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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他满脸困惑，翻来覆去地查看包裹。
我将衬布掀开，强烈的防腐香油味扑鼻而来。埃米莉·斯坦纳躺在衬布下，穿着淡蓝色天鹅绒高领套装，辫子上绑着同样质料的蝴蝶结，脸部已出现开棺验尸时常见的白色霉菌，像戴着一张面具，摆在腹部《新约》上的双手也有。她脚穿及膝的白色袜子、黑色皮鞋。全身上下，没有一件像是新的。
我又拍了一些照片，随后和詹雷特医生将她抬出灵柩，放在不锈钢桌上，脱下她的衣服。甜美的小女孩服饰下，隐藏着她丧命的恐怖秘密：自然死亡的人不会有她身上的那些伤痕。
每个诚实的法医都会承认验尸很恐怖。这种开膛剖腹和外科手术截然不同。解剖刀由锁骨切到胸骨，再笔直划过躯干，绕过肚脐后在耻骨告一段落。从头部后方沿着一只耳朵划到另一只耳朵将头壳掀开，也不怎么令人好受。
当然，头部的伤口没有缝合，只能用发饰和发型加以掩饰。浓妆修饰的埃米莉，被人从上到下划开了，仿佛一个伤感的布娃娃被剥掉衣服，遭到狠心的主人抛弃。
水滴入钢制洗涤槽中咚咚做响。我和詹雷特医生擦拭着尸体上的霉菌、妆容和头部后方伤口的肤色黏合剂，以及大腿、上胸、肩部遭剥皮处等部位。我们摘下埃米莉眼睑下方的眼角膜，取出缝合线。在强烈的气味从胸腔散发出来时，我们涕泪直流。各个内脏都沾满了防腐粉末，我们迅速而匆忙地擦拭干净。我检查颈部，找不到任何詹雷特医生没有记录的情况。然后我将一把凿子插入臼齿，迫使嘴巴张开。
“太僵硬了，”我失望地说，“我们必须将咬肌切断。我要看看舌头的解剖位置，再检查后咽喉。但我不能肯定，或许我们做不到。”
詹雷特医生在他的手术刀上装了一片新刀刃。“我们要找什么？”
“我要确定她有没有咬舌。”
几分钟后，我发现埃米莉曾咬舌。
“她的舌头边缘部分有咬痕，”我指出，“你能不能量一下？”
“八分之一英寸长，四分之一英寸宽。”
“出血部分大约四分之一英寸深。看来她咬了不止一次。你有何看法？”
“我看也很有可能如此。”
“由此判断，她临终前曾经癫痫症发作。”
“或许是头部的伤势造成的。”他说着去取相机。
“有可能，但为什么脑部状况却显示她中弹后存活时间并不久，不足以出现癫痫症？”
“我猜我们拥有无法回答的同一问题。”
“没错，”我说，“真令人费解。”
我们将尸体翻过来，我聚精会神地研究引发这次开棺验尸的斑痕。验尸照相人员已到达，并架好了设备。整个下午，我们拍了无数卷照片，有红外线、紫外线、彩色、高反差、黑白，等等，还加装了许多特效滤光镜与镜头。
接着，我从医事包中取出六个黑色的环，那是用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塑料制成的，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制造水管和下水管道的那种材料。每隔一两年，我就会找一位认识的牙科法医帮我锯这种八分之三英寸厚的环，打磨光滑。幸好，我无须经常使用这种古怪的装备，因为从尸体上移除人类的咬痕或其他的印痕的机会很少。
我决定采用直径三英寸的一个环。我用技工的冲压机在环的两侧压出埃米莉·斯坦纳的案件编码和身体部位。人的皮肤如画家的画面般有弹性，所以在割下埃米莉左臀部那个斑痕后，为了使其结构维持原状，还得补上一些稳定基质。
“你有没有强力胶水？”我问詹雷特医生。
“当然。”他拿了一管给我。
