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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红疹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天一直黑着，五月的早晨到底是几点钟放亮，我强忍着继续坐在床垫上，给自己抓痒，任凭头颅被钟锤敲过来敲过去。仿佛是过了很久，听见楼道里有个男的说：“哎大清早的怎么停电了？”过了一会儿又是这个人的声音：“我操哪个缺德的把电闸给拉了？”房间里的灯倏忽亮起，与此同时，外面的天空也从墨黑变成灰蓝色，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从卡住的井里爬了上来。
她醒了。醒来第一句话是：“做了一晚上的噩梦。”我问她梦见什么了，她说：“梦见那片草丛。”我心里一紧。她说：“先去吃早饭吧。”我拉开衬衫给她看身上的疹子，“这是怎么回事？”她只瞄了一眼，说：“大概是过敏，以前有过敏史吗？”我说好像没有，她说：“要不去医院里看看吧。”
我很认真地说：“我觉得我快要死掉了，熬了一个通宵，想睡睡不着，痒得发疯了，要是烧再起来我就从这儿跳下去算了。头一次体会到身体崩溃的感觉。”她说：“你先躺一会儿，我收拾一下出去吃饭洗澡看病。”我说：“出去洗澡？”她说：“对啊，我这儿怎么洗？没法洗。在离开之前我得洗个澡。”我说：“哪儿洗？”她说：“市区有不错的浴场。”说罢走下床垫。我一把抽走地板上的菜刀，递给她，“把这个带到厨房去。”她拎起菜刀看了看，只说了一句：“邻居的菜刀以后不要拿。”
我半躺在床上等她，听见门外刷牙洗脸的动静，趁这个工夫给自己抓痒，过了一会儿她走了进来，看看我的脸，说：“哦，还没睡着啊，我们出门吧。”我揉眼睛。足足揉了有半分钟，好让自己把即将崩溃的大脑给夯实了，然后从床上站起来，跟着她出门。
她带着她的旅行箱，我说：“被子不要了？”她说：“没错。”这就下楼去，旅行箱的滚轮在破碎的水泥道路上发出奇妙的节奏声，像某一首歌的开场。看她的样子，步履轻快，如在云中，我却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说我被人敲过一锤子也不为过。
我们在新村一角的小摊上喝豆浆。隔壁的小学里，大喇叭放着“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越过围墙看到花团锦簇的教学楼，我问她：“今天什么日子？”她掏出手机看了看，说：“果然是儿童节。”
“好日子。”我说。
确实，天气像是被预约过的那么晴朗，出逃也好，庆祝也好，嬉戏也好，都是好日子。这种天气让我的身体稍微舒服了一点，想到这里身上又痒。她问：“好点了吗？”
“没好。”
“我的意思是，更厉害了吗？”
“也没有，老样子。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挠挠屁股可以吗？”
“随便你。”
我们猜硬币，到底是先去洗澡还是先去医院，最后我赢了，我主张先去洗澡。她说：“我是无所谓的，我巴不得先去洗澡呢，你挺得住吗？”我说我已经好几天没洗了，就算去医院，也不想冒着一身的汗臭味给医生看我的胴体，他会以为我是个农民工。她叹了口气说：“胡诌吧。真想带你一起逃亡。”
我们去了市中心的一家浴场，去的路上我没怎么说话，心里嘀咕着，到底为什么要洗澡呢？也太古怪了。她适时地解释道：“现在去的大浴场，以前是我爸爸的工厂，我就是在那儿被推下去的。”
“这倒是出乎意料。”我说。
