可能真是游击队的。”大姐说。
赶回旅店时正好是中午，主任刚刚起床。
“猪圈修好了？”主任追问。
大姐笑笑，说大舅已经不养母猪，皮箱里的金砖不知往哪里送。
“发愁啥，拿来给我。”主任哈哈，“下午干什么？”
大姐报告，当天下午继续看货，晚上供货商还有饭局孝敬长官。
“没什么事吧？”主任问。
“平安无事。”
“今天这个日子不错。”主任说。
第一章 步步深陷
大姐。30岁。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参谋，上尉军官。
隐秘暗号
大姐是什么人？除了我熟悉的大姐头，她肯定另有一个面目，于我非常陌生。
我们家里，我最依赖大姐，大姐比我大十岁，我出世之后基本是在大姐的背上长大的。当年大姐自己也是一个女童，母亲把她当做童工使唤，让她成为我的专职保姆。母亲靠自己一双手打水洗衣，维持一家大小生活，从早到晚团团转，没有时间照料我，我这个小不点女孩被全权托付给大姐。大姐拖着两行鼻涕，承担起别人家母亲才承担的职责，给小不点喂米糊，换尿布，抱着哄着，出门把我绑在背上，睡觉时让我蜷在身边。从我懂事时起，大姐在我心中不只是大姐头，她有如母亲。
大姐还是我的老师。抗战初期，大姐在附近一所乡村小学教书，日本占领军横行霸道，学校内外都乱，大姐怕我荒废学业，特地把我从原先就读的小学转到她那里，跳一级插到她的年级，亲自教我。那几年我在学校里得管她叫“钱姓”，也就是“钱先生”“钱老师”，回家才能叫她大姐。在此之前我书读得稀里糊涂，直到成了大姐的学生才忽然开窍，被她调教出来。而后成绩一路上去，成了班上的尖子。
若干年后角色倒了过来，大姐的儿子亚明轮我抱着长大，从一岁直到三岁。大姐生下亚明是在抗战最后一年，当时她和姐夫还在永安。抗战胜利后她和姐夫回来了，一个肉团子一般带着股奶香的小男婴被她塞到我的手里：“澳妹你抱。”
我心甘情愿照料小外甥。大姐曾是我的全职保姆，此刻我只能算是兼职，在课余时间帮工。母亲年纪大了，不再做工，只在家里做家务。亚明是我们家头一个第三代的孩子，虽然姓吴不姓钱，却是男孩，得到母亲极大的看重和宠爱。只是她身体不好，手臂无力，已经不太抱得动孩子，通常是动嘴不动手，指挥我为亚明办这办那。抗战胜利之初大姐很忙。她是市政府雇员，而后进警备司令部穿上制服，天天要去上班，事情没完没了，早已不是当小学老师时的样子。不变的是她依然“紧性”，风风火火，说一不二。她回家后，我们家的主导权又从母亲手里转移到她手中，包括亚明的监护权。大姐总是想把他交到我的手里，不放心让母亲围着转。
“阿姆不要老是死啊活啊骂，小孩学粗了。”她说。
母亲很生气。
那一年冬天厦门特别冷，感冒大流行。亚明生病了，病相凶险，头天喉咙痛，第二天发高烧，接连三天不退，全家人急坏了。孩子送到医院住院，医生诊断是患了肺炎，狠下重手，开了最厉害的药，却未见有效，高烧稍微压下一点，转眼又冲上去，比用药前还高。小不点男孩受不了折腾，几天下来，整个人烧迷糊了，吃什么吐什么，从早到晚昏睡，奄奄一息。医生通知孩子病危，只怕不行了，家长要有心理准备。
那几天我请了假，天天守在医院里照顾小外甥。看着孩子饱受折磨，一点一点蔫下去，真是心如刀割，无法忍受。大姐更是焦虑万分，她在医院里跑来跑去，竭尽全力帮助儿子与病魔相搏，渡过难关。
有一件事让我匪夷所思：姐夫突然离开了厦门。
姐夫吴春河当时在厦门一家报馆做事，住在我们家里。姐夫有一副好脾气，他比大姐大不少岁，在家里却是个受气包。大姐什么时候不痛快了，动不动会朝他喊叫——这种秉性估计出自遗传，大姐跟我母亲最像。吴春河对大姐的喊叫从不当回事，你喊你的，他做他的，既不回嘴，也不误事，等大姐自己偃旗息鼓。姐夫这种本事让我很佩服，我思忖他要比我父亲能忍，父亲会不会是因为受不了母亲的脾气，这才离家不归？我知道大姐常对姐夫使性子，家里唯一能够管她的却还是姐夫，她其实很听姐夫的话，只不过不高兴了要吼几声而已。
亚明住院那几天，姐夫没少往医院跑，一来就摸亚明的额头，一张脸万分沉重，除此之外他帮不上什么忙。亚明病危的前一天黄昏，他匆匆赶到医院，看过孩子后，把大姐叫到外头去说话，我留在病房里。
我听到他们在外头吵了起来，隐隐约约，我听到姐夫提到了什么“任务”。大姐朝姐夫喊：“你去死！”
大姐不光脾气得自母亲，骂人也得自母亲真传。她把我吓坏了。
一会儿大姐走进病房，一言不发坐在亚明床边。姐夫跟了进来，什么话都没说，伸手摸摸亚明的额头，把他的小被子捂好，转身离开。出门前他把身上的皮衣脱下来，披在大姐身上，大姐负气一摇身子，皮衣滑落于地，他拾起来再披上去。
那天很冷。
姐夫就这么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去了台湾。
姐夫走后第二天，亚明高烧再起，昏迷不醒，身子开始抽搐，医生想尽办法，无能为力。当晚我陪大姐守在病房，大姐看着躺在床上无助的儿子，眼泪一串串落下来。她把亚明抱下床，捂在怀里，在病床边坐了一夜，不吃不喝，不说不睡，不听人劝，不让人帮，死死抱着儿子不放。
这孩子居然在她怀里挺了过来。
后来她告诉我，整整一夜她都在跟亚明说话，翻来覆去三个字：活下去。无论如何，她可以去死，亚明不能死。这么小的孩子，这么好的孩子，他应当过上好日子，决不能死在那前边。她还跟亚明讲林壮国，阿国头上挨了几大棍，肚子上被捅了一刀，死在她的怀里，那时她感觉天都塌了，她不想活了。亚明是乖孩子，千万别让她再受那个罪。亚明昏迷不醒，却与大姐心灵相通，他听到了，他很听话，终于撑住了。
次日下午亚明开始退烧，病情稳定下来。
大姐累得筋疲力尽，我让她去睡一觉，孩子由我来照顾，她同意了。离开病房前她把姐夫留下的皮衣披在我的身上。姐夫个子不高，我和大姐个头更小，他的皮衣穿在我们身上有如大衣，特别暖和。我把两手插进皮衣口袋，手指头摸到了一个小纸团。那纸团没什么特别，就是一张揉成一团的小纸头，打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