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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种品位。每一次人家求不到姐姐,就来求妹妹,我都给他们骂过去。
那一阵子,三五个月就有人来求亲,反正姐姐不答应的,妹妹也不答应。姐姐一说肯做做朋友,那个做妹妹的心里就想抢。
那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男女之事看得好实在,看两三次电影就要下聘。姐姐就这么给嫁掉了。她笨。
我今生第二次向人求婚还是在台湾。
那是我真正的初恋。
对方没有答应我。我求了又求,求了又求,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后来我走了。
到了西班牙,第一个向我求婚的人叫荷西,那年他高中毕业,我大三。他叫我等他六年,我说那太遥远了,不很可能。
为了怕这个男孩子太认真,我赶快交了一些其他的朋友,这其中有一个日本同学,同班的,家境好,还在读书呢,马德里最豪华的一家日本餐馆就给他开出来了。
这个日本同学对我好到接近乱宠。我知道作为一个正正派派的女孩子不能收人贵重的礼物,就只敢收巧克力糖和鲜花——他就每天鲜花攻势。宿舍里的花都是日本人送来的,大家都很高兴,直到他向我求婚。
当我发现收了糖果和鲜花也有这种后果的时候,日本人买了一辆新车要当订婚礼物给我。当时宿舍里包括修女舍监都对我说:“嫁、嫁。这么爱你的人不嫁,难道让他跑了吗?”
我当然没有收人家的汽车,两个人跑到郊外树林里去谈判,我很紧张——毕竟收了人家的小礼物也常常一同出去玩,心虚得紧,居然向着这个日本人流下泪来。
我一哭,那个好心的人也流泪了,一直说:“不嫁没关系,我可以等,是我太急了,吓到了你,对不起。”
那时候我们之间是说日文的,以前我会一点点日文。半年交往,日文就更好些,因为这个朋友懂得耐心的教,他绝对没有一点大男人主义的行为,是个懂得爱的人,可是我没想过要结婚。我想过,那是在台湾时。跟这日本同学,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在恋我,我迷迷糊糊地受疼爱,也很快乐,可是也不明白怎么一下子就要结婚了。
为了叫这个日本人死了心,我收了一把德国同学的花。我跟德国同学在大街上走,碰到了荷西。我把两人介绍了一下,荷西笑得有些苦涩,还是很大方地跟对方握握手,将我拉近,亲吻了我的面颊,笑道再见。
当年害惨了那位日本同学,后来他伤心了很久很久。别的日本同学来劝我,说我可不可以去救救人,说日本人要自杀。自杀其实不至于,我十分对不起人是真的,可是不肯再去见他,而两个人都住在马德里。他常常在宿舍门外的大树下站着,一站就好久,我躲在二楼窗帘后面看他,心里一直向他用日文说:“对不起,对不起。”
学业结束之后,我去了德国。
我的德国朋友进了外交部做事,我还在读书。那时候我们交往已经两年了。谁都没有向谁求婚,直到有一天,德国朋友拉了我去百货公司,他问我一床被单的颜色,我说好看,他买下了——双人的。
买下了被单两个人在冰天雪地的街上走,都没有说话,我突然想发脾气,也没发,就开始死不讲话,他问什么我都不理不睬,眼含着一汪眼泪。
过了几小时,两个人又去百货公司退货,等到柜台要把钞票还给我们时,我的男友又问了一句:“你确定不要这条床单?”我这才开口说:“确定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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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了床单,我被带去餐馆吃烤鸡,那个朋友才拿起鸡来,要吃时,突然迸出了眼泪。
过了一年,他在西柏林机场送我上机,我去了美国。上机的时候,他说:“等我做了领事时,你嫁,好不好?我可以等。”
这算求婚。他等了22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是大使了,还在等。
我是没有得到堂兄们允许而去美国的,我的亲戚们只有两位堂兄在美国,他们也曾跟我通信,叫我留在德国,不要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去了不好活。
等到我在美国找好事情,开始上班了,才跟堂兄通了电话。小堂哥发现我在的大学里恰好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国同学在,立即拨了长途电话给那位在读化学博士的朋友,请他就近照顾孤零零的堂妹。
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总是堂哥的好同学,准时送来一个纸口袋,里面放着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支白水煮蛋、一枚水果。
他替我送饭。每天。
吃了人家的饭实在是不得已,那人的眼神那么关切,不吃不行,他要心疼的。
吃到后来,他开始悲伤了,我开始吃不下。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照顾你,等哪一年你肯开始下厨房煮饭给我和我们的孩子吃呢?”