出租车停在浴场门口，不必费神去描述了，什么浴场都是差不多的，无非堆砌一堆名词，雕塑立柱水池马赛克瓷砖等等。从外观来看，丝毫没有工厂的气息，一切已被推平、重建、粉饰。这个充斥着古罗马的哥特式巴洛克风格的包豪斯建筑怪物就耸立在我眼前，它的真实内在应该是一幢工厂的办公楼？
我走进男宾部，她走进女宾部，相约在餐厅见面。不料我刚脱完衣服就被一个服务生给堵住了。说我有烈性皮肤病，不能洗。我穿上和服和沙滩裤去餐厅，把香烟打火机揣在兜里。经理亲自在前面带路，大概深恐我瞅冷子扎到浴池里，变相地监视着我。他带着我上了三楼，这儿是商务区，有电子游戏网吧桌球录像，玩了一会儿，抬头看见经理还在，我故意说：“其实我是红斑狼疮，不传染的，就是卖相太难看了。”
于是连雅间都不给洗了，经理一直跟着我，随我吃随我玩，就是不给我下水。打了半个小时的电子游戏，我觉得有点不舒服，跑到休息厅里要了一杯白开水，躺在四十五度角的沙发躺椅上，吞下最后一粒退烧片。经理愁眉苦脸地注视着我，这药片显然让他联想得更多。我说：“像我这样你们应该一拳打出去才对啊。”经理说：“您别开玩笑了，我们毕竟不是黑社会，像您这样还敢大模大样出来招摇的，肯定是有来头的。您就别下水，也别上去找小姐，成吗？我叫你爷爷，成吗？”我说：“你太客气了！”
后来在休息厅里，咖啡女孩穿着近似的一套衣服走来，她说：“你好像没洗过嘛，头发怎么还是这么乱？”我说：“没洗，一身红斑狼疮，你看经理都陪着我呢。”经理转过头去看她，她嫌恶地说：“看个屁，我又没有红斑狼疮。”
我主张先去洗澡的另一个原因是不想在澡堂子里和她告别。任何告别，任何场所，大概都比澡堂子里强一些吧。我说：“洗完澡，应该亲亲热热地回家，而不是说再见。”她点头同意，于是拖着箱子去医院。显然，医院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我们别无选择了。
我去皮肤科挂了号，被医生诊断为药物过敏，拿到了一马夹袋的药品，中药，西药，内服，外用，全是抗过敏的。到黄昏时，我和她喘着气，伸长舌头瘫坐在医院的长椅上，我把腿伸直了，她把腿架在旅行箱上。不久过来一个穿保安制服的人，勒令我将腿收回，因为有很多腿脚不便五官失灵的病人可能被我绊死。
我们两个，开始数马夹袋里的东西，接着又把所有的药品说明书看了一遍，我把所有的药按剂量吃了下去。时间仍然像一部闷片般的缓慢，来自发烧和瘙痒的两股力量快要把我撕裂了。后来有个五六岁的孩子，头破血流嚎啕大哭着被大人送进了急诊室，护士的动作慢了点，抱小孩的大人就照着护士的脸上打了过去。总算找到了一点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事情，我拎着马夹袋跑去看热闹。
她说：“哎，好可怜，六一儿童节被打。”
“说小孩还是说护士？”
“都可怜。”
“在这个节日为了小孩去打大人，应该是合法合理的事情吧？”我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这样的节日。”
“前提是你得先要头破血流。”
“那也值得。”
直到这出戏看完。
她跑到超市里去买了很多饮料。装在另一个马夹袋里。我说这么多喝不掉，她说：“留着车上喝。”
“什么时候走？”
“差不多就现在吧。”
“我就不送你了。”
“一身皮炎，好好回去睡觉吧。”她从口袋里摸出钥匙给我，“我那房子还有一个星期租约，你可以一直睡在那里，到时候房东会来找你的。把钥匙给他就可以了，另外还有水电煤我已经交了押金八百块，不会超过这个数字，退钱给你你就拿着自个儿去花吧。”
“我怕你姐姐进来把我给弄死。”
她打开一听可乐，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也不一定是她。可能真的是我精神分裂呢？”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她说：“刚才在浴场里，看着水流到排水孔里，觉的自己在缩小，缩小，整个儿被吸了进去。以前那个井可能还在那儿吧，一百多米深的井怎么可能填平？始终是存在的。”
