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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超点了点头。他怕打断老教授回忆的思路，就没说什么。
“年轻人，你应该听说过当年那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专院校里的所作所为吧？”向子龙顿了一下，似乎在等待陈超的回应，“在那个时代，他们自称代表正确的政治立场。我们学校也来了一伙，他们打着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名义无恶不作。我们这些老师很快给那些人的头目起了个外号，叫‘革命行动同志’。为什么呢？因为那家伙到处跟人宣扬他的那些‘革命行动’。其实他干的无非就是批斗、殴打、咒骂我们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可我们这些教书匠除了背后给他起个外号，还能做些什么呢。”
“那梅老师是他‘革命行动’的对象吗？”
“嗯，他一直在找梅老师‘谈心’。有人说他找女老师谈心的时候都是关着门的。不过说句公道话，我倒没看出他有什么不轨举动。他每次找梅老师‘谈心’时间都不长，而且门也不是一直关着的。梅老师见到他就像耗子见了猫一般。我意思是说，她一直尽全力想避开那个家伙。”
“您也在替他担心吧？告诉过她吗？”
“没有，当年随便怀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可是犯罪啊，”向子龙苦笑道，“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她家。不知道谁在明府墙上用粉笔写上了一串反革命标语。当时有十几家‘革命群众’住在那儿，但居委会却坚称这是阶级敌人的‘又一次疯狂反扑’。有个邻居指认说曾经看到梅老师的儿子手里拿着粉笔，还有人说梅老师是事件的‘幕后黑手’。于是居委会派人来我们学校，与‘革命行动同志’碰头。他们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对梅老师的儿子进行了单独隔离审查。什么隔离审查啊，根本就是把孩子锁到小黑屋里，不认罪就不放出来。”
“这也太过分了，”陈超说道，“隔离审查的时候他们虐待孩子了吗？”
“审查组具体干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个‘革命行动同志’一直在她家附近活动。不过梅老师倒是没被隔离审查，她每天还是来学校上班，只是看起来愁眉不展的。有一天下午，她光着身子从阁楼跑出来，跌下楼梯，当场就摔死了。有人说她失心疯了，有人说她当时正在洗澡，因为孩子回家太过激动。”
“就是说她儿子是那天被释放的？”
“没错，那天下午回去的。可是他刚到阁楼门口就转身跑下楼梯。按照他们家邻居的说法，梅老师当时就跑出来追她儿子。”
“这说不过去啊，即便小男孩儿撞见自己母亲在洗澡，也不至于那样跑吧。再说梅老师也不至于就光着身子跑出来。”陈超皱起眉头。
“她太爱自己的儿子了，可能是儿子回家带来的喜悦让她不能自己吧。”向子龙叹了口气。
“关于她的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人怎么说？”
“他们说那是一场意外，仅此而已。”
“难道当时没人对她的死提出疑问吗？”
“没有。当时我也在受批斗，罪名是‘用西方靡靡之音毒害青年学生’。说实话我那时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向子龙说道，“‘文化大革命’之后，我曾经去‘革命行动同志’工作的工厂了解情况，可他却从来都不提当年每天在梅老师家附近转悠的事。他是宣传队领导，应该在我们学校工作，而不是每天都去梅老师家附近转悠。那他到底去干什么了？我也不敢确定，因为我没有真凭实据，再说我实在不想在梅老师的痛苦上再添一笔。不过我听说那个‘革命行动同志’最后没得好，遭了许多灾祸，被工厂开除，也被惩罚了。”
“等一下，您记得那个‘革命行动同志’的姓名吗？”陈超问道。
“忘了。不过我可以找找看。你打算调查他吗？”
“他还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吗？”
“还真有。‘文化大革命’时期，通常派驻某学校的宣传队都是由同一家工厂的工人组成的。但是来我们学校的却不一样，‘革命行动同志’和他手下的队员来自不同的两个工厂。”
“这的确很奇怪，”陈超拿出本子和笔，“他是哪个工厂的？”
“上海第三炼钢厂。”
“当时他多大年纪？”
“三十八九、四十出头吧。”
“好的，我会去调查的。”陈超说道。不过，不论这个“革命行动同志”做过些什么，他如今也得六十多岁了。可是按照于光明提供的情报，百乐门监控录像里那个人大概也就三十多岁，“梅老师的后事是怎么办的？”
“说到这事儿我就很生气！我本想给她送个花圈什么的，说实话我也应该这么做。可是她的遗体当晚就被拉到火葬场烧了，骨灰被随便撒掉了。她活着的时候我没能为她做点什么，甚至连她死后都不能！这是我的终生憾事。”
“您不必自责，向教授，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向子龙拿出一张唱片，“我把一首宋词谱成曲子了，就是为了纪念她。”
陈超接过唱片。封套正面印着一个身穿红裙翩翩起舞的女子，背面则印着晏几道的那首《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梅老师若泉下有知，一定会很喜欢这张唱片的。”陈超说道。
“我会烧一张给她的，”向子龙忽然显得有些尴尬，“不过我从来没对我太太说起梅老师的事。”
“放心吧向教授，您说的这些我都会保密的。”
“我太太快回来了，”向子龙把唱片重新放回书架，“她有点小心眼儿。”
“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梅老师的儿子，他后来怎样了？”
“关于那条反革命标语他们啥都没查出来。总之那孩子后来成了孤儿，跟亲戚住在一起。我听说他‘文化大革命’之后好像上大学了。”