“如果你不介意，请拍下每一个步骤。”我对摄影人员说。那是一个瘦小的日本人，一直动个不停。
我将环摆在斑痕上，先用强力胶水将它初步固定在皮肤上，再用缝合线彻底固定。随后我将环的周围组织割开，整个放入福尔马林溶液中。这期间，我一直在推敲这块斑痕有何意义。那是一个不规则的圆，还有一个不完整的奇怪褐色污点，我相信那是某种图案的印痕。然而无论用拍立得从多少个角度观察，我都想不出那到底是什么图案。
摄影人员离去后，我和詹雷特医生通知殡仪馆的人员将尸体运回。这时，我们才想起用白色面纸包着的包裹。
“怎么处置这东西？”詹雷特医生问。
“必须将它打开。”
他将干毛巾摊在一部手推车上，把那个礼物摆在上面。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术刀将面纸割开，里面出现了一个女性六号鞋的旧鞋盒。他又割掉了几层面纸，将盒盖打开。
“哎呀。”他轻叫了一声，张皇失措地凝视着小女孩的陪葬物。
盒子内，两层保鲜膜下裹着的是一只死猫，顶多几个月大。这是一只母猫，没有戴项圈，一身黑色的皮毛，但脚部是白的。我将它取出来，它僵硬得像三夹板，纤细的肋骨外突。我看不出它的死因，于是拿着它去照X光，几分钟后将X光片置于光板上。
“它的颈椎骨折了。”我说着汗毛直竖。
詹雷特医生靠近光板，紧蹙着眉头。“看来颈椎已经移位了。”他用指关节触碰着X光片，“太不可思议。它的颈椎向一侧移位。我认为那不是被车撞的。”
“是的，”我告诉他，“它的头部被人朝顺时针方向扭了九十度。”
将近晚上七点，我回到轻松旅游汽车旅馆时，马里诺正坐在床上吃一客奶酪堡。他的枪、手提箱、汽车钥匙都扔在另一张床上，鞋子与袜子随意丢在地上。看得出来，他不久前才回到这里。我走向电视机将电视关掉时，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走吧，”我说，“我们得上路了。”
依照鲁西亚·雷所言，他可以对天发誓是德内莎·斯坦纳将那个包裹放进埃米莉的灵柩中的。他简单地认为这个礼盒中应该是小女孩一个心爱的玩具或玩偶。
“她什么时候放的？”我们快步走向旅馆的停车场时，马里诺问。
“就在葬礼之前。”我回答，“你带汽车钥匙了吗？”
“带了。”
“那就由你来开车吧。”
我头痛得要命，只能将之归因于福尔马林的呛鼻味和无法吃饱睡好。
“有没有收到本顿的消息？”我故作漫不经心地问。
“前台应该有一大堆你的留言。”
“我直接去了你的房间。你怎么知道我有很多留言？”
“前台服务员原本想拿给我的。他觉得我们两个人中我看起来更像医生。”
“那是因为你看起来像个男人。”我揉揉太阳穴。
“你注意到这一点，说明你还像个白人。”
“马里诺，我希望你不要总以充满种族歧视的口吻说话，我相信你没有种族歧视观念。”
“你喜欢我的这辆车吗？”
这是一辆栗色的雪佛兰凯普瑞斯，手电筒、无线电、电话、扫描仪等设备一应俱全，甚至还架了一部摄影机和一把陆战队用的温切斯特牌十二号口径不锈钢霰弹枪。枪栓是推拉式的，内装七颗子弹，与联邦调查局用的完全一样。
“老天，”我难以置信地说着上了车，“北卡罗来纳州黑山镇什么时候需要镇暴用的霰弹枪了？”
“现在。”他发动引擎。
“这些配备是你要求的？”
“不是。”
“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一个只有十名警察的警局，配备却比缉毒小组还精良？”
“或许地方人士真正体会到社区警力的价值了。这个社区正面临一个难缠的问题，结果本地商人与忧心忡忡的居民纷纷慷慨解囊赞助经费，例如资助购买车子、电话、霰弹枪。有一名警察告诉我，今天早晨一位老妇人打电话给他，询问联邦调查局探员是否愿意和她共进周日晚餐。”
