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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王又说了什么？”
“什么都没说，就是一堆废话，他已经快没有竞选经费了。”
“谁不是啊？”雷蒙德说。
我又问他关于他和市长的会面，雷蒙德翻了个白眼。
“他想给我一些建议，私底下，就我和他之间，因为他不想表现得有所偏向。他觉得，如果我们能在选举前抓住杀害卡洛琳的凶手，那我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你能相信吗？他脸上还装出一本正经的表情，我也不好转身就走，他可得意了。”雷蒙德伸出手指着他，“看他站在那儿，还挺伤心的。”
和往常一样，雷蒙德总是没法控制自己对波尔卡罗的情绪。我四周看了看，希望没人听到我们之间的对话。我把脸转向坐在市长身边的那个男孩。
“那男孩是谁？”我问。
雷蒙德回答了我，但我觉得我没听懂。我又朝他靠近了一些，他把嘴凑到我耳边。
“她儿子。”他又说了一遍。
我猛地站起来。
“和他爸爸在新泽西州长大的。”雷蒙德说，“然后来这儿上大学，现在还在念书。”
我一下惊呆了。我对雷蒙德嘟囔了两句，朝最后一个座位走去，一路上台阶两旁全是鲜花。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一开始头晕目眩的震惊已经过去了，但当背后的管风琴突然发出沉闷的音乐、牧师开口说话时，我越发震惊，内心也开始翻腾，不知怎么的，我突然就真的伤心起来。我有些无法理解，她不可能还隐藏着这样一个秘密。我一直就在猜测，她应该结过婚，但她从来没有提过自己还有一个小孩，更不用说这个小孩还生活在这里。我努力抑制着想要离开的冲动，我多么想走出这阴暗的教堂，让外面刺眼的阳光让自己清醒一下。过了一会儿，我冷静了下来，我迫使自己把注意力放到正在进行的葬礼上。
雷蒙德走到讲坛上，没有人正式介绍他的出场。已经有人在雷蒙德之前做了简短的发言，包括牧师希勒和女律师协会的瑞塔·沃斯——但雷蒙德一上场，空气中立马就多了一份凝重的气氛，这强烈的气氛让我从自己的悲伤情绪中解脱出来。在座的几百号人变得鸦雀无声。雷蒙德·霍根作为一个政治家，有他的缺点，但他在公共场合的表现是完美的，他是个优秀的演说家。他已经有点秃顶了，还开始发福，但他穿着高档的蓝色西装站在那里，开始叙说自己的悲痛和愤怒时，就像一座指引光明的灯塔。
他在发言里提到了很多关于卡洛琳的有趣小事，他说，他还记得有些冷漠强硬的检察官认为，实习生只不过是社会义工，是他力排众议，坚持聘用卡洛琳。他还说起了卡洛琳的坚强、聪慧，他回忆了她曾经打赢过的案子、她曾经反抗过的法官，还有她曾经勇敢打破的陈规陋习。这些故事从雷蒙德的嘴里说出来时，是那么饱含深情、那么生动有趣，让人回想起卡洛琳的好，回想起她的勇敢。在这样的场合中，雷蒙德总是能把自己的所想所感传达给听众，引起共鸣，在这方面还真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但是我，却还没有从之前的震惊中恢复过来。我发现所有的一切，伤心、震惊、雷蒙德的话带给我的刺痛，还有心底深处无法言说的悲哀，都涌上了心头，挑战着我的忍耐极限。我拼命地保持冷静，我开始劝说自己，我不能去参加稍后的下葬仪式，我还有工作要做，办公室里自然会有人参加的。秘书、文员，还有其他女人，她们以前总是对卡洛琳说东道西，现在也都来了，坐在前排哭着，她们会紧紧站在墓地周围，为又一条生命的永远凋落流泪，还是让她们看着卡洛琳被长埋地下吧。
雷蒙德的演讲完了。他的表现堪称完美，很多以为他已经一蹶不振的人都看到了他的这一表现。当他朝自己的座位走去时，观众席明显出现了一阵骚动。牧师开始介绍葬礼接下来的流程细节，我根本没听，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回办公室。我会按照雷蒙德的意思，继续寻找杀害卡洛琳的凶手。我的离开不会有人介意的——最不会介意的，我想，大概就是卡洛琳自己。我已经向她表达了我的敬意，她也许会说，这已经足够了。她知道，我也知道，我已经为她伤心过了。
第二节
办公室里弥漫着一种奇怪气氛，好像一切都乱套了。大厅里空空荡荡，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唯一两个留守办公室的秘书在走廊里跑来跑去，忙着接电话。
即便是在最辉煌的时候，金德区检察院也流露着一种沉闷的气氛，绝大多数的副检察官都是两人共用一间拥挤的办公室。这幢区政府的办公楼修建于1897年，是当时刚刚时兴的工厂高校建筑风格。坚固的红砖外墙，配以古典风格的立柱，让人第一眼看见就知道这是一处公共建筑。办公楼里，房间的门上有横窗，窗户上有窗棂。墙壁被漆成苔藓般的暗绿色，像是医院。最糟糕的是里面的灯光，暗黄阴沉，显得陈旧不堪。这就是我们办公的地点了，两百名职员在这里忙忙碌碌，努力处理着这座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和周边两百万人口的区县中发生的每一桩案件。夏天，这里像热带丛林，又热又潮，陈旧的窗户与电话铃声一起震动。冬天，暖气到处漏水，阳光再灿烂，也有一丝永远挥之不去的阴沉。这就是我们中西部地区的司法中心。
在我的办公室里，利普兰泽正在等我，他躲在门后面坐着，像西部片里的反面角色。
“人都死哪儿去了？”他问。