“您知道是哪所大学吗？”
“不知道，最后一次听说他的消息都已经是几年前了。不过如果这个事情很重要的话我可以打几个电话问问。”
“可以吗？那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陈队长，别这么说。终于有一位警官愿意为梅老师做点什么了，该说谢谢的是我。”向子龙诚恳地说道，“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们的调查结束后，能帮我复制一份那套照片吗？”
“没问题，我明天就洗一套寄给您。”
“十年生死两茫茫啊……”向子龙说道，“哦，对了，去她邻居那里也许能打听到些什么。”
“您有她当年的住址吗？”
“你知道衡山路上那个老洋房吧，离宝庆路不远，你去问问就知道了。现在那儿已经被改成一家饭店了。我去过一次，手上有一张他们的名片，”说着，向子龙拿出一张名片递给陈超，“喏，就这个，老洋房饭店。”
二十四
待陈超赶到衡山路，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他花了好一番工夫才找到此处的居委会。“真不容易。”他自语道。天气很冷，找到居委会起码意味着可以进屋暖和一下。
既然红色旗袍当年的穿着者身份已经确定，那么接下来就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案件展开调查了。
单凭向子龙教授的一面之词恐怕不能断定梅老师没有其他追求者。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狂热年代，以梅老师的才华和美貌，应该也会有很多男人为她倾倒。
那位被称做“革命行动同志”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也值得调查，也许他加入宣传队的目的就是为了靠近梅老师。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也是后来导致惨剧的嫌疑人之一。
总之，陈超需要先通过居委会了解更多关于梅老师的情况。
居委会办公室所在的衡山路上，多数房屋都是年久失修的两层小楼，远远望去像是一排火柴盒。街角有一块木牌，指向不远处的农贸市场。居委会似乎已经下班了。于是陈超走到路边一个小贩跟前，向他打听居委会主任的姓名和住址。
“居委会主任啊，叫翁尚涵。你看见市场旁边那座小楼的二层那家了吗？”小贩边说边从陈超手中接过一支香烟，一阵寒风吹过，他打了个冷战，“那就是她家了。”
陈超按照小贩的指点来到翁尚涵的家门口，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四十五六岁的女人，身材不高，显得很精明，手上拎着一个暖瓶站在水泥地面上，脚上没穿鞋，只套着一双棉袜。她就是翁尚涵，正皱着眉头看门外的陈超。她把他当成前来求助的社区住户了。他们的房间很小，似乎并不适合接待陈超这样贸然来访的不速之客。
翁尚涵将陈超让进屋里，她正跟丈夫一起叠纸钱。这样的迷信行为似乎不符合她居委会干部的身份。但陈超很快意识到，冬至就快到了。他自己也买了纸钱，还在庙里给晓红烧过一些。看来主家这时候的确不适合接待客人。
“翁主任，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来打扰您，”陈超一边致歉一边将名片递给对方，“我想向您询问一下关于明家的情况。”
“恐怕我帮不了你，”翁主任说道，“我是五年前搬来的，在那之前明家就不住在这儿了。这些年衡山路附近的居民换了一茬又一茬。按照政府的新政策，之前被强占的私宅都要物归原主，所以很多原住户搬回来了，很多曾经住在这里的人都搬走了。”
“那为什么明家没搬回来呢？”
“新政策有个问题不太容易解决。你想啊，‘文化大革命’时代住进这些私宅的住户怎么办呢？的确，他们当时是强行霸占的，但是现在也不能让他们睡马路去啊。所以政府正试着从私宅主人那里购买这些房产。很多人是不愿卖自己家房子的，但是明家少爷同意了。他都没回来看一眼那房子。后来那房子成了饭店……”
“对不起打断您一下，明家少爷叫什么名字？”陈超问道。
“我查查啊，”翁主人拿出一个文件夹，哗啦哗啦翻了半天，“不好意思啊，查不到了。不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个成功人士。”
“谢谢，”陈超说道，“他卖掉老房子得到了多少钱？”
“那是他和区政府的事儿了，不在我职权范围内啊。”
“关于明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遭遇有什么记录吗？”
“我估计那个时代的记录很难保存到现在了，前几年我们居委会办公室很混乱。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前任把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的唯一一本居委会工作日志销毁了。”
“您是说前任居委会主任吗？”
“是的，不过她已经去世五六年了。”
“那的确很难查了，”陈超说道，“不过我还得向您打听一下明家少爷的母亲梅老师的情况。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去世了，大概是死于意外。您听说过这方面的事吗？”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您问这个干吗？”
“因为这些可能牵涉到一起凶杀案。”
“什么！”翁主任显然是吃了一惊。
“我可是久仰陈队长大名了，”说话的是翁主任的丈夫，他对妻子说道，“陈队长破过不少大案要案。”
“当初我们听说明家的事，也是因为那个姓潘的玩了个鬼把戏，”翁主任说道，“就是老洋房饭店的老板。”
“有点儿意思。您能详细说说吗？”陈超问道。
“明家少爷把房子卖给政府没多久，那个姓潘的就盯【文。】上了那座老房子。可是里面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