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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的天空灰蒙蒙的，列车还未进站，空荡荡的月台上寂静无人，荒凉的铁轨旁边零星地点缀着几盏路灯，幽幽的黄光发散开来只能照亮几寸见方的地面，如豆的灯火摇曳不定，给人一种孤零零的形单影只般的感觉。四周凄清，荒无人烟，唯有铁道部值班的工作人员一只手支撑着下巴抵在桌面上，一只手拿着铅笔头无精打采地在过时的报纸上胡乱画着，寂静的黑夜里那沙沙的涂画声音清晰可闻。
宦淑两手插在外套口袋里，站在月台上踯躅徘徊着。几缕凄清的月光洒在她穿戴齐整的衣襟口领上，即使光线晦暗，夜色遮挡不住她波浪卷发上的光泽。外套的颜色是大红色的，今天接待远方来的客人，中国人又讲究礼节和传统，红色喜庆，吉利。
周遭静谧，如果静下心来仔细听，偶尔也能闻得像隔音墙一样的绿树丛中传来的几声鹧鸪的叫声。万籁俱静，不是无声胜有声，反而是“有声”为这无声的世界增添了生命和情感。
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无论是人、事、物，还是雕塑，石头，最怕的就是没有生命，失去情感。草木无情，石头无心，动物不通人性，它们各自生长，似乎脱离了人类运动和发展的轨迹，但是风吹草动，水滴石穿，羊羔跪乳，鱼群相濡以沫，所有看似静止的万物在生长的小细节里都显露出富有活力的生命和蕴含情感的灵魂。它们无时无刻不像广袤森林中的那群蓝精灵似的，用自己独到而奇特的方式，悄悄地告诉你——我是有生命的，我是重情感的。
她似乎是要责怪林振宇的无情和绝情了，在失去亲人的剧痛之下仍然要赶赴这样华丽的东方明珠盛宴，而且还要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神态自然。昨夜她确实是这样责怪他的，但此时此刻，宦淑对林振宇更多的怕是同情，一种近乎怜悯的同情。
一个穷困潦倒的海上漂还有什么过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劝慰和治理自己悲伤的情感呢？左不过是硬着头皮继续前行漂泊罢了。
宦淑把手插在口袋里来来回回地踯躅着，从这一头到另一头，从另一头到这一头，凄清的月光照耀着她，她沐浴在凄清的月光里，踯躅着，徘徊着。她撇开林振宇，思想变得知性起来，她继续思索道：生命容纳了我们复杂多变的情感，情感充溢了我们枯燥乏味的生命。如果把生命比作一间简洁明亮的厨房，情感便是烹饪佳肴所需的调味和佐料，只有酸甜苦辣咸的调料都准备好了，我们才有能力和实力去安排置办一桌满汉全席，一段璀璨人生。铁轨，这无情而又有情甚至多情的两条铁轨，是承载着生命的欢乐和悲伤的两条铁轨。每一天，飞驰的列车踏着这两条铁轨，或者进站或者出站，夹着薄薄的晨雾或是落落的余辉，送走了一批人，又迎来了一批人。他们当中，有带着满腔抱怨与仇恨愤愤不平地离开这个城市的，也有怀着许多憧憬和希望踌躇满志地来到这个城市的，或爱或恨，或喜或悲。
人口，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迁徙到另一个国家。世界每年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在逐步下降，但是这个城市的人口迁徙率和流动率却在逐年上升。并且更值得一提的是，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这个城市的劳动力资源和就业岗位会缺乏或者不足，大自然自力更生和自生自灭的生长能力在这个城市里从来都不会让你失望。所有的人汇聚在这里，低头脚踏实地，抬头仰望星空，争食这为数不多的几口氧气，拥挤着生存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在商海上驰骋的，在宦海里沉浮的，在媒体中奔走的；坐在车上的，走在路上的，爬在地上的；调咖啡的，卖煎饼的，拾垃圾的；吃西餐的，舔盘子的，啃冷馍的；用头脑赚钱的，用体力卖命的，用肉体谋生的；智斗，强取，□□……