我把外套扔到一张椅子上，说：“有人死了，你怎么还这么无动于衷！对了，你上哪儿去了？所有警龄五年以上的警察可都去了。”
“我从来不参加葬礼。”利普兰泽干巴巴地说。我觉得，一个专门查凶杀案的警察却讨厌葬礼，这其中应该有些深层次的含义，但一时半刻又想不出来，只好把这个念头暂时放下。我工作的情况就是这样：每一天，都遇到一些隐含深意的征兆，但总又记不起来，它们瞬间来去，只留下一个影子，像飞奔而过的小动物。
我把注意力收回来。我的办公桌上有两样东西：一样是检察院里负责人事管理的梅可写给我的留言条，另一样就是利普兰泽放在我桌上的信。梅可的留言条很简单：汤米·莫尔托在哪儿？我突然想到，除了我们对莫尔托玩政治阴谋的推测之外，是不是也该派个人去医院和莫尔托家里看看。已经死了一个副检察官了，别再出什么意外才好。利普兰泽给我的信封上贴着警局鉴证科的标签——嫌疑人：未知。被害人：卡洛琳·波尔希莫斯。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被害人还有一个儿子？”我一边找拆信封的裁纸刀，一边问。
“真的假的？”利普兰泽说。
“还是个孩子，看上去十八九岁的样子，他也去参加葬礼了。”
“真的假的？”利普兰泽又说了一遍，他掏出一支香烟，“参加葬礼居然还有惊喜。”
“我们应该找个人去和他谈谈，他在这儿念大学。”
“把地址给我，我去找他。今天早上莫拉诺又跟我说，‘雷蒙德的人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做’。”莫拉诺是警察局长，是和波尔卡罗一伙的，“他在等着看雷蒙德出丑呢！”
“他和尼可都一样。对了，我今天碰到尼可那个拖拉王了。”我把和尼可碰面的经过告诉利普兰泽，“尼可对自己很有信心啊！有那么一分钟，我甚至都有点相信他了。”
“他会表现得很好，好得超过人们的预料。到那个时候，你就后悔莫及了，后悔你自己没有参加竞选。”
我做了个鬼脸，谁知道呢？现在有利普兰泽帮我，我不用操心这些事。
我第十五次去参加大学同学的聚会时，收到一张问卷调查表，上面问了很多私人的问题，我觉得都很难回答：你最崇拜的现代美国人是谁？你最重要的身体特征是什么？你最好的朋友叫什么名字，描述一下他。对最后一个问题，我思考了一会儿，最终写下了利普兰泽的名字。“我最好的朋友。”我写道，“是一个警察。大概是一米七三左右的个子，吃饱了饭后也只有一百一十多斤，头发剪得很难看，看上去有点阴险，像在街头游荡的小混混，他每天抽两包骆驼牌香烟。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共同点，但我很敬佩他，他在自己的圈子里很厉害。”
我第一次认识利普兰泽是在七八年前，那时，我刚刚被分配到刑事犯罪庭，他则刚刚开始在警局凶杀案调查组的工作。从那以后，我们一起办了十来个案子，但在某些方面，我仍然觉得他很神秘，甚至很危险。利普兰泽的父亲是西区分局的巡警，父亲过世后，利普兰泽就从大学退学，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了一名警察。之前，他被直接任命到检察院工作，担任警局驻检察院特别专员。从理论上说，他的工作是检察院和警方之间的联系人，协调处理涉及各种特殊利益关系的凶案调查。但实际上，他就像一颗流星，总是独来独往。他直接向上司施密德汇报工作情况，而施密德关心的只是每年年终前能不能完成十六起凶杀案破案的任务指标。所以，利普兰泽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酒吧和码头出没，和任何能给他提供消息的人喝上两杯——这些人包括小流氓、记者、流浪汉、联邦探员，等等，任何能让他了解那些黑帮大佬近况的人，而利普兰泽对黑道的研究可谓专家水平。最后，我终于明白，也许正是他知道的秘密太多，才总是闷闷不乐吧！
我手里还拿着他送来的信。
“这里面是什么？”我问。
“有三页案子的报告，还有不少尸体的照片。”那三页纸是现场警察的情况汇报，我曾经和这些警察直接谈过。还有警局法医熊谷医生的解剖报告，熊谷是个个头矮小、长相奇怪的日本人，像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宣传画里直接跳出来的一样，他有个外号，叫“不痛”，是个很难应付的人。如果他要上庭作证，没有哪个检察官不向上帝祈祷的。
“结果怎样？到处都发现了精液吗？”
“只有在阴道里。她死于头骨碎裂引起的大出血，从照片上看，像是被掐死的，但‘不痛’说她的肺里其实有空气，凶手肯定是用什么东西打了她的头。‘不痛’也不清楚凶器是什么，不过他说，作案工具很重，而且很硬。”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她的公寓里寻找凶器？”
“我们把那里都翻遍了。”
“有没有什么东西明显不见了？蜡烛台？书夹？”
“没有！我已经派了三支不同的队伍，彻底搜查过了。”
“那么。”我说，“这个凶手就是有备而来了。”
“有可能，或者是他把凶器带走了。我不敢确认这个人是不是有备而来，看起来，他打她只是为了要制服她，没想到把她给打死了。我认为——你看到照片之后也会这样认为——他用来捆她的绳子，打的是活结，还有，他还曾经试着压在她身上，这些应该都只是想让她安静下来。”利普兰泽说，“他原本只想强奸她。”
“有意思。”我说。
“很有意思。”利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