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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着让马里诺坐起来，但他太沉了。
“起来啊，来啊。”
我转过马里诺的脸，用手指抵着他的下巴以使气管保持通畅。我环顾四周寻找药瓶，寻找她可能让他服用的任何东西。床边的茶几上有个空酒杯，我端起来嗅嗅，是波本威士忌的味道。我茫然地望着她，她的血与脑浆溅得到处都是，我则像垂死挣扎般颤抖着。她背靠墙壁，像是坐在血泊当中。她的黑衣服弹痕累累，血迹斑斑，脑袋垂向一侧，血仍一滴一滴落在地板上。
悠长的警笛声传来，好像会永远悲鸣，接着我听到匆匆上楼的杂乱脚步声、摊开担架的声音。韦斯利在不知不觉间出现了，他张开双臂紧抱着我，一群穿着跳伞衣的人则围着马里诺。窗外红光与蓝光不停闪烁，我这才发现我已射破了玻璃，冷冽的风钻进来，拂动着沾有血迹的窗帘。窗帘上，自由自在的气球飘过淡黄色的天空。我望着冰蓝色的绒毛垫子、触目所及的动物填充玩具、镜子上的彩虹印花，还有小熊维尼的海报。
“是她的房间。”我告诉韦斯利。
“都结束了。”他抚着我的头发。
“埃米莉的房间。”我说。
隔天清晨，我离开了黑山。那是周一，韦斯利想与我同行，但我决绝了。我还有事待办，而他必须陪马诺里。经过洗胃，将德罗美牌镇静剂清洗出来的马诺里仍在住院。他不会有事，至少身体上是这样，韦斯利会带他去匡提科。马诺里必须像一个卧底探员般提交任务报告，他需要休息、安全和朋友。
我做在飞机上独坐一排，做了许多笔记。埃米莉·斯坦纳的谋杀案在我杀了她母亲之后已真相大白，我已经做了笔录，但这个案件还得继续侦查，对此我并不担心也没有理由担心，我只是不知道该有何感受。我并不觉得遗憾，这让我多少有点不自在。
我疲倦不堪，连做点芝麻小事都很费力，身体仿佛灌了铅一般，反应也很迟钝。有时候我发现自己正茫然望着前方，目不转睛，却什么都没看见。我不知道自己怔仲了多久或到过何处。
我的当务之急是将这个案件记录下来，以备联邦调查局和警方查证。警方的侦办已有了眉目，但有些问题将永远悬置，因为死无对证。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埃米莉遇害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我自有一套推论。
我相信埃米莉在她的聚会结束前匆匆返家后，与母亲发生了争吵，或许是在进晚餐时。斯坦纳太太很可能在埃米莉的食物中放了大量的盐来惩罚她。摄取大量的盐是一种虐待孩子的方式，可怕的是这很常见。
埃米莉或许曾被迫喝盐水。她会呕吐，会出现钠含量过高的症状，许已断气。这可以解释埃米莉看似矛盾的验尸结果，也可以解释她体内钠含量偏高、伤口没有活体反应的疑点。
至于斯坦纳太太为什么要模仿艾迪·希斯谋杀案，我只能推断一个罹患孟乔森征的那人会对如此骇人听闻的案件产生浓厚的兴趣。只是德内莎·斯坦纳的反应与别人不同，她会想象一个母亲如果在这么恐怖的情况下遭逢丧女之恸，会引来什么样的关注。
那种幻想使她亢奋，她可能已在脑中拟出计划。那个周日傍晚她很可能刻意毒死女儿，以执行她的计划。也可能她在盛怒之下无意间毒死埃米莉后，决定执行计划。我永远无法知道答案，但那也无关紧要，这个案件永远不会上法庭。
斯坦纳太太将女儿的尸体放在地下室的浴缸里，我怀疑她这时候才朝埃米莉开枪，让血从排水孔流出，然后故布疑阵为性侵害案，脱掉埃米莉的衣服。埃米莉在她暗恋的男孩收献金前离席，那个原本要当献金的二十五美分硬币在她的裤子被脱掉时掉落，随后六天她的臀部就压在硬币上。
