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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4年中，我有3年半的时间与留学生住在一起，颇为有趣地体味到这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认真的日本人日本人的做事认真与刻板，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与我同居一室的W君有件小事便颇能说明问题。
一天半夜，我被一阵“咔嚓、咔嚓”的按快门声吵醒，发现W君正举着相机对着纱窗上的一只蝉照个不停。
“三更半夜你干吗呢？”我不无愠恼地问。
他用食指挡住撅起的嘴唇，示意我别吵，然后小声说：“快起来看吧，蝉正脱壳呢！”我很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好看的！”听了这话，他倒是放下了相机，一本正经地问：“你看过蝉脱壳？”“没有。”
他便不再理我，转身又盯着那只蝉，每隔上三五分钟，就“咔嚓”一张。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蝉脱完了壳，W君兴奋得像个孩子似的对我说：“本人记录下了蝉脱壳的全过程，我很可能是记录这一过程的第一个日本人！”我被他的情绪感染，也有几分兴奋。我忽然觉得，这午夜的“儿戏”，虽然与我们学的哲学专业关系不大，倒可能与战后日本的迅速崛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呢。
“什么时候去？”在我以往的印象中，许多外国人讲究客套，惯于寒暄，而实际接触起来也不尽然。
一次，有位中国学生对法国同窗说：“有空到我家来玩！”这或许只是咱们中国人告别时随口说的一句话，不想那位已经准备走开的法国同学马上转回身来，热情地回应道：“我很高兴到你家里去，什么时候去？”中国学生显然缺乏准备，虚应了一句：“哪天再说吧。”
“哪天？明天行吗？”法国同学又问。
法国同学又问。
“明天恐怕不行。”中国同学答。
“明天到底行还是不行？”法国同学穷追不舍，脸上始终挂着诚恳的微笑。
“明天不行。”中国同学已面有难色。
“那么后天吧？”“那就后天吧。”无奈的回答。
这是一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小事。我们毕竟在“模模糊糊”、“模棱两可”中生活惯了，突如其来的“较真”不免让我们措手不及。我发现多数国外留学生是避免使用诸如“也许”、“大概”、“差不多”之类模糊词语的，这是否反映了一种直率、认真、诚实的处世态度呢？耐人寻味的致谢记忆中有两次接受致谢使我铭心刻骨。
一次是我在足球比赛中受伤，撕裂了大腿肌肉，疼痛难忍，夜不能寐。大约后半夜两点左右，我的房门被轻轻叩响，一位瘦削斯文的英国同学出现在门口，手中拿着一个精致的小木盒。他用还不熟练的汉语对我说：“很对不起，这么晚来打搅你。我刚从外面回来，听说你受了伤，我想你现在一定很难受。这里有一盒我从英国带来的专治肌肉撕裂的药，效果不错，请你试试吧。”
尽管他的发音不准，讲的也并不流利，可在我听来，却是世界上最美妙最动人的表达。我不知如何表达内心的感受，只是机械地重复着“谢谢！谢谢！”不想这位英国“绅士”在感动之上又给了我新的感动，他说：“其实，我应该谢谢你。”
“为什么？”我万分不解。
他似乎有些激动地说：“因为，你是第一个不问价钱接受我帮助的中国人。”
说完，便带着十足英国式的自豪与满足转身走了，留给我一个全新的“致谢观”和对人生、金钱、社会的深深思考。
另一次接受致谢则是使人尴尬和惭愧的。”“在宿舍楼门口，一位法国女同学紧随我之后进入大楼，我马上拉住门，待她进来后才放手。没想到这样一个极平常的举动却引来那位女同学十分夸张的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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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用谢吗？”我笑着问。
“当然！当然！”她强调着。
“就为拉了一下门？”我觉得她未免太大惊小怪了。
“也是也不是。”她模糊了一下。
“谁都会这么做。”我说。
“你说得不对！在商店，在食堂，在许多公共场合，我看到许多人不这样做，他们一脚把门踢开，或使劲把门推开，然后像小偷一样闪身进去，不管后面跟上的是老人，还是孩子。可你不是这样，所以我当然应该谢谢。”
我受到了真诚的感谢，却丝毫也高兴不起来。
比金子还要重的
《人物》
朱利华
自从我保卫国家财产负伤后，得到了组织上的表扬和广大群众的称赞。但也听到了一些不同说法。有人说，你又不是国家正式职工，只是个待业青年，歹徒把钱抢走，你有啥责任？也有人说：才上13天班的临时工，为保护储蓄所差点把命送掉了，值得吗？这些话引起了我深深的思索。
答案在哪里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从我的经历和家庭谈起。
艰难的生活道路我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1958年，我出生刚刚几个月，在县银行工作的父亲就被错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押送劳改农场劳教。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几个被当作反革命家属下放农村，从一个村子流落到另一个村子。父亲被释放后，全家好不容易又回到城里，全靠父母亲拉板车养活全家。
