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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白，这些美国人说有冷锋将至，这不是在撒谎。在他快到“基辅”号时，海面上刮起一股冷风暴，往东北方向呼啸而去。在他快进入队列时，这两架“鹰”式飞机即往后退去。一个美国驾驶员迅捷地飞过来向他挥手告别，萨弗罗夫打手势向他还礼，他微微地点了点头。这两架“鹰”式飞机便双双向北返航了。
五分钟后，他降落在“基辅”号上，气得发白的脸色还没有缓过来。机轮刚一停止转动，他就跳到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迈着笨重的脚步去见他的中队长了。
克里姆林官
莫斯科市的地铁系统名不虚传。由于收费低廉，人们想到哪里去，几乎都可以乘坐这种现代化的、安全的、装饰华丽的电气铁路系统去。如果发生战争，这些地下隧道就能作为莫斯科居民的防空洞。这个第二用途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努力的结果。30年代中期开始建造时，他曾向斯大林建议深挖这些隧道。斯大林批准了这个建议。建设防空洞的考虑于是就提前了几十年：那时核裂变仅仅是一种理论，核聚变根本还没有想到过。
从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到旧机场的这条路线靠近克里姆林宫，在这条路线的一条支路上，工人们挖了一条隧道，后来这条隧道用一块10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堵塞隔断。这条隧道长100米，通过两座涡轮升降机与克里姆林宫相连。过去有段时期，这里曾成了紧急指挥中心，政治局从这里就能控制整个苏维埃帝国。这条隧道也是一条从莫斯科悄悄出走到小飞机场的捷径。政治局委员们可以从这个小飞机场飞往他们在日古利花岗岩巨石底下的最后退避处。对西方来说，这两个指挥所都已不是秘密，早已为人所知，而克格勃却满有把握地报告说，西方武库中的任何武器都休想穿透这两处把政治局与地面隔开的几百英尺厚的岩石。
这一事实并没有使海军上将尤里·伊里奇·帕多林感到多少慰藉。他现在正坐在一张10米长的会议桌的末端，面对着10名面孔严峻的政治局委员，这些就是作出战略决策影响着国家命运的内圈人物。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军官。军人要向这些人作汇报。坐在他左首的是海军上将谢尔盖·戈尔什科夫，他非常巧妙地摆脱了与那桩事的牵扯，甚至还出示了一封反对委派拉米乌斯指挥“红十月”号的信。帕多林作为总政治部主任，曾经成功地阻止了拉米乌斯的调动，他指出，戈尔什科夫提出的指挥候选人有时迟交党费，在正式会议上经常发表一些与他这一级军官身份不相称的意见。实际情况是，戈尔什科夫提出的候选人没有拉米乌斯干炼，戈尔什科夫是想让拉米乌斯担任他自己的作战参谋人员，而这一职位是拉米乌斯多年来一直避开，始终不愿去担任的。
党的总书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安德烈·纳尔莫诺夫把目光转向帕多林，面部毫无表情；他从未如此，除非他有意想表露，而这种情况是很难得有的。纳尔莫诺夫在安德罗波夫患心脏病期间就巳继承了他的职位。关于此事有过一些谣传，但是在苏联谣传是司空见惯的。自从贝利亚时代以来，就不曾有过保安头子如此接近权力的情况，党的高级官员们想要忘掉这件事，现在却再也忘不掉了。使克格勃就范花了一年时间。这是一项必要的措施，以保障党的高级官员的特权不被安德罗波夫集团拟定实行的改革所削弱。
纳尔莫诺夫是个出色的国家工作人员。他初露头角时是个工厂的管理人员，享有提前完成定额名气的工程师，一个有成绩的人。他利用自己和别人的才干稳步高升，飞黄腾达，对那些他必须报答的人给予报答，对那些可以忽视的人则不予理睬。他的共产党总书记的地位并不完全牢靠，因为他还刚开始管理党的事务，他所依靠的同事是个松垮的联盟关系，不是朋友，同这些人是交不上朋友的。他继承这把交椅是由于党机构内的各种制约关系，而不是由于他个人的才干。以后若干年内，他的地位还将依靠协商一致的办法，直到他的意志能主宰政策之时为止。
帕多林可以看到纳尔莫诺夫的黑眼晴由于抽烟而发红。这地下的通风设备从未正常运转过。总书记从会议桌的另一头瞟着帕多林，在决定该说些什么，说哪些会使这个集团的成员们、这十个年老、冷漠的人感到满意的话。
“将军同志，”他冷冷地开了腔。“我们已从艾尔什科夫同志那里听到，有可能找到和摧毁这艘叛逃的潜艇，能够阻止它最后犯下难以想象的罪行。我们是不满意的，但是把我们这艘最宝贵的潜艇交给了这个混蛋指挥，这是个天大的判断错误，对此我们也很不满意。同志，现在我想从你这里知道的是，艇上的政委出了什么事，你那里到底采取了什么安全措施来防止这种丑事发生！”
从纳尔莫诺夫的声音里听不出有什么恐惧，但帕多林知道，他心里肯定存在着。那些希望另一个人坐主席这把交椅的人到头来可能把这个“天大的错误”安到这位主席的头上——除非他真有办法使自己摆脱。如果这意味着要帕多林的皮，那可就是这位将军的难题了。纳尔莫诺夫以前是剥过人皮的。
帕多林几天来已为此作好准备。他曾经历过连续几个月的紧张战斗，也同几艘舰艇一起下沉过，但都能死里逃生。如果说他的身体现在较为弱，可他的意志却不减当年。不管他的命运如何，帕多林已决心不失尊严地去面对这一切。他想，如果他们认为我是个傻瓜，那我将是个英勇无畏的傻瓜。不管怎么样，他已生无所求，死不足惜。“总书记同志。”他开口说道，“‘红十月’号上的政治军官是伊万·尤里耶维奇·普廷上校，他是一个坚定、忠诚的党员。我简直不能相信……”