我猜测近一个星期后的也跟夜晚，斯坦纳太太将一直封存着的埃米莉的尸体取出。她很可能是用毛毯包裹尸体，将之放在塑料袋里，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些毛纤维。用显微镜查出髓木也很合理，因为斯坦纳太太用来捆绑女儿和自己鲜橘色胶带仍未寻获，那把点二二口径的手枪也下落不明。我对还能找到这两项证物表示怀疑。她太聪明了，不会保存这两项会使她获罪的证物。
现在回想起来，案件似乎很简单，许多方面都显而易见，例如胶带撕扯的顺序。毫无疑问，斯坦纳太太捆绑女儿时，无须事先将所用胶带撕扯下来粘在家具边缘。她不用制服女儿，因为埃米莉已不能动弹，她的双手可以随意活动。
而斯坦纳太太绑自己时，就得费点心机。她必须事先将所用交代撕扯下来，粘在柜子上。她只是象征性地将自己绑住，以便自行脱困，但没料到撕扯胶带的先后次序乱了，她并不知道那些次序的重要性，也没有理由知道。
我从夏洛特市转机飞往华盛顿，再乘出租车前往罗素大楼，我与罗德参议员约好在此见面。下午三点半我到达时，他正在参议员表决法案。我在会客室耐心地等候，周围电话铃此起彼伏，年轻的男女助理不断接听，因为世界各地都有人想找他以获得协助。不知道他如何承负如此重担。没过多久，他就来了，朝我笑笑，我从他的眼神知道他已了解所发生的一切。
“凯，见到你真好。”
我跟着他穿过另一个房间——房内有更多的桌子和更多接听电话的助理——走进他的私人办公室。显然，他又很多杰出艺术家的画作，也爱好读书。
“局长稍早打电话给我了，真是一场噩梦，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说。
“我没事。”
“请坐。”罗德带我到长沙发前，自己则坐在对面一张不起眼的椅子上。他很少隔着桌子接待贵宾，他不需要。他和我认识的每一个大人物一样，既谦卑又亲切。
“我脑中一片茫然，浑浑噩噩。”我说，“创伤过后的压力与诸如此类的症状稍后才会显现，并不能因为是医生而免疫。”
“你要好好保重，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休息。”
“罗德参议员，我们该怎么帮露西的忙？我想替他洗刷冤屈。”
“我相信你已经做到了。”
“不尽然。联邦调查局知道扫描进门系统的不是露西的真正指纹，但还不能完全证明露西是清白的。至少这是我得到的信息。”
“不是这样，完全不是。”罗德参议员翘起脚看着我。“或许有一个消息在联邦调查局内部流传的问题，我是说闲言闲语。因为邓波尔·高特也涉及此案，所以有很多事情无法公开讨论。”
“所以露西必须接受别人异样的眼光，而不能将真相公之于世。”我说。
“没错。”
“那么，有些不信任她的人会认为她不应该待在匡提科。”
“也许会有这种人。”
“这样处理不够好。”
他耐心的注视着我。“你不能保护她一辈子，凯。让她自己去疗伤止痛吧，她会因此而获益，只要别让她触犯法律。”他笑了笑。
“我会尽全力做到这一点，”我说，“她仍背负着醉酒驾车的罪名。”
“他是遭人追撞，甚至是蓄意谋杀的受害者，我想法官对此应该会有不同的看法。我建议她主动从事社区服务。”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我知道他又，否则他不会提起。
“不知她是否愿意再回工程研究处？我们不清楚犯罪人工智能网络遭高特篡改的情形有多严重，我想建议局长让露西通过这套系统替联邦调查局追查高特的手脚，看看有何补救措施。”
“法兰克，她一定很兴奋。”我内心充满感激。
