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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们住的是一幢有内走廊的青年教师宿舍，走廊两边是一些十平方米的房间，走廊有两米多宽，算是厨房，两边沿墙根儿都摆着煤气灶。一到做饭的时候，家家都在门前炒菜，一时锅盆齐鸣，蔚为壮观。
杨红从小就听父母说“吃得亏，拢得堆”，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不怕吃亏，就能交到朋友，所以杨红一向是不怕吃亏的。以前住学生寝室，都是别人不要的床位她要，别人不扫的地她扫，别人不倒的垃圾她倒，所以跟人处得很好，自己也未见有多大损失。现在住在青年教师宿舍里，做了菜，少不了请左右邻居品尝。同楼还住着几个未婚教师，也懒得自己开火，杨红就经常叫他们过来吃饭，一来陪周宁喝酒，二来也让他们打打牙祭。慢慢的，杨红做的菜在那栋楼就很有名气了。有时哪家请客，竟会提几斤排骨来，撂在杨红家，说一句：“做红烧排骨，今天下午请客要的。”杨红就洗净了，烧好了，放在那里，贴个条子，免得待会儿有人来拿时搞错了哪盘是哪家的。
杨红对周宁，起初也是执行着“吃得亏，拢得堆”的政策。不仅做饭，连洗碗也包了。周宁有个坏习惯，每次吃完饭，就要上厕所，小时候总是被他妈骂是“直肠子”，所以杨红想都没多想，吃完饭就把用过的锅盆碗盏什么的拿到走廊尽头的公用水房洗了。等周宁从厕所归来，杨红早已把一切收拾停当了。
杨红没想到政策都有个执行范围，超出了范围就会适得其反，就像汉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如果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就会引起强烈抵抗一样。
很快就有人打趣周宁：“嗨，你夫人出得厅堂，进得厨房，怎么会看上你的呀？”
周宁听了很得意，“肯定是我有什么闪光之处，她看得见，你们看不见。”
还有人见杨红在那里忙活，而周宁在外与人下棋打牌，就笑杨红，“嗨，田螺姑娘啊，你家那个耕田的什么时候回来吃饭？”
对面的毛姐就说得直一些，“杨红啊，怎么总是你在做饭洗碗呢？我跟老丁都是一个做饭，一个洗碗。做饭的不洗碗，洗碗的不做饭，公平合理，天公地道。”
杨红突然被人问到这个问题，答不上来，就说：“周宁他不会做饭。”
毛姐就一针见血地说：“说不会是假的，他要想学，还会学不会？你不也是刚学的吗？”
毛姐的丈夫老丁就在旁边添油加醋，“就是，就是，做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做不做是态度问题。”
毛姐纠正说：“水平是可以提高的嘛，如果他真的爱你，心疼你，他什么样的事都学得会。”
杨红听了这些话，就愣在那里，突然想起好像别人的丈夫都做饭的，最少也洗碗洗衣服什么的，只有她，总是她一个人在那里忙活。她觉得毛姐的话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不单单是一个做饭洗碗的问题，这个问题要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看，这能看出周宁疼不疼她，爱不爱她。谈恋爱的时候，都是周宁为她去食堂打饭、打水，用自行车驮着她去外面玩。现在刚结婚，他怎么就变得什么也不干了呢？难道爱情这么快就消逝了？
5
杨红跟周宁商量：“每天都是我做饭，别人都在议论，今天下午你做饭吧。”周宁也知道有人在那里议论，但没想到杨红这么快就觉悟了，心里不快，忽然很理解为什么资本家恨那些搞工运的人：工人在那里心甘情愿地受剥削，就是你们这些人，七挑八挑，搞得工人提条件，闹罢工。但周宁怕杨红生气，就一口应承下来。
杨红也舒了口气，心想他还是很心疼我的，也就是说还是很爱我的，可能前一段时间我抢着做饭，把他表达爱心的机会剥夺了。
结果到了晚上快六点了，周宁还在看电视，好像已把做饭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经杨红提醒，周宁才猛一拍脑门儿，说：“呀，差点忘了！”转身就冲到走廊上去做饭。
不过，很快又冲回来，问杨红怎样开煤气灶。过了一会儿，又问锅在哪里，面在哪里，盐在哪里，等等等等。杨红按捺着，一一告诉他，周宁好不容易把锅坐上，把面放进去，过一会又因为看电视看忘记了，听到对面毛姐在叫：“杨红，锅里沸出来了！”杨红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条件反射地跳起来，跑出去把残局收拾了。
后来又叫周宁做过几次饭，次次都有新问题，搞得比杨红自己做饭还麻烦，说他吧，他只说从小到大，从来没做过饭。如果杨红不想做饭，两个人就还是回去吃食堂。
杨红只好改让周宁洗碗。虽然洗碗的技术含量低一些，但周宁一样可以把它做得别开生面。一般是把吃过的碗放在那里，久久不去洗，弄得苍蝇蚊子都寻来了。去洗呢，也本着“执行政策不走样”的精神，你叫洗碗就洗碗，其他问题都不管，就只拎着两只碗优哉游哉地走去水房，用过的锅盆什么的一概不问。
周宁如果能把两只碗原封不动地拿回就算不错了，多数时候是遇到了棋友、牌友、酒友、邻居，就算没遇到他也可以现场交一个，就从水房一路侃到走廊，又从走廊侃到别的楼层，再就不知侃到何处去了。大多数时间都是到了下一顿做饭时，杨红才发现锅盆上粘着的饭菜都干枯在那里了，而两只碗则不知去向。她只好把锅盆拿到水房去，自己洗净，顺便把周宁忘在那里的碗也带回来。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每次杨红都是等到周宁回到家，关了门，小声说他几句，生怕外人听见，说他们蜜月里就在吵架。周宁也总是抱歉，说：“唉呀，怎么就把碗忘在水房了呢？都是老王，扯着我讲啊讲，也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话。”
