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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人便利”是个牛逼名字，笆斗大的红字四仰八叉地刷在墙上，有一种无可置疑的傲慢。而事实上，它只是一个门面不到两米宽的小烟杂店，地基比街面还矮一截，打通了墙壁，装了卷帘门，放两截粗制滥造的铝合金柜台就自称是便利店，其实只是个很可怜的烟杂店。店里的货品少得可怜：几种香烟，几种碳酸饮料和啤酒，还有一种口香糖、一种打火机、一种蚊香、一种低档白酒、一种小包装的餐巾纸，以及十来种卫生护垫。为什么要搞那么多卫生护垫，不得而知，但就算有卫生护垫凑热闹，这里仍然可称是世界上最寒酸的烟杂店。
杞杞裹着一件深蓝色的棉大衣蜷缩在柜台后面。
这孩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守着他的店，和黑网吧的女孩有得一拚。小店开张以来他就是这副样子，我很佩服这些守店的人，有时感觉他们像是生长在某一根朽木上的蘑菇。
我趴在柜台上，对杞杞说：“一包福牌，一个打火机。”杞杞侧对着我，面前有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机正在播放足球比赛，屏幕上有两组人围着一个小白点在跑来跑去，穿条纹衫的球员惨遭飞铲，像可乐罐头一样在边线附近蹦蹦地翻滚，随后切到中镜，反复重播。《｜Ｚei8。Ｃom电子书》杞杞注视着电视机，我把钱放在柜面上，他面无表情转头看我一眼，从屁股后面的纸箱里拿出一包福牌香烟。打火机就在柜台上放着，我自己挑了一个。紧跟着一把硬币叮叮当当被他扔在柜台上，一串动作像是被程序设计好了的。
挨了飞铲的球员在地上痛苦地呻吟，裁判挺胸而上，掏牌。
“你说说看，谁会赢？”杞杞问我。杞杞有着非常好听的中性的嗓音，其人也是瘦瘦白白的，有时还戴一副宽边的黑框眼镜。其实我觉得，黑网吧的女孩和杞杞倒是很般配。
“穿条纹衫的。”我说。
“那是尤文图斯。”杞杞淡淡地说。
“噢，尤文图斯。”我揣了烟和打火机打算走。
杞杞说：“这里就要拆迁了。”
“正好，我也快毕业了。”
“以后见不到了。”
我摸摸脑门，这些话和刚才黑网吧里的女孩所说的如出一辙。我重又回到柜台前面，给自己点了根烟，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不知道啊。”杞杞说，“店肯定是要关掉了。”
“可惜。”
“算了，至少不用担心被人抢了。”
他的店被人抢过，是春节之前的事，有三个歹徒，半夜撬他的卷帘门，不料这孩子平时是睡在店里的，守着他那一堆不值钱的货品和一把毛票。歹徒所配备的武器并不高级，一根撬棒，两把菜刀，对付杞人便利却是绰绰有余，只哐当一下就把卷帘门给撬开了，菜刀架在他脖子上，抢走了所有的零钱和几包红塔山（店里最贵的香烟），合计不超过两百元。卫生护垫倒是不少，歹徒抢回去糊墙都够了。这太羞辱歹徒了，用菜刀柄在杞杞额头上墩了一下，将其砸开花之后遁入茫茫夜色。翌日我去买烟，这孩子头上缠着纱布，淡淡地告诉我，卷帘门给弄坏了，这扇门修一下得三百块钱。
“想做碟片生意。”杞杞说，“碟片生意很好的。”
“做碟片可以，像你这样不挪窝的做不来。至少工商局来冲摊的时候你得抱着碟片狂奔。”
他看看我，眨了眨眼，大概在踅摸自己究竟能跑多远。很久以来，我甚至连他站起来的样子都不曾看到过。
我故意说：“你要是腿脚利索呢，可以做毛片生意，那个利润最高，但是需要你跑得很快很快。”