上海越来越像是一架制造财富的机器，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这个城市里的人都在用生命和鲜血推动着这架机器，以光速的运行速度运转下去，滚滚向前。数以亿计甚至数以亿亿计的财富被压榨和创造出来，有的人住在金钱雕砌的鎏金殿堂里，有的人却连金钱的味道也无法嗅到。财富以光速的速度创造出来，并且以光速的速度分流出去。在这里，贫富的差距，从来都是天堂和地狱的距离。等级是分明的，秩序是混乱的——天使在地狱里扑腾着翅膀，魔鬼在天堂里狞笑。狄更斯会告诉你：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属于上海的时代，属于在上海生存和漂泊的每一个人的时代！在这座城市里，城里的人不曾打算出去，城外的人拼了命想要挤进来，上海——正在用一种摩登时尚的方式告诉你：原来钱钟书《围城》里描述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宦淑瞬间觉得悲哀，一阵阵的悲哀从她的骨髓里流淌喷涌出来，包裹着她，熏染着她。她觉得自己像是罗马军队里的无名小卒一样，被众人簇拥着，去攻克斯巴达，去征战雅典。在薄雾弥漫的晨曦中，翘首盼望，拿着矛，举着盾，像是对准了敌人，又像是对准了那东边还未升起的太阳，进行一场胜败不明血肉厮杀的战争，无停战日期。宛如这漂泊的生活一般，无止境，无结束日期。
“罗亚琳下定决心要来上海闯荡喽，这个摇篮里的娃娃终于要独立了呢，你可得多为她费点儿心思啊。”宦淑的哥哥在电话中告知宦淑，提醒她好好关照罗书记的宝贝女儿，那口气就好像是他曾经亏欠罗书记极大的恩情一样。
罗亚琳的上海之行受到了万众的瞩目，长途电话一个个地打过来，父母的叮嘱，罗书记的托付，亲戚的期望，宦淑心知肚明。
的确，在罗亚琳完成学业不久之后，她便立志，要从遥远的湖南来到上海轰轰烈烈地闯荡一番，不靠父亲不靠其他人，自己闯荡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多么励志的故事！她也像所有人一样，迷恋和憧憬这里浪漫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切——胜利的掠夺，时髦的装扮，浪漫的爱情；在太阳下闪光的玛瑙石，比钢筋还要粗壮的项链，比泉水还要纯澈的翡翠，无论是砸还是摔都不破损的金银饰品；一曲曲动听的华尔兹，一场场美妙绝伦的舞会，一桌桌色香味俱全的满汉全席；挥金如土，奢侈过度，笙歌乐舞……所有的一切，在这样一个文明开化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里，都足以刺激和麻痹一个人的神经，使她忘却激烈的厮杀，无情的践踏以及肮脏的交易。她将为之奋斗和拼搏！
她怀着希望踌躇满志地到来并叮嘱宦淑：“凌晨六点到车站接站，在太阳为东方天空的鱼肚白染上第一抹鲜红的时候，在雄鹰划破万里长空的第一缕晨雾的时候，在草木睁开第一只眼睛的时候，在你听见我乘坐的列车到来的第一声鸣笛的时候，在月台上迎接我，展开双臂拥抱我，让我加入这海上漂的洪流——我将开启一扇焕然一新的命运之门！”
宦淑回忆着，依旧踯躅在洒着几缕朦胧月光的月台上，她的脑海里浮现的，是罗亚琳肉嘟嘟的贵气的圆脸庞。
“小孩的脸肉多又圆，一看就是富贵相。”——办周岁宴的时候，来客们当着书记的面称赞道，多少带了些阿谀的成分，但都过去这么久的事情了，罗家人也就早已经不再放在心上。如今，他们的目标，或许早就从呵护这天生的富贵相转变成为要培养她独立的性格和人格层面去了。
