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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背上包，夺路而逃，直跑到咖啡店门口，气味不那么浓烈了。我走进去，咖啡女孩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看报纸，活像退休老干部。她向我解释，看报纸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本地新闻，例如无名尸体之类的，那可能是店老板。
“这不太可能。”我说。
“两个月没发工资，人也不出现，最近一个礼拜连电话都打不通了。死掉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啊。”
“谁会去杀一个负债累累的咖啡店老板呢？疯了。”
说起咖啡店老板，我记得是一个长发、前秃的男人，一年四季戴一根很粗的金项链，粗得简直离谱。我一直期待着金粉脱落，看到里面是黄铜打底的，两年过去了，可以确认是纯金的。咖啡女孩恰好也想到了金项链，说：“就为那根项链，被人劫道，抢光了杀死在路边，有可能吧？”
“尸体很快就会被找到的。”
“晤，”她托着腮说，“可能被扔到河里去了呢。”
“一个礼拜了，也该漂起来了。”
“碎尸了？”
“就为一根金项链？”
“你对杀人还挺在行的。”
“我杀过人，哈哈。”我说，“放点音乐吧。”
“听什么？”
“继续你的《OK puter》。”
“说实话，听腻了。”我从书包里拿出Lush乐队的《love life》，递给她。她翻看了一下，问我：“这就是你寒假跑到南京去淘来的？”
我说：“可不容易呢，跑到南京，在很冷的旅馆里一个人过春节，车票全都卖空了，想去哪儿都不成。大年初一搭了一辆长途汽车回到T市，唯一的收获就是这唱片，一次买了两张。”
她把唱片递还给我。
“很一般的乐队，绝不如Radiohead。”
“并不见得就必须钟爱最经典的那一个。”我说，“不放？”
“店里的规矩，不放客人提供的任何音乐。”
“以前的规矩，现在都快停业了，眼看就要改头换面。”
“规矩就是规矩，记住了，咖啡店女招待说的话，总有她自己的道理，类似隐蔽的真理。”
我无话可说，音乐也没有，走回沙发那儿，继续瘫坐着。她分给我一叠报纸，我看着本地新闻，问：“有没有关于敲头杀手的新闻？就是拿榔头敲人的那种。”
“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了。”
“最近又出现了，就在我们学校，有人半夜闯到女生宿舍，躲在女厕所里敲昏了一个女生，欲行非礼，结果被发现了。”
“抓住了吗？”
“没有，跑得那叫一个快啊，”我用手比划了一下，“这么大个儿的木榔头，敲女生脑袋。”
“禽兽啊。”
“所以特别提醒你，没事早点打烊回家，最近这一带不太平。什么发财狂，露阴癖啦，恋物癖啦，尾行啦，我都见识过。有些比较温和，但敲头肯定是危险的。”
“这也有一个概率问题吧，不一定撞得上。”
“统计表明，只要你不够谨慎，撞上变态的概率就会以几何倍数增加。某种情况下简直是必然会遇到的。”
“具体来说？”
“这就说不清楚了，杀手各有各的习惯。不过，单身女性，无人的小巷，深夜，似乎是必要条件。有时候一些小举措会引起杀手的欲望，比如你正好穿了一双红鞋啊，戴了一条蓝围巾啊，这就是充分条件。”
“只要有那口井，就一定会有人推你到井里，是不是这个意思？”她举着报纸，闲闲地说。
“正解。”我说。
直到黄昏，她说她得出去一会儿，让我在店里等她。我说没问题，等她。