“什么是毛片？”
“……就是黄色碟片。”
他又看我一眼，虽然面无表情，但明显是在暗骂我。我决定浪费一点口舌，便继续开导他：“你不要觉得毛片有什么不好的，毛片在大学边上卖，就像草纸在厕所边上卖一样。一张唱片挣三块钱，一张毛片可以挣十块钱，而且不用大批量进货，卖掉多少进多少，不占用资金。一年卖一万张毛片你就净赚十万，不用交房租，不用交税……”
杞杞说：“警察会抓我的。”
“警察哪有工夫来抓你啊？上次抢劫你的那几个坏人都还没抓到呢。”
杞杞说：“你才是个坏人。”
我哈哈大笑起来。我很喜欢杞杞闷头生气的样子。因为有了这一出，刚才在新村里看见老奶奶的恐惧感也消失了，雨季也不那么忧烦了，说再见的日子也不那么迫在眉睫了。
“点球。”杞杞指着电视机说。条纹衫的球员站在十二码罚球点上，一脚把球踢到了守门员的怀里。
“软脚蟹啊！”我大骂起来。
咖啡店女孩
某一天下雨，我独自去了咖啡店。咖啡店离学校不远，在一条破旧失色的商业街上，两旁都是建造于八十年代初期的老新村，一楼沿街的住户把墙砸开了，做成店面出租出去，理论上讲都是违章建筑。
雨中的商业街略显凄惨，行人稀少，万物残破。从远处看，咖啡店像是穷街陋巷中的小庙，香火惨淡，雨中的招牌像一件忘记收回来的衣服，孤悬在半空怪可怜的。
走进店里，灰色的水泥地坪，被硬物砸出星星点点的坑，原木吧台已经发黑发亮，咖啡座无序地聚在一起，像一群遭遇枪击后失去了主张的人，那是几张破得连旧货店都不肯收的人造革沙发，铺一条花纹莫名其妙的床单，坐着居然还很舒服，令人气恼。一个架子上垒着些旧书，其中有列宁选集，托洛茨基自传。所有摆设都歪歪斜斜的，令人不敢造次。这套家什放在高尚地段还有点情趣可言，放在这条街上，就像脱衣舞女跑进了女澡堂的感觉，非常糟糕。
我到这里来找咖啡女孩。
从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一年，咖啡店里经历过不下十五个女招待，绝大部分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鼎盛期竟同时雇用了四个女孩，虽然是个破店，看上去非常有气势。可惜好日子没能持续多久，莫名其妙就走上了下坡路，生意日趋萧条，店面更显破旧。说起来，宏观经济蒸蒸日上，股票起起落落，地产进入爆炸期，这些竟然和咖啡店没有任何关系，它按照自身的生命周期无法避免地走向死亡。做招待的女孩们一个个来了又走，回到学校里，就像盐溶化在了海水中。一旦她们离开了这里，我就一个都认不出来了。
我经常来这里，两年多来喝掉了不下一百瓶啤酒，每次都是啤酒，永远不喝咖啡。大部分时间我都是闲坐着。听店里放着各种各样的音乐，有一阵子是比莉·霍莉黛，有一阵子是小野丽莎，有一阵子是陈绮贞，视吧台后面的女孩的爱好而定。那些女孩都知道我是个有钱人，只有有钱人才会去咖啡店里喝十元一瓶的啤酒，傻坐着听音乐。
如今咖啡店里只剩下一个女孩，另外有个打杂的阿姨。阿姨丑陋而能干，从做咖啡到扫地，甚至炸春卷都会。我经常到这里来要一份春卷，非常好吃，就着啤酒，完全把咖啡店当成小吃店。
女孩不是我们学校的。
十五个咖啡女孩消失后，仅剩下她一个还在这里，好像哪儿都去不了的样子，经常看见她百无聊赖地站在店门口抽烟。只要她在，咖啡店里播放的永远是Radiohead，《OK puter》循环播放一百遍都不够。我承认这是一张永不起腻的唱片，但音乐都是被听旧的，听了整整一季，那个节奏已经融化在我身体里。
