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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失败了，雷蒙德和太多人在同时说话，也没有仔细听我说什么。
“有一个案子的档案不见了。”我又说了一遍，“她手头上有一个案子，但我们在记录里找不到。”
这终于引起了雷蒙德的注意，我们已经通过侧门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什么案子？我们还知道什么？”
“只知道是一个受贿案——B类案件，似乎没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过了梅可，也查了自己的档案记录。”
雷蒙德打量了我一秒钟，然后，他的神情开始变得恍惚。
“我两点钟的时候应该去哪里？”他问我。
我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他开始大声喊他的秘书萝瑞塔，一直喊，直到秘书出现。这个时候，雷蒙德应该去参加一个律师委员会关于刑事犯罪案程序的会议。他应该在会议上介绍全州关于审判体系的各种改革，这也是他竞选过程中一直呼吁强调的一个问题，而且，会议已经发出了媒体邀请，电视台和各路媒体记者都会在那里，而他，已经迟到了。
“妈的。”雷蒙德说，“妈的。”他一边绕着办公室团团转，一边说，“妈的。”
我又说了一遍，“总之，这个案子在电脑系统里怎么都找不到。”
“她给科迪打电话了吗？”他问我。
“卡洛琳吗？”
“不是！萝瑞塔。”
“我不知道。”
他又开始喊萝瑞塔了，“给科迪打电话。给他打了没有？天哪，快点打，快点叫人下去。”雷蒙德看着我，“那酒鬼一天到晚用车上的电话，老是打不通，他妈的他到底在跟谁聊天啊？”
“我原来还以为你会听说过这个案子，你说不定还会记得点什么。”
雷蒙德根本没有听我说话，他坐在椅子里，靠在墙上，这面墙被那些副检察官们戏称为“雷蒙德之墙”，墙上挂满了各种荣誉奖状、照片和其他纪念品，像是律师协会的奖励，法庭上素描师给他画的素描画、政治漫画，等等。雷蒙德又露出那种充满沉思的表情，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天哪，这就是一场灾难。每次参加竞选的时候，拉伦都建议我找一名副检察官，让他全职负责竞选的所有事情，我每次都没有听他的，但也没出什么问题。但这一次，我真的有点应付不过来了。要做的事太多了，又没人负责。你知道吗？我们已经两个月都没进行民意测评了。还有两周就要选举，我们还完全不知道现在的形势，也不知道对手的情况。”他用手捂住嘴巴，摇着头。与其说他表露出来的是焦虑，倒不如说是窘迫。雷蒙德·霍根，金德区的检察长，已经没办法应付这一切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都沉默着。刚刚在马路上挨了那一顿骂后，我不想再毕恭毕敬了。我在政府工作十三年，我知道官场的生存之道，我必须确保在丢失档案的这件事上，我能自保。
“总之。”我又开口了，“我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有多重要，也不知道这案子到底是归档的时候出了错，还是真的有什么内幕。”
雷蒙德瞪着我，“你怎么又在说那个档案的事？”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萝瑞塔说有电话打来，雷蒙德接起电话。是桑迪·斯特恩打来的，他是律师协会的主席，也是一名很厉害的辩护律师。雷蒙德向他道了歉，说是被缉毒署和警方之间的争执耽误了，但已经出发了，马上就到。当雷蒙德把电话放下来的时候，他又开始大声喊科迪。
“来了，来了。”科迪一边回答，一边从侧门走进来。
“总算到了。”雷蒙德朝一个方向走了两步，然后又换了个方向，“我的外套在哪里？”
科迪已经拿着他的外套了。
我只能暗暗祝雷蒙德好运。
科迪打开门，雷蒙德刚出门，又马上折了回来。
“萝瑞塔！我的演讲稿呢？”
原来，科迪也已经拿着演讲稿了，但雷蒙德还是走到自己办公桌前。他打开抽屉，在走出去的时候递给我一个文件夹，是那个B类案件。
“我们到时候再谈。”他对我说，然后便一路小跑出去了，科迪紧紧在他身后跟着。
第六节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男孩，温德尔，开始变得重要起来。”我对罗宾森大夫说，“我的意思是，对我们来说，至少，是对我来说，他好像越来越重要了。这很难解释清楚，但不知怎么的，他成了我和卡洛琳之间的一部分。”
他不是一个寻常的孩子，跟同龄的小孩相比，他个子很大，带着一些大个子小孩的那种缓慢与笨拙，长得也很憨厚，甚至有点傻，但他的迟缓还不至于到呆滞的程度。我问过心理医生，但医生说，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这个五岁的孩子“很抑郁”。
温德尔在他妈妈的案子待审期间，从区收容所被送到了一户寄养家庭。他每天都能见到爸爸，但没见过妈妈。卡洛琳和我同法庭方面据理力争过之后，获准能同温德尔聊聊。但实际上，一开始我们什么话都没有和他说，我们只是在他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坐在旁边，由心理医生把我们介绍给他。医生会拿玩具和洋娃娃给温德尔玩，然后问他对不同的问题有什么想法，几乎每一次，他都会说自己没有想法。这个叫马丁利的医生说，温德尔已经来好几周了，但从来都没有问过关于他妈妈的事，一次都没有，所以，他们也没有提起过这个话题。
温德尔一开始就很喜欢卡洛琳，他会把自己的布娃娃给她，还会跟她说话，让她去看窗外飞过的鸟、开过的卡车或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们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去的时候，卡洛琳告诉温德尔，她想和他谈一谈他的妈妈。心理医生很紧张，但温德尔只是用两只手紧紧抓着自己的娃娃，问要谈什么。