为了省钱，父母亲每个月从粮站买回粮食后，留下粗粮，把细粮背到自由市场卖掉，再买回红薯干煮着吃。
为了读书，我从六七岁时，就利用中午、晚上的时间到城外割草，卖给兽医站。一分钱、一分钱地积攒起来，买铅笔、本子。
为了求学，我几乎没有休息过节假日。我尽量抓紧一切时间帮父母亲多干活，以争取上课时间少受干扰。尽管如此，我每学期还是要请1／3时间的假去推车。
我只好抓紧在推车路上的休息时间，趴在马路边树荫下自学功课。
在我刚刚以优秀成绩考进中学时，母亲被板车压伤瘫痪了。一年后，由于生活所迫，我只好含泪退学；告别了老师和同学，拉起母亲留下的板车，担起了生活的重负。那年，我才15岁。
在我童年、少年的记忆中，没有公园、玩具、花衣服和好吃的点心、糖果。有的只是劳累、疲倦的生活和困苦的辛酸。但是，在艰难的生活道路上，我没有沉沦、颓废。因为，我看到生活中有许多美好的东西，被艰难的磨石砥砺得像金子一般地闪光。也正是这种闪光，不断照亮我人生的路。
被照亮的人生父亲被释放后，精神萎靡不振，甚至一度绝望。母亲用平日从牙缝里省下的钱，为父亲买了一辆板车，劝慰父亲说：“别难过，开除了公职咱就拉板车。靠劳动吃饭干什么都不丑！”这句话鼓起了父亲生活的勇气，也成为我生活中恪守的信条。
母亲不识字，可是她的言行举动，却是教诲我如何认识人生的一本书。
60年代初，当我们最饥饿的时候，母亲在街道食堂当炊事员。在食堂里只喝稀粥，把自己的那份窝头省下来带给我们吃。尽管她很饿，但从不多拿一个馍回家。她对我们说：“粮食不够吃，大家都饿。娘多拿一个馍，人家就少吃一个。干这种事心里不安哪。”娘朴素的话，使我在饥饿中感觉到，世上还有比窝窝头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要求得“心安”。
笔。我这个靠割草卖钱买铅笔的穷孩子，做梦也盼着有支钢笔。但是，我没有留下，而是用破衣服仔细拭去了笔上的尘土，小心翼翼地带到学校交给了老师。娘知道后，高兴得一把将我搂在怀里，给我讲了那个“从小偷针、长大偷金的强盗，临被杀头前，咬掉了妈妈乳头”的古老故事。我把它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有一次，我拉板车回家时，顺手带了公家一根捆货的绳子。父亲看到后勃然大怒。他骂道：“你拉了几年板车，还不懂拉板车的规矩。拉车的拉金子都不兴眼红，你见到一根绳子就动心了，今后还咋做人？！”我把绳子送回去后，心想：爹的话不仅是拉车的规矩，也是做人的规矩。
如果说家庭是我植根的土壤，那么是学校和老师给了我赖以成长的阳光和雨露。我家里穷，衣服破旧，上学怕同学笑话。老师结合课文，给我们讲了艰苦朴素的故事，从古代贤达讲到今日伟人；从革命烈士讲到劳动模范。一个个娓娓动听的故事使我明白了真正的美并不是靠穿着打扮获得的。从此，我再也不开口向母亲要花衣服了。同学们也没人笑话我的衣服破旧了。
由于家庭困难，父亲曾瞒着我，悄悄到学校给我退学。好几位老师围着父亲劝导他，还有两位老师专门到我家来开导父亲，他们说：你家经济困难，学费可以少交点。让孩子帮你推车，可以让她免上几门副课，千万不要让孩子退学。孩子不仅是你家的，更重要的还是国家的。孩子不仅需要吃饭穿衣，更需要丰富的知识和高尚的情操。老师的苦心终于打动了父亲，从此，他再也没有提出让我退学。就这样，老师为我争取了继续读书的机会。
就在我开始思索应该选择怎样的人生之路时，母亲又用她的鲜血和生命，为我树立了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红路标。
1971年5月中旬的一天，母亲拉板车时，发现一位小伙子从坡上放重车失去了控制，小伙子眼看就要被重车拥倒，车前还有两个吓呆了的小孩。娘见后，急忙冲到车前，用肩膀死死顶住车把。小伙子和两个孩子得救了，母亲却被重车拥倒，1000多斤的重车碾过她的颈骨。从此，身强体壮的母亲成了终身瘫痪。十几年来，母亲瘫痪在床，从没有为此而说过一句后悔的话。有人劝母亲：“你是为救人负伤的，应该让被救者的单位养活你一辈子。”母亲总是说：“我已经是个废人了，还给上级找麻烦干啥。能把人救出来，比什么都强。”弟弟、妹妹能够继续求学，我主动向爹提出退学。当我离开了带给我欢乐和理想的学校，离开了谆谆教诲我成长的老师，离开了朝夕相伴的同学们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我虽然非常痛苦，但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是挺着胸脯走向社会的。因为，我胸前有一枚闪闪发光的共青团团徽。我虽然合上了学校课桌上的书本，却又翻开了社会这本大书，我要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用实际行动为团组织争光，决不辜负老师的一片心血。
比金子还要重的由于“左”的破坏，祖国曾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我并不为我个人和家庭所受的委屈、磨难而怨恨。相反，我为我能够和祖国一道承受灾难而自豪。苦难可以使人倒下，也可以令人奋发。艰苦的生活也曾使我迷惘、彷徨甚至绝望。但是家庭的影响、学校的教育以及社会上千千万万用汗水为祖国创造财富的劳动者的实践，使我认定了一个道理：情操的高下，不在于社会地位的高下；对祖国责任的大小；不在于从祖国获取利益的大小，人生道路的选择，更不在于生活是安逸舒坦，还是艰苦曲折……后来，我曾和其他几位待业青年一道卖过糖果糕点。一次遇到了几个原先的同学，一个女伴顺手拿了几块糖招待他们。待同学们走后，我悄悄垫上了糖钱。
我还在街道小厂干过临时工。厂长见我有文化，让我当出纳。有几次厂长拿白条来报销，我认为不符合财经手续，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