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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可能不够用来忙活。
宦淑最不喜走亲戚话家常之类的，在她很小的时候，家族里就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嫁出去的女儿回娘家要送猪肉、送水果，买糖（通常是买给年纪尚幼的孩子食用），而娘家的人也要烧饭、设宴，请客款待他们。按照常理来说，这本是极其友善的举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礼尚往来，既促进了娘家和夫家两家永世通好，又加深了对下一代子女的血缘姻亲教育，何乐而不为？但是近年来这似乎已经从一个人人向往的善举变成了众人避之不及的灾难。
事情的开始说来话长。
随着近些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多数的农业用地都被政府企业征收为工业商业用地，由于城市格局重新规划的需要，许多原来的老房屋也面临着拆迁的问题（拆迁似乎随处可见，不仅在上海的郊区，而且东部、中部以及西部省市的一些城镇当中，这种现象也可以经常看见）。儿女长大成人，父母年事已高，老一辈的人们把土地分给了自己的子孙们，把原来的祖屋也按照家庭和人口数量来划分，子女们分得了田产，土地的地段有繁华的也有偏僻的，参差不齐；政府征收了农民百姓的土地，前前后后，陆陆续续，地段繁华的含金量高，地价高；地段偏僻的含金量低，地价低。由此一来，各个兄弟原先分得的土地被征收以后就有地价的高低，因为卖地而腰包渐鼓的不少，但因为卖地还要勒紧裤腰带艰难生存的也有不少。
宦淑的伯父叔父本来在这一方面心中已经有芥蒂，现在又来个房屋拆迁，就更加是往伤口上撒盐，在烈火上浇油。
尤其是当听到按照人头数配给新房的时候，宦淑的伯母立刻就不高兴了，因为她家才生了一个宝贝儿子，而其他兄弟家里不是生了一男一女就是养着三个女儿，这于她无疑是极其不利的。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百姓来说，多一套房子就是多一个依靠，多一条根。宦淑的爷爷没有办法做到把自己的祖产平均分配给每个儿子，就任儿子们自行调理分配，自己单独给自己留了一笔私房钱。
中国的子女从小领受父母的不求回报的恩惠已经成为了习惯，一旦发现父母有何自私的利己行为，心中就不爽了。宦淑的爷爷覃天柱曾在抗日战争中有所贡献，如今年岁已高，他是有养老金和政府补贴金的。但对于年迈的人来说，如果生养了一群利益分明的子女的话，那么他的后半生就值得担忧了。等到狠心的子孙把他们的钱财掳去了、骗去了、偷去了之后，他们就不得不为自己风烛残年的赡养费担忧。
政府可以在飘飞的大雪中给他们送一块温热的炭火，但清官难断家务事——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覆盖全省各个城市之后，宦淑的爷爷有了钱财却没有经济能力好好照顾自己了。生老病死——本是人作为动物自然生长必须历经的步骤，但是对老人频繁而艰巨的轮流照顾，却让原本匆忙的儿子儿媳们显得更加厌恶和不耐烦。
他是不愿意进敬老院的。原因众人也说不清楚，许是由于他认为自己是抗战老兵，所以应该和众人有所不同。
从厌恶和不耐烦到负责任和尽孝心，这是一个困难和最令人头疼的交接过程，正如城市和乡村的交接，文明和野蛮的交接。宦淑的爷爷奶奶共同孕育了四个子女，均以“文”为字辈，孙子孙女又以“宦”做字辈，蕴意了这个家族对文化和仕途的强烈渴求。