且不论什么独立的人格和性格，说起这罗亚琳，宦淑认为，不管她富贵或者不富贵，在她所有的特点之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莫过于她对上海的“热爱”。凡用餐非上海菜不吃（这对无辣不欢的湖南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凡汽车非上海造不买（当然是不允许她父亲买），凡名人非上海本地出生不爱（非上海本地出生的名人知道后是否会觉得悲哀）；把上海的权贵作为崇拜的偶像，看有关上海的新闻和影视剧，称赞上海的每一处景观，游览上海每一个她觉得有趣的地方，甚至还把定居上海作为她人生的终极梦想。
但她的人生中也有遗憾，其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在上海度过她的学生时光，自己本身的成绩不好，拿不到本科学位，对父母的依赖性还很强。打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也没经历过什么人生的大风大浪大喜大悲。父母自是十分疼爱她，把她捧在手心里含在嘴巴里，小心翼翼的，唯恐哪天她摔了化了，只能对她呵护有加。
听说，这次要不是女儿吵着闹着以死相逼要来大上海闯荡一番，恐怕罗奇斌还放任她在家玩过家家和堆积木呢。
“我千山万水长途跋涉地来一趟可真是不容易嘞，抱着矢志不渝的决心做个海上漂要闯出一片前途来就更不容易嘞”——罗亚琳近来三番五次地在电话中跟宦淑提起她将要面临的困苦和辛劳，声情并茂。
每当听到这句话，宦淑都要打趣她，道：“赶来赶去不容易？以后在上海找个男人嫁了不就梦想成真了？”宦淑这话本是一句玩笑话，但没有想到罗亚琳听罢后，倒是当了真。
她在电话的一头带着七分骄傲三分羞涩道：“我要是嫁入这上海滩，肯定不是名媛嘞就是贵妇嘞。”
宦淑起先不以为意，但过后想想也有几分道理。要把这道理说明，就不得不先提一段陈年旧事。旧事还得追溯到她们的上一辈，上上一辈，家族的兴衰还有恩怨，怕是都会有所掺杂。
罗亚琳祖父曾是抗战时期的名将，战争胜利后被赋予极高的官爵和荣耀，但却命途多舛，偏逢十年动荡。为了躲避那个时期的迫害和残杀，他不得不“遁世归隐”，全家人凭着上善若水与世无争的品格低调过活才侥幸死里逃生。在那样一个社会动荡的十年浩劫时代，经济萧条，政治混乱，大家都忙着扫除四旧，批林批孔，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因此，自从祖父退居归隐之后，罗家原本殷实的家境便在社会动荡的冲击下每况愈下。等到罗奇斌出生的时候，罗家已经家道没落，像是走到了晚期的封建社会一样，整个家族的经济框架已经七倒八歪摇摇欲坠，一家二十几口人挤在随时都会被蛀虫吞噬的祖屋里，很是寒碜。
在那段时间，覃家的家境是优于罗家的。罗家人对覃家人也是恭敬奉承，有意巴结，加上动荡之中罗奇斌父亲又不幸逝世，覃家更是占了上风。
但自从罗奇斌诞生之后，这样的景况便发生了转变。的确，他的诞生就如同上帝赐予这个苦难家庭的救世主似的，驱散了笼罩他们的低沉萎靡之气，为他们攀比、好胜和要强的心理注射了一剂强心剂，使他们再次昂首挺胸趾高气昂起来。罗奇斌幼年的时候，便敏而好学，刻苦好学，受“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影响，他从小便立志要是凭着自己的努力，重生和振兴整个没落的家族。事实上，他也确实是不负众望，作为同一辈中年龄最小的子孙，他绝对算得上个兼具政治头脑和冒险精神的梦想家。动荡结束之后，他参加了新中国中止十年之后重新恢复的高考，凭着岁月历练出来的灵敏嗅觉和圆滑的处世之道，他被成功录取为乡里的一个小干事。目睹了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之后，为官处世的道理深谙在心自是不必多说，加上他在位期间又安分守己，勤勤恳恳为人民办事，为官清廉，未见得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