有一次，周宁照例拎着两只碗去水房，杨红对他说：“你洗碗就真的只洗碗啊？你把锅盆什么的也带去洗一下不行吗？”
周宁见走廊上有人，就把胆一壮，说：“我们家乡从来没有男人洗碗的，男做女工，凶也不凶，男人做女人的活是没出息的。男人做饭洗碗，那他们娶老婆干什么？”
杨红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又不敢在走廊上同他吵，只好瞪着周宁，脸色发白。周宁一看势头不对，赶紧跑去水房，不听杨红的下文了。
杨红在家里生了一个下午的气，哭得晕头转向，心想，什么年月了，还把女人当奴隶，娶我就是为了有个做饭洗碗的人？还以为娶我是因为爱我呢，搞半天他压根就没有爱过我。
到了晚上，周宁不知从哪个朋友那里回来，见锅里没有给他留饭，也不敢多问，径直爬上床来，扳过杨红的脸，见她满面泪痕，两眼红肿，就问：“好好的，哭什么呢？”杨红见他一脸清白，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哭得更厉害了。
周宁只说她是为洗碗的事生气，不知道问题已经上升到“爱不爱”的高度，又听人说“女人是要哄的”，就琢磨着怎样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他又不愿认错，怕开了头以后没有完，就神龙见头不见尾地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弱点嘛，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有些是长期形成的，改掉都是很困难的。”
周宁原意只想避免说“我有弱点”，所以牵出“每个人”这只替罪羊。但在杨红听来，却是别有所指，是在点她的心病，说她有与生俱来的弱点，一时竟有点哑口无言。周宁见她不做声，以为自己胡诌的几句话起到了格言般的作用，遂决定以后就以周氏格言做求和的工具，一句就够杨红想的了，自己也不失面子。
6
两个人的第一次别扭就这么含含糊糊地过去了，周宁没道歉，杨红也不追问。但做饭洗碗的事仍然令杨红头疼，倒不是她一个人又做饭又洗碗有多么累，她也愿意相信周宁的懒只是从小形成的习惯，与爱不爱她无关。但别人见周宁不做饭不洗碗就会以为他不够爱老婆。别人都说你丈夫不爱你，你再自信，也难免怀疑你丈夫是不是真的爱你。人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又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难道这些格言都是人瞎编出来的？
杨红也知道还有一句格言，叫做：“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吧！”但她不要说做到这一点，她连读都读不好这句话。
上高中时，杨红的语文老师自恃普通话讲得好，能分清“z，c，s”和“zh，ch，sh”，对朗读特别重视。杨红有一次被叫起来朗读课文，其中就有这句格言。杨红看到有“自己”和“别人”这对反义词，就想当然地把重音放在这两个词上。但老师说她读得不对，像她那样读，让人感觉你还可以“走别人的路，让自己去议论”。老师说，这句话的重音应该是在“路”和“议论”上，才能显出你一心走路，不怕闲话的决心。杨红读了好多遍，都没读出老师要的效果。最后还一连三遍地读成：“走别人的路，让自己去议论吧！”
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口误、笔误都是下意识的逼真反映。你误读成“走别人的路”，实际上是因为你潜意识里就想走别人的路。其实何止是潜意识，杨红的明意识里也是宁愿“走别人的路，让自己去议论”的。别人留长发，她就留长发；别人有刘海了，她也剪一把放在那里；别人不穿裙子的时候，她绝不率先穿裙子。总之，是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傻子过年看隔壁。虽然有时也觉得别人的做法不对，但也只在心里嘀咕几句，算是“议论”过了。
结婚买家具时，杨红本来不喜欢粉红、粉蓝的，但不知为什么，那段时间H市流行这两种颜色，杨红为别人着想，只好买了一套粉红的。后来同楼的人个个说好看，杨红也暗自庆幸，还是“走别人的路”好。她买的电视也是照当时的潮流，要买大的，虽然她的房间只有十平方米，但她还是买了一个29英寸的，在当时已经是大而无当了。看电视时因为离得太近，老觉得人物像打了格子一样。
对面毛姐家也是一个大电视，她丈夫老丁就对周宁说，不如你坐在我门前看你家的电视，我坐在你门前看我家的电视，隔着走廊和一间房，距离正好。杨红想，老丁也跟我一样，也只敢“让自己去议论”，买电视时，还是要“走别人的路”，买大的。
杨红从小就很敬畏这个“别人”。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别人”其实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无形无状、无处不在、无孔不入、防不胜防的群体。考得不好？别人要笑话的。穿得太怪？别人会怎么说？杨红的一个表姐还告诉她，找不到男朋友，别人会说你“高不成，低不就”。别人这样说你，你的两个肩就会变得一边高、一边低，因为女人爱面子呀，“低不就”还扛得住，但扛着“高不成”的那边吃力太多，就会压得歪下去。表姐是北大毕业的，在北京工作，只有春节才回来，三十多了还没结婚，回来没人玩，就跟比她小很多的杨红玩。表姐总是说：“高不成？好像我癞蛤蟆吃天鹅肉没吃到一样，其实是我那片天空根本就没有天鹅！”
杨红知道自己是个“为别人活着”的人，过得再幸福，如果别人都认为她不幸福，她就会觉得自己其实是不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