我说：“别怀疑自己了，我确信昨天晚上有人在你家门口晃悠，不是幻觉。”
“真的？看到那人的样子了吗？”
“没有，”我说，“确实有人，这就够了。”
“昨天晚上，”她捧着头说，“昨天晚上我又梦见那个死去的女工了，我梦见她至少有一百次了，她就在我的梦里走过，我想我的幻觉可能和她有关吧。真不该和你去祭什么猫，我脑子好好的一下子又掉井里去了。不过这也不能怪你。”
我的血一下子涌上头顶，又一下子退去，像浪潮一样拍打着脑神经。“那个女工，”我说，“她有对你说过些什么吗？”
“不记得了。这个幻觉太可怕了。”
“那不是幻觉，只是梦。”我说，“不要去想了，你很正常，看到尸体所以受了刺激，这没什么的，会过去的。我言辞贫乏，不知道怎么才能解释清楚。我们内心的黑暗与世界的黑暗是隔离的，中间的屏障就是你自己。这两者，必须界限分明。”我握住她的手，“我会来找你的，还有最后一点事情办完了就来找你。”
“和我在一起？”
“没错。”
“不问问我去哪里？”
“这不还没到最后分手的时候嘛。”
“去南京，看有没有适合我的职业，大概还是会去做咖啡店女招待吧，不过也说不定。来找我就打我手机。”
“一定。”
“去给自己配个手机吧，不然找不到你。”
“一定。”
“还有一刻钟。”她说，“这是第一次和你度过完整的二十四小时，最后一刻钟怎么度过呢？”
“要不，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吧。用一刻钟刚刚好。”
牌局
我回到学校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退烧片吃光了，不想再去买，吃下去的抗过敏药让我瞌睡连连，坐在公交车上几乎就要跌入混沌，不过我还是坚持住了我在食堂里买了二十个包子，装在放药的马夹袋里，又去小卖部买了几瓶纯水，打算去咖啡女孩的家里。至于是去坐禅还是打埋伏就完全看我的运气了。后来想想，什么娱乐都没有，可能会挺不过去，于是回到寝室去拿几张唱片。
老星在屋子里等着我。
“……去旅行？”他问我。“买这么多包子和水。”
“不，应该说是出去面壁。”我放下马夹袋，爬到床铺上收拾我的唱片，听见身后塑料袋窸窸窣窣的声音，回头一看老星已经抓着两个包子，嘴里还有半个。
“当心噎死。”我说。
他满嘴粮食含糊不清地说：“来，坐下，打牌。”
牌局是我大学时代永恒的主题，甚至超过了网吧，超过了摇滚，超过了我对长发校花的怀恋。只不过物是人非，锅仔疯了，亮亮去了地下室，齐娜被一锤子敲死，剩下我和老星两个人，世界已被海水淹没了大半，剩余的部分正在继续沉沦。我说我不想玩，他说：“你非玩不可。”
“两个人怎么玩？”
“玩跑得快。”
“那个没劲，小孩子玩的。”
“在最简单的游戏里有着最深刻的智慧。摈弃技术，只看运气。你觉得没劲只是因为赌得不够大而已，一张牌一根手指头怎么样？”
“我不喜欢运气游戏，那不是真正的输赢。”
“错！如果我和你，坐在这里玩一辈子的跑得快，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真正的输赢。”
我估计他脑子出问题了，齐娜的死对他影响不小。我放下包，坐在他对面。他开始洗牌，这时我注意到他的手上全是伤，那是用拳头砸在什么硬物上造成的。我没问他，静静地看着他发牌，三堆牌发在桌面上，他没摸，我也没摸。
“赌什么？”我问。
“输的人去面壁，赢的人去旅行。”
“挺好。”我伸手摸牌。
第一局我被他全关，一张都没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