“我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他继续说，“那也会让她有复职的机会。她并没有做什么措施，只是未能作出明智的判断。”
“我会告诉她。”我说。
我从罗德的办公室出来之后，到威拉德宾馆住宿。我太累了，不想回里士满，只想飞往纽波特。我想去探望露西，哪怕只待一两个小时。
我想告诉她罗德参议员为她做了什么，她已经清洗嫌疑，前途一片光明，以后将会万事顺利。我要告诉她我有多爱她，我想知道自己能否将这难以启齿的字眼说出口。我一向掩藏感情，因为我担心一旦表达，这段感情就会离我而去，就像我有过的几段感情。我又打给母亲。
我打电话给多萝茜，无人接听。我又打给母亲。
“你这次又到什么地方了？”她问。我可以听到旁边的流水声。
“我在华盛顿。”我说，“多萝茜呢？”
“她来我这里帮忙做晚餐，我们在做柠檬鸡和莎拉——你应该看看那棵柠檬树，凯，葡萄柚也好大。我一边打电话，一边洗莴苣呢。你如果可以偶尔来探望你母亲，我们也可以一起吃饭，家常便饭。我们可以像一家人。”
“我想和多萝茜谈谈。”
“等一下”
咔的一声之后，多萝茜的声音出现在电话那头。
“露西在埃季山的辅导员叫什么名字？”我劈头就问，“他们应该为她指派辅导员了。”
“那不重要。露西不在那边。”
“请再说一遍，”我说，“你刚才说什么？”
“她不喜欢那种治疗，跟我说想离开。我不能逼她，她已经是成年人了，何况她又不受什么约束。”
“什么？”我大感震惊，“她在那边吗？她回迈阿密了？”
“不，”多萝茜很冷静，“她要在纽波特待一阵。她说这时候回里士满不安全，诸如此类的废话。她也不行来这里。”
“她一个人待在纽波特，头部受伤，又酗酒，你却不闻不问？”
“凯，你还是老样子，反应过度了。”
“她待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她只说她想四处逛逛。”
“多萝茜！”
“我提醒你，她是我女儿，不是你的。”
“那是她今生最大的悲剧。”
“你能不能就这一次不要管别人的狗屁闲事？”她厉声说道。
“多萝茜！”我听到我母亲说到，“我不懂你说脏话。”
“我告诉你吧，”我用想杀人的冰冷语气说道，“如果她出了什么事，我为你是问！你不只是一个可怕的母亲，也是一个可怕的人。我真遗憾你是我妹妹。”
我挂了电话，拿出电话簿，打电话给航空公司。如果抓紧时间，还可以赶上一班飞往罗德岛首府普罗维斯的班机。我出了门，一路跑过威拉德宾馆高雅的大厅，引来路人侧目。
门僮替我拦了辆出租车，我告诉司机如果他能尽快送我到机场，我可以给付加倍的车钱。他飞驰狂飙。在广播里播出我的航班即将起飞的消息时，我赶到了机场。找到座位后，我满腹心酸，眼泪差点夺眶而出，极力将泪水往肚里吞。我喝了些热茶，闭上眼睛，茫然地想该如何在陌生的纽波特投宿。
乘出租车从普罗登斯前往纽波特时，司机告诉我这趟行程要花一个多小时，因为正在下雪。我透过布满水痕的窗户望着路旁一座座黝黑高耸的花岗岩墙壁，墙面的水滴已结冰，从车底灌进来的风又湿又冷，令人难受。大片雪花飘落在挡风玻璃上，像柔弱的甲虫，紧盯着看会头晕。
“你能不能推荐一家纽波特的旅馆？”我问出租车司机。他说话的神情标明自己是个典型的罗得岛人。
“马里奥特旅馆是你最佳的选择，就在水边，去购物和去餐厅都只需步行。山羊岛上还有一家双数旅馆。”
“我们试试马里奥特吧。”
“好，女士，就去马里奥特。”
“如果你是一个年轻女性；想在纽波特找工作；你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