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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里面传来了一个被烟熏坏了的嗓音。
袁建国开了门，我们看到一个人横躺在床上，穿着米黄色的睡衣，双眼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为了防止刺激到他，这间房空无一物，而四壁也被粉刷上了天蓝色的柔和的油漆。刘定伟浑身戴着一个密不透风的罩子，还有一顶帽子，除了一双眼睛，几乎看不到任何皮肤。
他看了看我们，目光无神，然后像个僵尸似的，毫无感情色彩地又把头转了过去，直直地盯着对面的墙。
看到眼前的情景，我在想，袁建国一定会十分厌恶我们屡次造访吧？
躺在床上的刘定伟，是一个对生命失去信心的人，他游走在崩溃的边缘，袁建国就像用一根纤细的绳子拉住他沉重的身躯，一点点把他拉回悬崖，这其中容不得任何闪失，一阵微风或者心猿意马都可能让刘定伟再次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我们显然是来破坏这一切的。每一次提起黄玉芬，都有可能是在他原本就冰凉的心上浇上一盆冰水。
袁建国介绍了我，可我却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开场，我看着已形同废人的刘定伟，想了一会儿，却冒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你住得还习惯吧？”
刘定伟奇怪地看着我，他的整张脸都被隐藏在罩子底下，只有眼睛还转动着，淡淡地说：“习惯。”
“我来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有关黄玉芬，也就是你妻子的情况。”
一阵沉默。刘定伟继续看着我，好像是想从我的脸上看出端倪，随后不耐烦地说：“警察不是已经来过很多遍了吗？还有，”他纠正道，“是前妻，我和她有好多年没见过了。”
“嗯，有点儿新情况。”我柔和地说道，“你也别太紧张，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她的情况。”
我的心里有点儿紧张，在此之前我没想过刘定伟的现状，照他现在这个样子，即使不愿意提起过往，我也是能够理解的。
“又是来了解她杀人的是吧？”刘定伟突然自己说道。
我愣了愣，解释道：“这次我们又有了些新线索，关于一个拐卖儿童团伙，所以就——”我随便编了一个理由，“原来的事情我不太清楚，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知道一些关于你跟她之间的事儿。”
“我跟她之间的事儿？比如？”
“比如说——”我又不知道该如何接下去了，李舒然只让我来找刘定伟，但没说找到他之后该怎么做，我又看了看他，还是决定从头开始了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原先我以为他会提出一些质疑，如果是我半身不遂地躺在床上，还要我接二连三地提起过往的伤心事儿，我也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他再次闭上了嘴，双眼茫然地看着前方，约莫半分钟的时间，转过头来：“有烟吗？”
“什么？”
“你不应该抽烟，对身体不好。”袁建国插话进来，他的语气中带有不满。我看看院长，又看看刘定伟，最后又望向院长。
“好吧！”袁建国叹了口气，无奈地耸耸肩，“就一支。”说完转身出了门。
我赶忙从口袋里掏出烟来，抽出一支递给从床上坐起来的刘定伟，他把枕头横靠在床头，让自己有个更舒服的坐姿，吸了一口我为他点上的中华，不自然地咳嗽了一阵，笑笑：“很久不抽了，院长不让。我和她是在医院认识的。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我安静地听着，听着刘定伟接着往下说。
大概是在15年前，或者更遥远的时刻，刘定伟在乡里的中学毕业，来到了这座城市。那时候他还年轻，前头没有出路，除了把体力和汗水无休止地消耗在贪婪的土地上，没有更好的选择。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致命的。好在时代不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在那个时候再度开始，无数农村的年轻人涌向城市。这股潮流就像无以抵抗的海啸，将刘定伟卷了进来。
和大部分刚进城的青年一样，他吃苦耐劳、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这些经历都已经不值得拿出来炫耀了，当所有的人都在经历同样的事情时，即使这是一个悲剧，也会在麻木中自认为它合理起来。
“我搓过煤，扛过煤气罐，在大冬天跳进结冰的河里捞过淤泥，在三伏天浇过柏油路，反正能吃的苦都已经吃过了，有时候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活在新中国。”刘定伟藏在罩子后面一句一顿地说着，他的发音被罩子挡着，我必须竖起耳朵才能弄明白他在说些什么。
“我睡过马路，钻过地道，在自行车棚里过夜，晚上冷的时候，就偷别人晾在外面的衣服盖在身上取暖，我记得有一次冷得实在吃不消了，偷了三条挂在外面的短裤套在头上。”刘定伟笑笑，额头皱了起来，以一种自嘲的情绪述说过往。他说的这些和我要知道的无甚关系，更像是在倾诉自己的艰苦。
“我在火车站的地道里遇到一个贵州人，”刘定伟接着说道，“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快饿死了。他刚从收容院里出来，卖了几个月的苦力，他脸色苍白，疲惫地坐在地道的消防栓边上，身上盖着一条已分辨不出颜色的薄毯子。我记得是在晚上十点多钟，我没地方可去，就坐到他的身边。”
我皱了皱眉头：“然后呢？”
“别急，你先听我说。”刘定伟有条不紊地回答道。
“我和那个贵州人聊了起来，他说他已经出来五年多了，之前一直以捡破烂为生，他把手臂伸出来给我看，手腕处有很深的几道红印子，他解释说是戴手铐戴的。然后掀开了毯子，他右腿小腿安着一个简易的钢架，原来是个瘸子，是在收容所里被打瘸的。”