人少的日子里，我陪着她听《OK puter》。店里没什么事情，可以时不时和她聊天，端着啤酒似乎更适合坐在吧台前面。她似听非听，音乐也好，我说话也好。屋子里弥漫着微醉的气氛。说累了，或者她不再理会我了，我便回到沙发上，看看风景，读一会儿托洛茨基。
“很久没见你了。”她说。
“开学以后来过一次，你不在。”
“寒假回家了？”
“别提了。”
我挑了一张沙发坐下，整个咖啡店就只有我和她，会炸春卷的阿姨不知道去了哪里，也没有音乐。
她隔着吧台问我：“啤酒？”
“嗯。”
“下了一星期的雨，你是今天的第一个顾客。”
她换了发型，过去一直是剪得齐肩的头发，像幼儿园的滑梯一样顺溜，从头顶到太阳穴是一个弧度，从太阳穴到肩膀又是一个反过来的弧度，那样子要多乖有多乖的。取而代之的是染成枯草色的鬈发，这使得她的五官有点模糊。头发可以是荆棘，是海浪，是火焰，而她的发型则是大风吹过的潘帕斯草原的缩影。我猜想她一定也是换了心情。
总得说点什么。我记得她寒假之前说过要去看海，便问：“看到海了吗？”
“看到了。”
“风景不错吧？”
“哪有什么风景，你以为我去了哪里？”
“海南？”
“不，我是坐上长途汽车，渡江以后到了一个小镇上，小镇靠海。不过既没有白沙滩也没有礁石：是一片灰色的滩涂，海也是灰色的。风吹得厉害，根本没法靠近海，只能站在远处看看。”她说完，总结性地说了一句，“我是去看冬天的海。”
“好情调。”我说。
寒假之前我曾经找过她，我请她喝咖啡。她说店员不能坐那儿喝咖啡，态度温和地拒绝了。我很无趣地回到沙发上翻看托洛茨基自传，她又说，喝一杯，就一杯。她给自己弄了杯清咖。
减肥？
她说她爱喝清咖，在清咖之中可以感觉出微酸的单宁昧，果香味，收口时的回甘，高原地区阳光的苦涩味，是非常纯粹又复杂的味道。说得头头是道。
为了那杯咖啡她回请我看电影。当天晚上，两个人跑了很远的路，坐上公共汽车到T市的一个商厦，顶楼是影院。坐在光线昏暗且变幻不定的小影院里，周围影影绰绰有很多情侣，很多女的手里都捧着一个装满爆米花的纸盒子。我想是不是也应该给她买一盒爆米花，但是看她那个样子似乎是什么都不需要。我闻了两个小时的爆米花味道，始终担心着外面的天气，那天下雪珠，一场大雪似乎就要来临。
散场时，商厦已然打烊，从一道消防楼梯走下去，外面的雪果然下了起来。我们在公共汽车站头上等了很久，来了一辆塞满乘客的夜车，半小时后将我们连同半车人抛在夜晚映着雪光的道路上。她住在附近的新村，我送她回去，脚底踩着雪，感觉软绵绵的，其实积雪很薄，软绵绵的可能是我的心理暗示。
那段路有点长，气温很低，在路灯的弱光中可以看到她嘴里呼出的白气。也就是那时，她说她春节要去海边，我当时误以为是海南岛，也就没有接茬。海南岛并不是我想去的地方。在黑漆漆的门洞口，她按亮了照明灯，沉默地走上楼梯。
此刻透过咖啡店的大玻璃，看到细雨落在空无一人的街上。她问我：“找到工作了吗？”
“还没有，找工作难。过了五一想去上海碰碰运气。”我问她，“你呢？”
“就是这样啊。”她略微摊手，仿佛自己的一切都呈现在我眼前。
“换了发型。”
“换了很多东西呢。”
“接下来怎么打算呢？”
“继续这样啊。”
“再请你喝一杯咖啡吧。”
“可以。”
“放点音乐吧，怎么不放音乐呢？”我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
她将《OK putet》放人CD机，选了一首“LetDown”，最初的吉他声与外面的雨声融合得很好，随后，鼓声，歌声，起子呲的一声打开瓶盖。我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