她不在时，我往唱机里放进《Love life》，第一首歌“Lady killers”，欢快极了。依序听下去，我靠在沙发上慢慢地喝茶，觉得这样也不坏。这张唱片我始终是用耳机听的，头一次在音箱中播放，在无人的咖啡店里，有点像裸奔于阳光下的孤岛，既安全又惬意。我从书架上抽出托洛茨基自传随手翻看，这本书已经被我翻了很多遍，因为足够厚，从来都没有按顺序阅读过，从来都是跳着看，看了两年多，有关托洛茨基的生平和他的个人感悟都是支离破碎的。
翻开一页。托洛茨基说，他可以预料到革命的走向却无法预料到自己会在冬天打野鸭的时候冻伤了脚。我有点发愣，扣上书，放回原处。又想是不是该把这本书偷回去，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托洛茨基的人生早就归于尘土，斯大林也归于尘土，连同整个苏联帝国，这其中已无任何可资学习的人生经验，甚至错误的部分也不能称之为教训，仅仅是一种错误而已。
就像一口井的存在。
仓库区
一九九八年，七起连环敲头案的凶手被擒。齐娜把各类传闻综合了一下得出如下结论：他先是在铁道附近敲昏了一个过路女工，在东边新村里敲了一个女中学生，又把工学院的校花活活敲死，之后的四次，敲的都是下中班回家的外来妹，都是重伤，据说有一个至今还躺在医院里，已经是植物人了。当然，这些都可能是冰山一角，连环杀手的作案次数常常无法得到准确的计算。
那一阵子风声鹤唳，天黑了根本没有人敢在街上单独行走，对凶手来说，找不到合适的目标，大概也挺煎熬的。有一天这个人又找到了猎物，举着锤子刚想下手，猎物回身给他脸上就来了一脚，空荡荡的街道上不知从哪儿扑过来十几个人把他按住。一件刑事大案就此水落石出。T市的报纸对此作过一次详细报道，作案动机是“仇视社会”，我国似乎没有定义“变态杀手”的惯例，大概是怕引起恐慌。
仔细想想会发现，变态，就像电脑病毒发作，病毒本身确实不是动机，病毒和病毒的发作都是客观事实。那么主观的东西是什么？仇视，还是快乐？新闻媒介似乎认定了，一个人去杀人必定是充满了仇恨的，预设了这个社会是值得仇恨的。事实上，他们都忘记了，杀人也可能是件愉快的事呢。
这些都搞不清楚了，人抓住了，判了，毙了，也就结束了。美国的变态杀手很多都是判了长期监禁，接受社会学家的研究，像标本一样地存在着。
记得在二〇〇0年的夏天，我们一伙人曾经在仓库区住过一晚。包括我，老星，亮亮，锅仔，齐娜，还有企业管理专业一个叫李珍蕙的女生，是老星当时的女朋友，和我们不太熟。那天我们是去师范学院看一场演出，整个过程中李珍蕙一直跟在老星身边，我们也没把她当一回事。演出结束后，就近吃了一顿并不丰盛的晚饭，菜很差，钱都用来点酒了。我们聊得很开心，惟独李珍蕙在旁边不说话，有点被冷落的样子。
那天锅仔和亮亮喝多了，已经不太能走路，我们六个人搭了一辆出租车回学校，路很远，司机故意绕了一圈，想从仓库区绕到学校，至少可以多走五公里路。到仓库区时，锅仔吐了，司机停了车子让我们滚下去。四个男的之中，神智清醒到还能打架的，只剩老星一人，而司机五大三粗，手里拎着铁杠，并不是老星能对付的。我们只能下车，李珍蕙付了车钱，还倒赔了几十块钱的清洁费。半夜十点钟，我们被扔在了仓库区。亮亮和我倚在电线杆上喘气，锅仔趴在地上，由齐娜照顾着继续吐。
深夜的仓库区连灯光都没有，唯一的路灯照着我们，只是很小的一片区域，走出这区域就是不可知的黑暗。李珍蕙指着黑暗中的某一处说，那儿就是校花出事的地方。她的音调非常冷静，我胳膊上起了一层寒栗。老星大声说：“说这个干什么！”周遭猛然一亮，雪白的闪电打开了黑暗中的世界，跟着又熄灭，雷声从头顶上滚过，暴雨就要来临。