“听起来不错啊。”但我仍然有点困惑。
“另外，镇议会正在考虑扩编警察局，我猜那能说明某些事情。”
“什么事情？”
“黑山需要一个新的警察局局长。”
“我仍然不明白你打算做什么。”
“嘿，或许我就打算在这个小镇落地生根，医生。他们再找一位经验丰富的局长，又把我当做〇〇七似的人物。这种事不需要太空科学家也可以想得出来。”
“马里诺，你到底怎么了？”我极为平静地问道。
他点了一根烟。“怎么了？你先是否认我看起来像个医生，现在有人为我不像个局长了？我才在你眼中我什么都不像，只像个一无是处的笨蛋，只会和新泽西地区的无赖一起吃意大利通心面，只会带那些穿着紧身衣搔首弄姿的女人出游。”他愤然吐了口烟。“嘿，不能因为我喜欢骂人，就认定我是有刺青，没教养的人，也不能因为我没有像你一样就读那些常春藤名校，就认定我是个笨蛋。”
“你说够了没有？”
“还有一件事，”他仍说个不停，“这里有许多钓鱼的好地方，还有蜂树湖与詹姆斯湖，而且除了蒙特利特与比尔特摩附近，放假都很便宜。或许我已经厌倦了这种生活：看着游手好闲的人互相残杀，捉捕连环杀手将其关进牢房，因为为此付出的社会成本比我看管他们所领的薪水还高。‘如果’那些混蛋能关进牢里，那是最大的‘如果’。”
我们已经将车停在斯坦纳家的车道上五分钟了。我望着车窗外灯火通明的房子，不确定她是都知道我们得到来以及为何而来。
“你说完了没有？”我问他。
“不，还没说完，我只是说烦了。”
“水锦皮需哦按摩。我没有就读常春藤名校……”
“那你怎么称呼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大学？”
“马里诺，去你的，闭嘴。”
他望着挡风玻璃外，又点了一根烟。
“我跟你一样是个穷苦的意大利人，生长在贫穷的意大利人聚居区。”我说，“区别在于我住在迈阿密，你住在新泽西。我从不认为自己比你高尚，我也没有骂过你笨。事实上，你一点都不笨，尽管你英语说得很糟，而且没听过歌剧。”
“我对你的所有抱怨源自一件事：你很固执，严重时心胸狭隘，令人无法忍受。换句话说，你会因怀疑别人怎么对待你，而以牙还牙的对待别人。”
马里诺拉开车门。“我没有时间听你训话，也不感兴趣。”他将烟丢掉，走了出去。
我们沉默无语，走向德内莎·斯坦纳家的前门。我觉得德内莎开门时一定察觉到我和马里诺刚吵了一架。他不愿意正眼看我，也不理会我。由她带着我们走向客厅。我曾经在照片中看过她的住处，所以这里熟悉得令我颇不自在，屋内摆式呈乡村风格，目之所及均为褶裥饰边的松软坐垫，垂挂的绿植和流苏制品。玻璃门后，瓦斯炉正冒着火光。屋内有许多座钟，分秒不差。斯坦纳太太正在看有线台播放的一部有鲍勃·霍伯主演的老电影。
她将电视关掉，坐在摇椅内，看起来疲惫不堪。“今天不是个好日子，”他说。
“是啊，德内莎，当然不会是好日子。”马里诺坐在她身旁的椅子上，全神贯注地望着她。
“你们是来告诉我发现了什么吗？”她问。我明白她是说开棺验尸。
“我们还得进行许多检验。”我告诉她。
“就是说你们没有找出有助于逮捕那个人的任何证据？”她带着淡淡的哀愁说，“医生们在没有发现什么的时候总是说要检验。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已经明白了这一点。”
“这种事需要时间，斯坦纳太太。”
“听着，”马里诺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