“哦，是吗，真可怜！”我的心被触动了一下，就像猛然间被针尖刺中神经，我一直等着他说黄玉芬的事儿，以期找到入口，未料在他述说往事的时候，就一下子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没错，管文明就是贵州人，也是个瘸子。我盯着刘定伟，没作过多的反应，我还吃不准他的意图，吃不准他这是故意还是一不留神才带出来的信息，我保持着镇定。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顿了顿，看我没有提问，接着说道：“我带他出地道去吃包子，我身上还有几十块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饿死，事情就是在买包子的路上发生的。”
刘定伟和那个贵州人走出地道，寻找黑暗中还闪亮着的灯光，这一排是琳琅满目的橱窗，夜晚依然绽放出耀人的光芒，动辄数千元的价格，昭示着门前的这条宽阔道路不属于他们。即使这里有吃的，刘定伟口袋里的几十块钱，也不足以支付坐下来需要的勇气。
贵州人比刘定伟要更熟悉这个城市，带着他走街串巷去往另一个地界，据说那儿能用低廉的价格填饱肚子。他们越走越偏僻，路上没有行人，贵州人带他走进了一个昏暗的小巷子。没走两步，就发现更深处亮起了点点红光。
一群不明身份的少年正躲在巷子里抽烟。贵州人比刘定伟有经验，他明显放慢了脚步，刘定伟还傻乎乎地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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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上这儿来！”
巷子里的少年对他们说着。刘定伟还在继续，被贵州人拉了一把才反应过来，两个人撒腿就跑。身后传来凌乱的脚步声。
虽然贵州人跑在前面，而且更知道被那些少年追上的后果，但毕竟他腿不是很方便，没跑两步就被刘定伟超了出去。刘定伟心想如果跑出巷子的话，他们应该就不会那么嚣张了吧。他不停地跑。
“那次确实是怕了，”刘定伟说着，“我跑出巷子来到了大街上，原本以为安全了，可以松下一口气了，没想到那帮少年没有放弃，一直追了出来，我看见他们手上举着刀，就是那种中学生的卡尺磨成的长刀，一刀砍在了他的右手臂上。”刘定伟又顿了顿，似乎在强调某种东西，“至此之后，他就改成左撇子了。”
刘定伟顿了一顿，见我仍然没作出反应，继续说了下去。虽说他和贵州人只有一面之缘，可不知那天受了什么指使，刘定伟阴差阳错地停住了脚步，居然转身又冲了回去。那帮少年人多势众，而且下手凶狠，即使刘定伟有粗壮的身板，还是以彻底失败作为这场斗殴的告终。
身上仅有的几十块钱被抢走了，反回来冲入少年中的刘定伟，被激起了更凶狠的殴打，他的小腹部被尖锐的刀器划破了一道口子。
“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快要死了，血流了一地，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血，而且还是自己的。”刘定伟猛地吸了一口烟，呛得直咳嗽，“要不是那个贵州人，没准儿我已经死了。”
贵州人没有忘记刘定伟的义气，没有抛弃他，而是把刘定伟驮到了医院里。
“所以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谁能想到，就是因为挨了那顿打，就让我时来运转了呢！”刘定伟眼中顿时充满了光芒。
黄玉芬不是刘定伟的救命恩人，但在他眼里已经等同救命恩人了。黄玉芬是那晚的值班护士，刘定伟身无分文，生怕惹上麻烦的贵州人把他丢在医院门口之后，没了踪影。没钱没身份的刘定伟，就像盲流一样被丢在了医院大厅。刘定伟伤口血淌不止，稍微耽搁一时半会儿就会性命难保。
在急诊室值班的黄玉芬，做主收下了他，让刘定伟捡回了一条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刘定伟不知道如何感谢这个长他几岁的救命恩人，他没有钱，在医院的怜悯用完之前，他随时都有被扫地出门的危险。好在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颤颤巍巍中，刘定伟安全度过了他的疗伤阶段，直到再次像牛犊一样站了起来。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有没有想过在医院找一份工作？”黄玉芬问道。
就这样，刘定伟遇到了他生命中第一个贵人。至此为止，刘定伟都分不清楚黄玉芬是一见他就爱上了这个农村的小伙儿，还是从可怜慢慢地对他产生了好感。刘定伟找到有生以来第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医院帮忙抬尸体。
“我总以为自己从农村出来，见惯也听惯了那些稀奇古怪的事儿。但当真到了每天摸尸体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儿寒的。我总是努力让自己克服这些恐惧，当然也就是因为这个职业每个人都捏着鼻子绕道走，才让我一直平安地干了下去。”
时间一长，刘定伟的恐惧感也就慢慢消失了，医院的停尸房在主楼西侧二百米的地方，是个躲在医院深处的红砖墙平房，医院的其他管理员平时都不在那儿待着，有尸体的时候才去停尸房工作。刘定伟没有家，况且他觉得也没必要花钱租个房子，于是就在装尸体的冰柜旁安了身。一张木头床，一个煤油炉子，这反而让刘定伟觉得有了家的感觉。
到了晚上，他就和尸体一起平躺在这个房间里，虽然有很多房客，可区别在于，当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只有刘定伟还能从睡梦中醒来。病人去世可不会有休息日，他们不会在乎刘定伟是不是正在休息或者身体不舒服，往往说来就来，电话一响，不管是寒冬还是酷暑，刘定伟都得套上工作衣，到抢救室或病房，在家属的悲痛中，把尸体装上车，然后把他们带回“家”。
每到这个时候，刘定伟总是很体恤地站在门外等着，失去亲人的家属总要有个过渡的阶段。他们要开始抑扬顿挫地哭诉，刘定伟安静地在门外听着，听着那些哭泣和嘴里含糊的喊声。
“其实最好不要在死人的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