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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死未卜；惊的是出了叛徒才有这个大祸。但当时的枪林弹雨容不得她细想，拼命冲出去是她唯一的念头。第二天上午，她在离开医院往家奔的路上，也大概地想过这个问题。“深剑”和“夜行”提供的情报是一致的，甚至和江北党组织发给游击总队的电文也是一致的，这说明情报基本是准确的，没有什么问题。但事情泄露了，肯定有叛徒。谁是叛徒？是“深剑”，还是“夜行”，或是其他人？她心里一团乱麻，想不清楚，也无暇去细想。
于是她只好对阿芳说，叛徒的事过后再说，现在要赶紧离开这里，不能在这里住了。她让阿芳先到牛首山游击总队驻地，把情况迅速告诉同志们，叫大家赶紧疏散或转移，自己还要到家中——也就是建邺路“莫愁烟酒店”——去处理一下事情。于是两个人把一些重要的东西销毁了，然后锁上门，就要分头而去。
刚要转身，孙英莲看见了挂在院门口的空菜篮。她伸手把菜篮子取下来。阿芳又打开院门，把菜篮子扔进院子里，复又锁上院门，两人这才仓皇上路。
原来，这只菜篮是一个信号。挂在门口，表示安全；门口没有菜篮，表示情况有变，危险！前来联系的同志老远看见后再决定进退，避免意外。
孙英莲匆匆赶到“莫愁烟酒店”，连忙将正对着窗玻璃的那张“红锡包”香烟招贴画取下来。同菜篮子一样，这也是一种暗号。随后，她收拾了一下屋子，考虑自己是走还是不走。
且说郑少青在宁默之的办公室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东西，却意外地发现了那支有些奇怪的钢笔，心里一时理不出个头绪。
前几天，也就是16号上午，宁默之叫他到二监去督察处理共产党分子的事情。他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于是连忙赶到西郊，将这个重要情报告诉了孙英平。原来，他是潜伏在国防部监察局的我党特工，代号“夜行”。
孙英平把营救的事和郑少青说了。郑少青说刚好有一个机会，自己要到二监去，可以将情况告诉难友们。但为了防止难友们情绪激动，误了大事，他只告诉王峰营救的事，并没有说敌人要屠杀。
现在，不但没有将难友们营救出来，营救人员也全部牺牲了。郑少青深感沉痛的同时，对事情的原委也大惑不解。是出了叛徒？还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如果是骗局，那就太可怕了。说明敌人已经怀疑自己，并利用自己布置了这一圈套。而让自己直接上当的人就是宁默之！他和自己接触较多，很有可能发现了自己的疑点。
“可是，他那支钢笔是怎么回事？”想到这里，他更加重了对宁默之的戒备。
他那天潜入到宁默之的办公室，是想窃取国防部的“长江防御计划”或者类似的资料。因为，他平时已留意到这方面的风声。他想搞到这些东西。虽然并没有人下命令要求他这么做，但他觉得这是他潜伏以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长江防御计划”的军事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不是一个军两个军的价值，而是一个兵团两个兵团甚至更多生命的价值。有了它，既可以极大地减少我军的伤亡和黎民百姓的伤亡，也可以避免战争对城市的破坏，更对我军渡江战役的成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所以，他瞅准一个机会潜进了宁默之的办公室。
“这是一次主动出击，但有点盲目。事先没有准确信息，所以扑空了。以后得看准了才能下手……”他想。
可他到现在还不知道宁默之做了暗记，并且已经知道是郑少青潜入过他的办公室。
杜林甫一见陈言屈服了，心花怒放。他连忙下令追子将茅山青花蟒捉到箱子里，又将陈言从玻璃箱内扶起来，抬到“自省室”，让他躺在整洁的床上。
“酷刑砸不碎共产党人的意志，一条无毒的蟒蛇做到了。还是美国佬的玩意儿高明。”杜林甫得意地想道。
“你们去给陈将军泡杯茶，拿包烟，要最好的。从现在起，他就是党国的功臣了。你们都要尊重他，快去！”他对追子等人说。
几个人连忙出了“自省室”。
“陈将军，说吧。你这么做才是对的。”杜林甫催促道。
陈言的目光不再明亮，不再愤怒，而是变得无奈、悲凉，一种宿命的无奈和悲凉。他在内心感叹自己：一个心高气傲的英雄，一个历经残酷斗争的英雄，一个准备为理想献身的英雄，竟落到如此田地。
他嘘了一口气，用手腕捋了捋凌乱的头发，缓慢而无力地说道：“我叫陈言，是江宁游击总队的负责人。我们得到情报，你们要屠杀我们的同志，就……”
正说话间，追子将香烟、茶叶拿来了。杜林甫斜了一眼，冷冷地问道：“那个东西呢？”
追子一愣，随后就明白了杜林甫的意思。他连忙走到桌旁，拉开抽屉，取出一张纸和一支笔，放到陈言的面前。
陈言抬起滞涩的目光。他看到纸上印着几排粗黑的大字：
自省书
……余受共产党蛊惑，误入歧途，悔恨莫名……今翻然醒悟，愿洗心革面，彻底脱离共产党之任何组织，诚挚皈依三民主义，效忠党国，为国家之统一富强竭尽全力。
自省人
民国三十八年 月 日
“莫怪我这么做。你要理解。万一你现在胡乱跟我们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一旦人自由了，就寻机逃跑或自杀什么的，到时候我们就被动了。像你这样的好汉，我们不能不防。来吧，签个字吧。”杜林甫语气温和地说。
陈言迟疑着。
“想想那条青花蟒……”杜林甫阴阴地盯着陈言。
陈言用麻木的手指笨拙地攥住笔，吃力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你刚才说到游击队什么的。现在游击队还有多少人？都在什么地方？”
“还有50……52人。我们的集合地在牛首山沙子坳。不过，等到你们赶过去，他们可能早就疏散了。”说完这句话，陈言感到自己已经从那支队伍中分离出来了。因为他用了“他们”这两个字，而没有用他常说的“同志们”。