于是，我们每天都能和温德尔聊上二三十分钟。心理医生显然也很惊讶，最后，他甚至要求卡洛琳在他和温德尔谈话时也留下来。经过几周的时间，我们终于通过孩子断断续续、杂乱无章的描述，大概知道了事情的经过。而温德尔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犹豫，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情绪。他一般就是站在卡洛琳面前，双手紧紧抓住洋娃娃，眼睛也死死地盯着洋娃娃。卡洛琳问一个问题，温德尔回答，卡洛琳把他的回答重复一遍，再继续问更多的问题。温德尔会点头，或摇头，或没有任何回应。有时候，他会这样说，“很疼”，“我哭”，“她说我不应该安静”。
“她是想让你安静点吗？”
“是！她说我不应该安静。”
如果是别人，这些提问与回答，尤其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也许会显得很残忍，但卡洛琳这样做的时候，看上去却是那么温柔又无私。在开庭审判前不久，卡洛琳和心理医生终于得出结论，那就是：除非有绝对必要，否则检方最好不要让温德尔出庭作证。卡洛琳说，与亲生母亲当庭对峙可能会让这孩子承受不了。但即便是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卡洛琳还是继续去和温德尔见面，去了解他更多的情况。
“这很难解释。”我对罗宾森说，“她看着这个孩子时的样子。像是看透了他的心。她的情感是那么强烈、那么真诚，我从来没想过她会这么擅长和小孩子沟通。所以，当她展现出这样的一面时，我震惊了。”
我觉得她越来越神秘了。她就像是某个印度教里的女神，蕴含着造物主的全部情感。卡洛琳通过她的言行举止、一颦一笑，打开了我内心一条狂野奔涌、充满情欲河流的闸门，而她对这个可怜孩子的温柔照顾则把我拉过了那湍急的河岸，让我的全部情感都在融化、在呐喊，比性的冲动更加深刻、更加震撼。当她用温柔真挚的语气，朝受过伤害、有点迟缓、可怜的温德尔靠过去时，我已经完完全全地爱上了她，无论这爱让我如何后悔。
这是一种疯狂的爱，一种绝望、执着、自欺欺人的爱，一种最真实的爱，不考虑未来、只陶醉在当下的爱。
有一天，我跟马丁利说起了卡洛琳和温德尔的这种相处方式。“这很了不起，对不对？”我问，“很神奇，无法解释。”我想听到他对她的赞美。
但马丁利显然把我的问题当作了纯医学的咨询，好像我是在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现象。他若有所思地抽着烟。“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他说，然后，他的表情变得很复杂，我想，他可能是觉得他的答案会让我生气，或会对他产生误解，但他还是继续说了下去，“我相信。”他说，“是在某个很细微的方面，她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庭审进行得很顺利。麦克加芬太太的代表律师是桑迪·斯特恩。他是一个阿根廷裔犹太人，很绅士，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温柔的口音和修剪整齐的指甲也很完美。作为辩护律师，他总是彬彬有礼，又一丝不苟，于是，我们也决定根据他的低调风格行事。我们摆出物证，请了多名医生作为人证，还拿来了温德尔的体检结果，再根据各种证据得出结论。然后，我们检方就下场了。斯特恩上场，他叫来一位心理医生，医生作证说科琳·麦克加芬的本性其实非常温和善良。然后，斯特恩又打破辩护的常规，让被告自己出庭，她当然否认了一切，然后她的丈夫又来作证，声泪俱下地说起了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夭折，还坚持说他当天目睹了温德尔自己摔下去的全过程，他说他妻子对儿子的爱是全心全意的。一个高明的辩护律师总是会用隐晦的方式向陪审团传达信息，这条信息可能是带有偏见的，或不适合直接说出来的，当黑人受害者指认白人被告时，它可能就是一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恳求，而现在，它就是一种无所谓、没什么大不了的态度。斯特恩是想让陪审员们知道，科琳·麦克加芬的丈夫已经原谅了她，如果他都可以原谅她，那为什么陪审员们就不可以呢？
大概是对工作的专注给了我一种逃避的途径，我发现，只要是在法庭上，我就可以基本控制住自己不去想卡洛琳，我很喜欢这种能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方式。当她来到我身边时，我才会猛然醒悟，甚至惊讶自己的控制力。但这样的意志力是有沉重代价的，一出法庭，我就基本无能为力了。在询问证人、搜集证据的过程中，我都必须努力告诉自己：不要去想她，拜托，现在不要再想她了，但还是想她。我仿佛是在一种恍惚的现实中行动，在各种炫目的虚幻间摇摆，在时时强烈的自责中纠结，而当她出现的时候，我又只能呆呆地看着她，毫无办法。
“最后。”我告诉罗宾森，“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她办公室里加班。”温德尔的案子快要结案了。戴瑞尔又出庭作证了。老实说，这个男人一副软弱哀怨、没法面对现实的样子很打动人。卡洛琳马上要对他进行交叉询问（交叉询问是英美法系庭审时对证人的一种询问方法，是一方律师对对方证人进行的可诱导性的询问。——译者注），她非常兴奋。这个案子很受媒体的关注，每次开庭，法庭里都挤满了记者，好几家电视台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有相关的报道。而交叉询问本身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因为它需要像外科手术一样精巧的技术：我们必须削弱戴瑞尔作为一名证人的可信程度，但又不能对他进行人身攻击。陪审团会同情他，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