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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稍后会来这里走走。”我说。
“在这儿转，”马里诺说，“她的房子在下一个转角。”
“埃米莉埋在什么地方？”
“大约往那个方向两英里处，”他指向东边，“在教堂的公墓里。”
“就是她参加聚会的教堂？”
“第三长老会教堂。如果你将这个湖比喻为华盛顿大道，一头是教堂，另一头则是斯坦纳家，相隔约两英里。”
那就是昨天早晨我在匡提科看到的照片中有牧场风格的房子。正如实地参观许多大型建筑后常有的感觉，它看起来比照片中小。房子位于距街道较远的高地上，枝叶扶疏的杜鹃花、月桂树、酸模树、松树环绕四周。
铺着碎石的人行道与前门阳台不久前清扫过了，只有车道边缘积满了落叶。德内莎o斯坦纳拥有一辆昂贵的英菲尼迪新款绿色房车，这令我颇为惊讶。开车离去时，我看到她裹在黑色长袖里的手臂替马里诺拉开纱门。
阿什维尔纪念医院的停尸间与我见过的大同小异。它位于最底层，是一间铺有瓷砖、包裹着不锈钢的阴森房间，只有一张验尸床，詹雷特医生将它放在洗手池附近。我在九点的钟声敲响不久到达，他正在解剖弗格森的尸体。当血液与空气接触时，我闻到了令人作呕的酒精味。
“早上好，斯卡佩塔医生，”詹雷特医生似乎很高兴见到我，“手术袍和手套在那边的柜子里。”
我向他道歉，虽然我用不上这些东西，因为这个年轻医生并不需要我的帮忙。我估计这次验尸会一无所获，在仔细看弗格森的脖子后，这一点获得了初步证实。昨天深夜我看到的那些红色压痕已经消失了，在皮下组织和肌肉组织上找不到任何伤势。看着詹雷特医生动手，我很谦虚地想起病理学永远不能取代侦查。事实上，若非了解情况，我们将无从得知弗格森是怎么死的，只知道他不是被枪杀、刺死、打死，也不是因为某种疾病而丧命。
“我猜你也注意到了他塞在胸罩里那些袜子的味道，”詹雷特医生边解剖边说，“你有没有找到与它有关的某种东西，比如香水？古龙水？”
他将内脏取出。弗格森有一个略显肥大的肝脏。
“没有找到，”我回答，“补充一点，只有在这种行为的参与人数不止一个时，才会使用香水。”
詹雷特医生抬头望了我一眼。“为什么？”
“如果只有你自己，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
“有道理。”他将胃中的残留物倒入硬纸盒，“只是一些褐色流质，”他补充，“或许还要一些坚果类的残渣。你曾说他在事发前不久才飞回阿什维尔？”
“没错。”
“那他可能在飞机上吃了花生，还喝了酒。他的酒精浓度值是零点一四。”
“他回家后可能页喝过酒。”我想起他卧室内的那杯波本威士忌。
“嗯，你说通常不止一个人，，是同 性 恋还是异 性 恋？”
“通常是同 性 恋，”我说，“不过色 情照片是重要线索。”
“他在看裸 女。”
“在他的尸体旁边找到的杂志上有裸 女照片。”我修正了他的说法，因为我们无从得知弗格森当时在看什么，只知道我们找到了什么。“在他的房间内每天找到其他色 情照片或情 趣用品，这一点也很重要。”我补充道。
“我猜一定还有。”詹雷特医生说着，插上电锯插头。
“通常这种人都会拥有一大堆，”我说，“他们不会丢弃。但我们只找到四本杂志，都是最近几期的，这令我很困惑。”
“看来他从事这种行为时间不长。”
“有很多迹象表明他没什么经验，”我回答，“但有些地方很矛盾。”
“说说看。”他将弗格森耳后的头皮割开，那张脸忽然瘫成一张悲伤松软的面具。
“就如没有找到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香味的香水瓶，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女性衣物，” 我说，“盒子里的安全套只少了一个。那根绳子很老旧，看不出是从哪里剪下来的，也找不到其他绳子。他很谨慎，在脖子上裹了条毛巾，却打了一个极为危险的结。”
“绞刑结，名副其实。”詹雷特医生说。
“没错。绞刑结很平滑，而且不易松开，”我说，“但高 潮来临时，站在光滑的酒吧凳上是不会想用这种结的，一旦从椅子上滑落，后果不堪设想。”
“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绞刑结。”詹雷特医生若有所思。
“关键是，弗格森有会打的理由吗？”我说。
“我想他可以找书查询。”
“在他的房间内找不到任何有关结绳、航行或诸如此类的书。”
“打绞刑结很难吗，如果有……比如说明书？”
“不是不可能，但要练习一段时间。”
“为什么有人会对这种结感兴趣？打活结不是更方便吗？”
“绞刑结虽然可怕、不祥，但它干脆而精确。我不知道。”我接着问，“莫特队长情况如何？”
“目前稳定，但他得在加护病房留待观察。”
詹雷特医生将电锯打开。在他锯头盖骨时我们默不作声，直到他将脑取出，开始检查脖颈。
“你知道，我什么也没发现。绳索所勒之处没有出血，舌骨完整，甲状腺处软骨也没有挫伤。颈椎没有断裂，不过我想除非处以绞刑，否则它不会断掉。”
“或者很肥胖，罹患颈椎关节炎，而且以奇怪的方式意外地悬在半空中。”我说。
“你想看看吗？”
我戴上手套，凑近了些。
“斯卡佩塔医生，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在上吊时仍活着？”
“这一点无法确定，”我说，“除非我们能找到其他死因。”
“例如中毒。”