奶奶走得早，女儿覃文秀出嫁的时候也年轻，但如今外甥女胡心莲都已经结婚了；覃文俊作为四个子女中的老大，前几年也做了爷爷，覃天柱自己又晋升为太爷爷，连满崽的三个女儿都已经出落成人，最大的孙女宦淑却还是个海上漂，终身大事没有一点儿着落。
他曾经很疼爱这个孙女，不仅是因为她形貌姣美，更是因为她会念书，有希望走仕途，或者更加名正言顺地嫁给一个走仕途的人。毕竟，婚姻总是要讲究门当户对的，大家都是这么认为。
覃天柱经常向众人夸耀道：“这名字起的好——宦淑。多亏自己当初头脑聪明，想了个与‘书’同音的‘淑’字，念书，入仕，学而优则仕，为整个家族增添荣光。”
他原先很高兴，整个家族的人似乎也很高兴。凭借着孙女的绵薄之力，毕竟他要求埋葬在烈士墓地里的愿望都实现了，日后孙女走入了仕途还有什么办不成的？覃天柱对宦淑期望很大。
但宦淑的所作所为，似乎为家族里的一切添不了一丝荣光，该是纷纷扰扰的，终究还是纷纷扰扰。
女儿出家之后，覃天柱把祖上的田地分给了儿子儿媳，此后不久政府就开始推进城镇化。乡民在这期间把大部分的土地都卖了出去——是卖而不是租。兄弟们都各得己利，想方设法要塞满自己的腰包，可人心都是自私的，只要得到了一点点的利益，尝到了一点点的甜头，就会想要更多的利益，想要更多的甜头。
覃天柱的子女们迫切渴求这样的利益以及这样的甜头，等到田地卖完了房屋拆迁完了，覃天柱的钱财被人以各种手段瓜分完毕之后，这些子女之间的矛盾也就产生了。
约定俗成的走亲戚、宴客、串门、送礼，依旧是一年一年地沿袭下去。但是，婶婶伯母们开始嫌弃，孩子姑父姑妈买来的猪肉太嫩太没油水，一看就知道这猪是吃饲料吃催化剂长大的；而那些蔬菜水果也不新鲜，谁知道那上面会不会喷农药，洒敌敌畏；至于那些糖就更不用说了，万一哪颗里面添了三聚氰胺含了苏丹红，吃死了谁来负责？而姑父姑妈们，则要抱怨孩子舅舅舅妈做的饭菜怎么越来越难吃，生醋和酱油倒这么多，会不会含有害物质；那餐桌上的饮料喝着味道怎么不对劲，是不是三无食品或者超过了保质期？
双方——就这样彼此辩驳，相互讥讽，送完一年年的礼，宴完一年年的客，然后共同吃完一年年的饭。
亲戚们给对方小孩包红包，由于每个人所生小孩的个数不等，想要公平地保证流进来的钱和流出去的钱相等，就要把收红包得到的所有钱款相加，减去买礼物的钱和其他的花销之后，再用它们的和除以人头数，由此一来得到的答案再四舍五入，这才是他们要回馈给对方小孩的压岁钱。
“宦淑，你是学会计搞经济的，算数肯定好，来——帮伯母仔细算一算——这个——这个钱——”宦淑瞬间崩溃。
母亲评论她是个没有头脑不懂人情的“俏花朵”，只经看不经用。每当家人要求她参与他们的锱铢必较中来，而宦淑却不理睬的时候，母亲便会为没有替整个家族教育出一个谙熟人情、兼容天下的好子孙而感到深深的自责。喋喋不休的说着，宦淑的波浪卷发遮盖住了耳朵。
她母亲是个心灵脆弱、神经敏感的普通农妇，没有什么风花雪月的细胞和才高八斗的学识，在自身知识这一层面上，她最引以为豪的事情就是能够把自己的名字写的漂漂亮亮。自从她与宦淑的父亲结婚以来，两口子感情虽然和睦，但家道衰落，经济贫寒，终日里还是得为生计奔波劳累，也着实辛苦。长年累月的辛酸劳作使得她身上原有的少女的纯真善良正逐步退化和流失，取而代之的，是无时无刻都挂在她嘴边的絮絮叨叨的烦人话语。她每天早起晚睡，系着围裙操劳一大家子人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每逢生活拮据兜里的钱不够用时，她都会先气呼呼地发一通牢骚，然后把因生活贫困而引起的所有不幸都归结于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