那时候,追他的女同学很多很多,小堂哥在长途电话里也语重心长地跟我讲:“妹妹,我这同学人太好,你应该做聪明人,懂得我的鼓励,不要错过了这么踏实的人。”我在电话中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挂下电话,看见窗外白雪茫茫的夜晚,然又哗哗的流泪,心里好似要向一件事情去妥协而又那么的不快乐。
当我下决心离开美国回到台湾来时,那位好人送我上机先去纽约看哥哥再转机回台。他说:“我们结婚好吗?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去台湾。”我没有说什么,伸手替他理了大衣的领子。
等我人到纽约,长途电话找来了:“我们现在结婚好吗?”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以信赖也可以亲近的,可是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心里为什么好像死掉一样。
我回到台湾来,打网球,又去认识了一个德国朋友。我在西班牙讲日文,在德国讲英文,在美国讲中文,在台湾讲德文——。
那一回,一年之后,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问我:“我们结婚好吗?”我说:“好。”清清楚楚的。
我说好的那一霎间,内心相当平静,倒是45岁的他,红了眼睛。
那天早晨我们去印名片。名片是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体,选了薄木片的质地,一再向重庆南路那家印刷店说,半个月以后,要准时给我们。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17年已经过去了。
说“好”的那句话还在耳边,挑好名片的那个晚上,我今生心甘情愿要嫁又可嫁的人,死了。
医生说,心脏病嘛,难道以前不晓得。
那一回,我也没活,吞了药却被救了。
就那么离开了台湾,回到西班牙去。
见到荷西的时候,正好分别6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时间。
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长大了以后,跟眼泪总是分不开关系。那是在某一时刻中,总有一种微妙的东西触动了心灵深处。无论是人向我求,总是如此。
荷西的面前,当然是哭过的,我很清楚自己,这种能哭,是一种亲密关系,不然平平白白不会动不动就掉泪的。那次日本人不算,那是我归还不出人家的情,急的。再说,也很小。
荷西和我的结婚十分自然,倒也没有特别求什么,他先去了沙漠,写信给我,说:“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么?”
我看了十遍这封信,散了一会步,就回信给他,说:“好。”
婚后的日子新天新地,我没有想要留恋过去。有时候想到从前的日子,好似做梦一般,呆呆的。
我是1973年结的婚。荷西走在1979年。
这孀居的9年中,有没有人求过婚?
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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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在那些人面前,我总是笑笑的。
去年,我的一个朋友来台湾看我,我开着车子陪他去旅行。在溪头往杉林溪去的那些大转弯的山路上,不知怎么突然讲起荷西死去那几日的过程,这我根本已经不讲多年了。
说着说着,突然发现听的人在流泪。那一日我的朋友说:“不要上去了,我们回去。”回到溪头的旅馆,我的朋友悄悄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到了晚上我们去喝酒,在寂静的餐馆里,我的朋友说:“很多年没有流泪了,包括我父亲的死。今天中午,不知怎么搞的——。”
我静静地看住他,想告诉他属于他的心境变化,却又没有说出来。
一个中年人,会在另一个人面前真情流露,总是有些柔软的东西,在心里被碰触到了,这是一个还算有血肉的人。
就在今年旧历年前一天,一张整整齐齐的信纸被平放在饭桌上。字体印刷似的清楚。我的信,不知谁拆了。
信中写着:“回来以后听你的话,没有写信。这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可能的生活方式,属于你我的。我没有一切的物质条件可以给你享受,也不算是个有情趣的人,我能给你的只有平平实实的情感,还有我的书。夏天如果你肯来这儿——不然我去台湾,我们再相处一段时间,然后结婚好吗?现在我才发觉,在往杉林溪去的那条路上,当我不知不觉流下眼泪的那一刻,已经……。”
他说的,我都知道,比他自己早了三个月。
爸爸在我看信时走过,说:“什么人的信呀?”
我朝他面前一递,说:“一封求婚信。”
爸看也不要看,说:“哦!”就走开了。
吃年夜饭,全家人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十几个人。
我宣布:“各位,今天有人来求婚。”
没有人回答什么,大人开始替自己的小孩分菜,夹着零零碎碎的对话。
“我说,今天有人来向我求婚。”
“拜托,把你面前那盘如意菜递过来,小妹要吃。”大弟对我说。
我讲第三遍:“注意,今天有人来信向我求婚。”
姐姐大声在问弟妹:“那你明天就回嘉义娘家啊?”
“路上不好走哦——”爸爸说。
“我——”我还没说别的,妈妈看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多讲话,快吃饭。
“那封求婚信不知被谁拿去做了茶杯垫子,湿湿的化了一滩水在上面。
我看着眼前这一大群人,突然感到有一种被自己骗了的惊骇,我一直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以为,万一我决定早走一步,他们会受不了。
“有人向——我——求婚。”我坚持只讲这句话。
“那你就去嫁呀——咦,谁吃了我的春卷——”“你们——”“我们一样。小明,吃一块鸡。天白,要黄豆汤还是鸡汤?”
捧着一碗汤,觉得手好累。刻骨孤单的心情,是一支鬼丢上来的灰披风,哗一下罩住了大年夜中的我。
这时候,是哪一家的鞭炮,等不及那欢喜,在暮色还不大浓的气氛里,像做什么大喜事似的轰轰烈烈地响了起来。
趣说散文
散文
冯骥才
一位年轻朋友问我,何谓散文?怎样区分散文与小说和诗歌?我开玩笑、打比方说:一个人平平常常走在路上——就像散文。
一个人忽然被推到水里——就成了小说。
一个人给大地弹射到月亮里——那是诗歌。
散文,就是写平常生活中那些最值得写下来的东西。不使劲,不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