“那是我目前唯一能想到的。如果真是如此，毒性一定很烈。他回家不久，莫特便发现他已气绝。由此判断，他应该不是离奇致死，而是因上吊窒息。”
“上吊方式呢？”
“仍难断定。”我说。
弗格森的器官都已切割下来，并以塑料袋裹好再次放回胸腔后，我协助詹雷特医生清理现场。我们用水管冲洗解剖床和地板时，一个助手将尸体推走，存放于冷冻库中。我们边清洗解剖器材边聊起来。这个年轻医生当初就是被此地淳朴的民风吸引而来，如今这里却发生了这种事。
他告诉我，他希望在一个人心纯洁、信仰上帝的地方成家立业。他想让子女上教堂，上运动场。他想让他们远离毒品、恶行、电视暴力的污染。
“斯卡佩塔医生，”他继续说，“问题是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地方，即使在这里也一样。上周我一直在处理一个遭到性侵犯后被杀害的十一岁小女孩的尸体。现在又有一个州调查局探员男扮女装。上个月我碰到过一个服用可卡因过量的孩子，她才十七岁。还有酒后醉驾者，我老得处理他们和被他们撞到的人的尸体。”
“詹雷特医生？”
“你可以叫我吉姆。”他正沮丧地收拾一个台面上的文件。
“你的孩子多大了？”我问。
“我和我妻子正在努力。”他清了清喉咙，将目光移开，但我仍然瞥见了他眼中闪逝的痛楚。“你呢？你有孩子吗？”
“我离婚了，有一个视如己出的外甥女。”我说，“她在弗吉尼亚大学读大四，目前在匡提科实习。”
“你一定以她为荣。”
“没错。”我回答道。露西的身影与声音，以及我对她生活的隐忧浮上心头，笼罩着我。
“我知道你想跟我谈谈埃米莉·斯坦纳，她的脑部保存在这里。”
“我很想看看。”
病理学家一向将脑部保存在俗称福尔马林、浓度百分之十的甲醛溶剂中。运用这种方法可以保存并强化生理组织，进一步进行各项研究，尤其是对脑部这个人类器官中最难懂的部位。
遗憾的是，这套程序太过实事求是，未能顾及当事人的尊严。詹雷特医生走到操作台前，从台下取出一个塑料盒，上面贴有埃米莉·斯坦纳的名条和档案号码。他将脑部从福尔马林溶液中取出，摆在解剖板上，我粗略看了一眼就发现这个案子有可疑之处。
“完全没有活体反应。”我吃惊地说。福尔马林溶液熏得我几乎睁不开眼。
詹雷特医生在弹孔处插入一根探针。
“没有颅内出血，没有肿胀。子弹并未穿透这些桥脑，也没有穿透基底神经节或任何重要部位。”我抬头望着他，“这种伤不会让人当场毙命。”
“对这一点我无法反驳。”
“我们必须找出真正死因。”
“我真希望你能告诉我死因是什么，斯卡佩塔医生。我已在进行毒物检验。除非检验后有重大发现，否则我想不出任何致死原因——除了头部的枪伤。”
“我想看看肺部组织的切片。”我说。
“在我的办公室。”
我在考虑小女孩是否溺毙。几分钟后，我在詹雷特医生的显微镜下看到肺部组织的切片时，问题仍一片混沌。
“如果她是溺亡，”我边指边向他解释，“肺泡应该肿胀。肺泡内会有积水，呼吸系统的上皮细胞也会有不相称的自溶变化。”我再度调整显微镜的焦距，“换句话说，如果她的肺泡进水，那它应该比身体的其他部位更早分解。但目前肺部没有这种现象。”
“会不会是被闷死或勒死的？”他问。
“舌骨并未受损，也无淤血现象。”
“没错。”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指出，“如果有人试图闷死或勒死你，你一定会拼命抵抗。然而她的鼻口部没有任何因抵抗而造成的伤痕。”
他递给我一个厚档案夹。“全都在这里。”
在他口述弗格森的验尸报告时，我翻查着埃米莉的全部报告、实验结果以及与她相关的所有电话记录。自埃米莉的尸体被寻获后，德内莎每天打电话到詹雷特医生的办公室一至五次。我觉得这值得注意。
“死者存放在由黑山警方密封的黑色塑料袋中，封口号码四四五三三七，封口完整——”
“詹雷特医生？”我打岔道。
他将脚从口述录音机的踏板上移开。“你可以叫我吉姆。”他又说了一次。
“她母亲打电话给你的频率似乎高得不太寻常。”
“原因之一是我们进行了电话追踪。没错，”他将眼镜摘下，揉揉眼睛，“她打了很多通电话。”
“为什么？”
“大都因为心情烦乱，斯卡佩塔医生。她想确定女儿死前没有受到太多折磨。”
“你是怎么告诉她的？”
“我告诉她头部挨了一枪，应该没有吃什么苦。我是说，她应该一直昏迷不醒……呃，或许在发生其他事情时她不省人事。”
他停顿了片刻。我们都很清楚埃米莉吃了不少苦，她曾饱受惊吓。她想必已经知道难逃一劫。
“就这样？”我问，“她打了那么多次电话，只想知道埃米莉有没有吃苦？”
“呃，也不尽然。她不仅提问题，也提供消息，但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他黯然笑了笑，“我想她只想找个人聊聊。她是一个很温柔的女性，失去了所有的家人。我真是替她感到万分难过，也祈祷他们能将凶手绳之以法。我曾在报上见过高特那个畜生。只要有他在，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安宁。”
“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安宁的，詹雷特医生。我们也很想将他绳之以法——逮捕高特，逮捕任何一个犯下如此滔天大罪的歹徒。”我说着打开一个厚纸袋，里面有一沓八英寸乘十英寸大小的照片。
这其中有一张我没看过，我细细端详那张照片，詹雷特医生则继续以平板的语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