想赶回学校是不可能了，除非把锅仔扔在原地，我们五个人用百米冲刺的速度狂奔两公里，翻过学校墙头到达宿舍。这只能让事情变得更恐怖。雨开始下起来，一秒钟内铺天盖地，在路灯光照下看到的是像幕布一样坠落的雨水。
在深夜的大雨中，我们都慌了。这当口还有一辆三轮车经过，骑车人穿一件黑色雨衣，整个身体都包裹其中，只露出两条光腿，艰难地蹬着车子，经过我们，兀自进入暗处。三轮车后面装着一口旧五斗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在这种天气运送五斗橱，诡异得让人发毛。
只有李珍蕙保持着冷静，她说：“我叔叔在这边仓库上班，去他那里躲雨吧。”我们都表示同意。冒雨跟着她走向某一处仓库，道路漆黑，我和老星架着锅仔。几次滑倒在地，找到李珍蕙叔叔的时候我们彻底变成了六把湿淋淋脏兮兮的墩布，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那片仓库区很大，大雨和黑暗更令我迷失方向，只能是跟着李珍蕙往前走。后来看见了灯光，很暗，一条大狗在某处吠叫，不是狂吠，而是具有警告意义的吠声，带着低低的咆哮。我们向着那里走去。李珍蕙的叔叔就在屋里住着。他是一个中年秃顶男子，打着赤膊，坐在床沿上抠脚丫。屋子非常小，很破旧的榉木贴面家具，从下往上发霉，一台老式彩电，一口生锈的冰箱，剩下的空地大概只够点盘蚊香的。
李珍蕙说明了来意，秃头叔叔很冷淡地说：“这里容不下这么多人，你们去仓库避雨吧。”他从床上下来，举着把破伞，带我们来到某一间仓库门口。
打开仓库门，推上电闸，几盏灯泡同时亮起。这是一个囤放瓷砖的仓库，里面很大，近一半的地方堆着高高的纸箱，下面垫着栈板，其余部分都空着。屋子里很干燥，窗都关紧了，蚊子几乎没有，这对我们而言已经是块福地了。秃头叔叔说：“不要乱跑，雨停了就赶紧走。”说完举着破伞回屋子去了。
我们都湿透了，轮番到货堆后面去绞干衣服。男的都光着膀子，比较舒服，衣服晾在纸箱上。女的没办法了，只能把湿衣服套在身上吹干。锅仔终于不吐了，死猪般沉沉睡去，我们搬了一块空栈板，让他平躺在上面，其他人都坐在整箱的瓷砖上，围着他，样子十分古怪。
不到一个小时，雨势减弱，但那天我们都不太想回学校，觉得偶尔在仓库里说一个通宵的话也不错。老星从书包里掏出两副扑克牌，我们四个人打牌，李珍蕙说自己不会，就在旁边看着。这中间秃头叔叔过来了一次，说雨停了，意思是让我们走。李珍蕙过去和她叔叔嘀咕了几句，秃头便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我们继续打牌，带赌钱的，赌得虽然不大，但气氛很热烈。那天晚上是齐娜一个人赢钱，老星一个人输钱，两个人都很兴奋，一边打牌一边斗嘴。我再看李珍蕙，她很无趣地坐在一边看书。仓库的灯光很暗，打牌犹可，看书则十分不着调。我想我们这伙人有点没心没肺的，刚才跟着李珍蕙向仓库区走来时，简直把她当成是个救星，这会儿就把她晾在一边了。但我也不可能去和她搭讪，毕竟是老星的女朋友。
齐娜忽然说：“我口渴了。”老星说：“我也口渴了。李珍蕙，帮忙去弄点热水。”李珍蕙便扣下书。快步走了出去。我说：“老星，你也稍微客气点，这好歹是人家的地盘，别以为你跑马圈地就能指使别人干这干那的，客气点。”老星说：“我怎么了？我很客气啊。”
过不多久，李珍蕙端来一个发黑的搪瓷茶缸进来，齐娜端过茶缸，说了声谢谢，朝茶缸里瞅了瞅，没敢下嘴，递给老星。老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