客厅里的取暖器接通电源之后打开了，冰冷的房间里立刻变得暖烘烘起来。一大家子人围坐在沙发上，宦淑的嫂嫂穿着件笨重的厚棉袄蜷缩在沙发上看丈夫打牌，目不转睛的，还为她丈夫出谋划策。他们是赌钱的，虽然赌的数目很小，但赢了的话，喜悦感还是会令他们血脉贲张全身振奋的。小悦悦被一床厚厚的被子裹着，挨坐在母亲身旁，宦惠已经把那洋娃娃还给了她，或者是她母亲威逼侄女归还的。此刻她正捧着那个洋娃娃不停地又捏又扭，咬紧牙根，一双胖嘟嘟的小手使出了吃奶的劲儿，一会儿捏捏洋娃娃的脸颊，一会儿又拔拔它的头发，好像恨不得把它拆下来再缝起来一样。就像把积木推到了重新搭，把玩具车卸载了重新组装一样，这也是孩童们乐此不彼的一项乐趣呢。
伯母和婶婶端了板凳在院子里话家常：谈论一年的收成，谈论各家今年新添的家具，攀比谁家的菜地种得好，家禽养得肥壮。方圆十八里内哪家的姑娘出嫁了哪家的小伙子又娶了亲，姑娘漂不漂亮，小伙子有没有钱，这段婚姻般配不般配，她们少不了要评价议论一番的——当然，她们也提到宦淑。
宦淑的时间很匆忙，忙着打理自己的一切，推说没有功夫应付她们的提问和谈话。适应了大城市里快节奏的生活，父母亲朋都觉得她变成一个火急火燎的人了——连自己的终身大事都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只见她不是躲在自己的小书房里啃财经书籍，就是披了大衣裹了围巾到户外去溜达——宦淑说，在房间里憋久了要呼吸新鲜空气。
空旷辽阔的地面上，插入云霄的烟囱停止了排放气体。天空蔚蓝，白云朵朵（但哪里又是真正的蓝天白云，只不过是比平常蓝一点点，白一点点罢了），四周密密麻麻的厂房顶上，却蒙着一层晦暗的色彩，冬草枯黄，虫鸟绝迹，寒风呼啸，树木的枝桠也是光秃秃的。
宦淑的靴子踏在干裂的地面上，心想：要是地面再铺上一层大雪，那倒真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夜深人静的时候，宦淑会打开电脑，给凛昙发一封电子邮件，在信中宦淑称呼他为杨凛昙，而不是杨先生。而凛昙则戏谑地称呼她为宦淑，而不是“宦淑小姐”，于此——宦淑本该气恼的，但是她没有。在她给他发去的邮件中，评论的大都是音乐的历史发展和奇闻轶事，现代的，嘻哈的，主流的，非主流的，但更多的应该是古典的。而凛昙给宦淑的回复，有看似真诚的，也有随意迎合虚情假意的。
宦淑默默翻看着——音乐是他的兴趣，也是她的突破口，她既然下了这样的决心迎合和攀附他，就必须包容和承受他的无情无义和无理取闹。她像一只隐藏在黑暗里的吸血鬼，见不得阳光，却又强烈地渴望新鲜的血液，于是——饥饿和勇气驱使着她，让她一点一点逼近受她引诱的猎物，她好心地接近他讨好他，就等着他有朝一日放松了警惕，而宦淑——伺机狠咬他一口。
她很残忍，她自己也这般认为。但是如果她不这般残忍，那么，别人将会对她更加残忍，替她说一桩婚姻，把她当做一个生殖的器官，让她为家族谋取福利，增添荣光。
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宦淑宁愿把自己毁灭在黄浦江里，让自己长眠在东方明珠塔下。
作者有话要说：
☆、第十九章
白天的时候，宦淑喜欢在湘江附近一带自讨没趣地游荡，张豪有时也会跟随着她出去，跟宦淑谈他的故乡——美丽的四川。谈九寨沟，谈都江堰，谈峨眉山；谈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谈诗人李太白，谈《蜀道难》——虽然他连一点文学的气息和浪漫的色彩也没有，他还是笑着与宦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