“为什么？”
“他们一见我们没有回去，知道出事了，他们还不……”
“可是，你这不是等于没说吗？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唉，你爱信不信，随便你了。我没法证明。哦，他们人疏散了……但是总得有点痕迹在……他们总不至于连灶台也带走啊。”陈言喝了一口茶。
“呵呵。对，所言极是！”杜林甫会心地笑起来。
“那你是怎么得到我们的行动计划的？”
“有一个人潜伏在你们身边，他告诉我们的。”
“他是谁？”杜林甫一听，两眼放光，直盯着陈言的脸，唯恐错过一个有价值的表情。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谁。”
“还想有所隐瞒？我们一公布你的‘自省书’，你……”
“都到这种地步了，还隐瞒什么？”陈言伤感地说。他觉得自己仍然是笼中的一只虎，一只病虎，只有到他说出全部有价值的情报，他才会成为一只出笼的老虎，一只出笼的疯狂的老虎！
“那这个人现在在哪里？”
“我只知道他可能在国防部的一个部门。具体是哪一个部门，我确实不知道。”
“这就奇怪了，你们是怎么联系的？电报？”
“不是。是扑克牌。”陈言淡淡地说。
“扑克牌？怎么联系？”杜林甫既惊讶又感兴趣。
“其实很简单，就是用扑克牌上的数字代替莫尔斯电报码……”陈言详细叙述了扑克牌传递情报的方法。
“哦，是有点意思。”杜林甫右手摸着瘦削的下巴，低着头在屋子里踱起了小步，好像在琢磨着陈言话中的破绽。突然，他猛地一转身，目光直视着陈言：“你刚才说不知道他是谁，那扑克牌是怎么传递的？是在空中飞来飞去的吗？”杜林甫使用了审讯中的诈问法，试图击碎陈言心中的侥幸。
“杜处长——”陈言话一出口，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这是他几天来第一次这么称呼杜林甫。“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说。我确实不认识这个人，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模样，甚至连他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代号……”
“叫什么？”杜林甫紧追一句。
“叫‘归路’。”
“‘归路’？一个有意思的代号。”
“是的。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特工，也非常地小心谨慎。我是组织上安排和他单线联系的。时间是在去年底……12月初吧，我们才刚刚建立联系。就用扑克！”
“可是，为什么不用电报呢？扑克毕竟不如电报来得方便迅速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刚才我说过了，这人非常谨慎。他可能身边没有电台，也有可能有电台。关于这一点，我确实不知道。他没告诉我，我也不好问。或者可能……即使他有电台，也不方便使用。你想啊，假如这人在你的身边，他方便接受我们发给他的电文吗？那不是找死吗？退一步说，他可以寻机发电文给我们，但我们不知道何时发电报给他才是安全的啊。”
“嗯……不过……你们配一台电报机给他不就行了吗？”
“嗯，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感觉他好像不方便使用电报机。这不是说他不懂电报。他应该懂的。这从他编制扑克密码就可以看出来。”
“行了。”杜林甫有点不耐烦，“那你快说说你怎么和他联系的？”
“联系得不多。因为接上头才三四个月时间。我们约定农历初一取扑克。我派人到城里来，或者让素不相识的人将扑克放在秦淮河边的石洞里，他来取。彼此不见面，这样，双方互不认识，安全。”
“哦——”杜林甫心中的一个疑惑被解开了。“原来是他！我最信任的冯儒！他就是我身边的共产党卧底！华雄飞估计对了！”他在心里叹道。
自杜林甫安排华雄飞、杭苏悄悄跟踪监视冯儒、谈岳、张怀文等人后，华雄飞就瞄上了冯儒。那天晚上，他盯着冯儒到了夫子庙，虽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但他看见了冯儒皮鞋帮上的泥巴，心中起疑，就密报给了杜林甫。杜林甫一直半信半疑。现在，两相印证，他已确信冯儒是共产党间谍。
冯儒自从进入到军统后，凭着他天赋敏锐的听觉和破译密电的才能，曾两次截获日军的电文，为杜林甫领导的军统南京站第三小组的反日情报工作作出了贡献。杜林甫因此获得了一些升迁，冯儒本人也得到了杜林甫的充分信任。与此同时，冯儒也向自己真正的上级——老丁提供了不少有关军统和日伪的情报。
但是，去年夏天，老丁在一次秘密行动中被保密局盯上了。双方在将军巷发生了激烈的交火。老丁和另一名同志中弹牺牲。从此，冯儒与我党联系的唯一渠道消失了。同时，冯儒一直担心的问题真切而严峻地摆在了他的面前——没有人知道他是一名中共特工了。尽管我方可能有人知道他以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怎么到了保密局特情处？是叛党投敌，还是我党卧底？这些重要的情况没人知道，他也说不清楚了。继续潜伏，与谁联系？悄悄离开南京，回到自己的阵营，可同志们会承认他吗？他的身份成了一个问题！
身陷敌营，与敌周旋。长夜漫漫，谍影孤行。
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在痛苦和思索中煎熬。
几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去年初冬的一天傍晚，古城南京下着鹅毛大雪。当时他正在机要室值班，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