“帕多林同志，”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打断说。“我们姑且认为，你也不能相信拉米乌斯这个家伙会有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变节行为。难道你现在还期望我们相信你对这个人的判断吗？”
“最令人不安的是，”党的理论家米哈伊尔·亚历克山德罗夫补充说，他代替了已故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在纯洁党的理论方面甚至比那个已故者更为坚定，“总政治部对这个叛徒怎么会如此容忍。这简直令人吃惊，尤其是他处心积虑地要在整个潜艇部队里建立他的个人崇拜，甚至在政治权力方面看来也是如此。你现在可耻地一心想要忽略这个显然是背离党的政策的问题，这样看来，你作出的判断是不会非常合理的。”
“同志们，你们的指责是对的。说我批准拉米乌斯任舰长犯了严重错误，还有我们同意让他来挑选大多数‘红十月’号的高级军官。但也要看到，几年前我们就是决定这样做的，让军官在一艘舰艇上服役多年，并给舰长很大权力来行使其指责。这是个业务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我们已经考虑过这一点，”纳尔莫诺夫回答说。“的确如此，这件事上该受谴责的不止一个人。”戈尔什科夫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担这句话的意思十分清楚：他使自己摆脱这件丑闻的努力已告矢败。纳尔莫诺夫为支撑自己的交椅，并不在乎要多少人的脑袋。
“主席同志，”戈尔什科夫提出异议，“舰队的效率……”
“效率？”亚厉克山德罗夫说，“效率嘛，这个半立陶宛人倒是非常有效地利用了他所挑选的军官在戏弄我们的舰队，弄得其他舰艇就象刚被阉割的牲口一样到处乱蹿。”亚历克山德罗夫指的是他最初在国营农场干的工作。人们一般认为，位居首席理论家的人，要有个象样的早期经历，而有这样经历的人在莫斯科多如牛毛。可是政治局不能没有他或象他这样的人。意识形态的头头总是左右局面的重要人物。那么现在撇开他自己的看法不说，他该站在哪一边呢？
“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普廷被害了，”帕多林继续说。“军官中只有他留有妻室儿女。”
“那是另一个问题，将军同志。”纳尔莫诺夫抓住这个话题说，“为什么那些官兵中没有一个结过婚呢？难道这不说明问题吗？我们政治局委员一定要事必躬亲吗？你们自己不能好好想想吗？”
帕多林心想，好象就是你要我们这样做的。“总书记同志，我们大多数潜艇指挥官都喜欢在军官餐室里看到年轻、来婚的军官。执行海上任务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单身汉不会分心。况且艇上的高级军官个个都是有很好声望和可嘉履历的共产党员。拉米乌斯奸诈不可靠，这现在谁也不否认。我也乐于亲手宰了这个狗娘养的——但是他欺骗的好人不止我们在座的几个。”
“的确如此，”亚历克山德罗夫说道。“现在我们已陷入这种困境，怎样摆脱呢？”
帕多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一直在等着这句问话。“同志们，我们还有一个人在‘红十月’号上，不论是普廷，还是拉米乌斯舰长，都不知道，他是总政治部的一个暗探。”
“什么？”戈尔什科夫问道。“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
“亚历克山德罗夫笑了。“这是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件聪明事。说下去。”
“此人以士兵身份作掩护，他绕过所有的业务渠道和政治渠道，直接向我们报告。他的名字叫伊果尔。洛杰诺夫，今年24岁，是一个……”
“24岁！”纳尔莫诺夫喊道。“你居然把这一重任委托给一个孩子？”
“同志，洛杰诺夫的任务是混入应征入伍的水兵中，偷听他们的谈话，识别可能的叛徒、间谍和破坏者。他看上去确实还较年轻，他要和年轻人一起服役，他本人必须年轻。实际上他是基辅培养政治军官的高级海军学校毕业生，也是军事情报总局情报学院的毕业生。他是喀山列宁钢铁厂厂长阿卡迪。伊万诺维奇·洛杰诺夫的儿子。你们这里许多人都认识他父亲。”纳尔莫诺夫也和其他人一样点了点头，眼里闪现出感兴趣的神色。“只有很少几个优秀分子才被选上担任这种任务。我本人曾亲自找他面谈过。他历史清白，无疑是个爱国者。”
“我认识他父亲，”纳尔莫诺夫肯定地说。“阿卡迪·伊万诺维奇是个可尊敬的人，他培养了几个好儿子。给这孩子的命令是什么？”
“总书记同志，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平时的任务就是监视那些水兵，汇报他所看到的情况。他做这件工作已有两年了，他很善于做这种事。他不向艇上的政委汇报，只向莫斯科或者我的一名代表汇报。情况真正紧急时，他才将接受的命令向政委传达。如果普廷活着——同志们，我不相信他还活着——他可能会参与这项阴谋，那么，洛杰诺夫就会知道，就不会向他传达了。因此，情况真正紧急时，给他的命令就是毁艇逃生。”
“这可能吗？”纳尔莫诺夫问。“戈尔什科夫，你说呢？”
“同志们，我们所有的舰艇，尤其是潜艇，都载有能把本身炸沉的烈性炸药。”
“遗憾得很，”帕多林说，“一般地都不装有引信，而且只有舰长才能引爆。自从‘前哨’号导弹驱逐舰发生事故以来，我们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