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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天的努力，电台形成了一个书面性的东西，交给了市委宣传部，对上，总算应付过去了，但是，如何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增强采编人员的工作责任感却是田振军感到十分头疼。尤其从那天的会议上，他看得十分清楚，何原、徐建文对他很不尊重，认识错误的态度也很不端正，可是，他又拿他们没办法，来硬的吧，怕他们跳得更厉害，怕把事情搞得更加被动。来软的吧，他们根本不当会事儿。他觉得知识分子是人类社会中最难对付的一个阶层，轻不得又重不得。对此，他感到十分的困惑，也感到十分的孤独。他总觉得他似乎与他们之间还隔着一层什么东西，这一层东西消除不了，他就很难与他们融为一体，很难在某些方面达到共识。
也许，不应该取消编辑费和稿费。这是多年来形成的规矩，你消除了这个规矩，就等于损害大家的既得利益，这就势必影响到大家的工作积极性，造成消极怠工、牢骚满腹的负面影响。
也许，对两位副手的分工是错误的，应该让方笑伟全权抓宣传，桑学文管理后勤服务。方笑伟毕竟经验老道，在管理上也能镇住人，让他负责宣传也不止于出此大错。
然而，现在让他统统推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没有足够的勇气战胜自己，否定自己。他怕否定之后让别人见笑，让别人说他田振军无能，说他无主见，说他像小孩儿过家家一样把电台当儿戏。
有些事，你只能回头看，却无法再回头。
通过这次“事故”的处理，使他彻底改变了对桑学文和方笑伟的看法。他觉得桑学文实在令人太失望了。无论是工作的责任性还是工作能力都比他期望的差，更使他无法容忍的是，桑学文对待错误的认识态度太暧昧了，暧昧得几乎到了暗示什么的程度。田振军最看不惯他的就是这一点，你当副手的，就应该明确地站在一把手一边，要维护一把手的尊严，支持一把手的工作，你不具备这一点，你就不是一个好的副手。
倒是方笑伟的态度令他非常满意，他不仅为他解了围，而且还明确的讲了对一把手负责的话。这使他听了非常舒服，从而也改变了他对方笑伟的看法，认为他也并非像别人所说的那么可怕，那么阴险。由此，他便认为，在人的认识和使用上，绝不能让别人的思维来左右自己，应该靠自己的心去认识去发现，这样也许更可靠。
田振军正静静地梳理着这些杂乱的思路时，没想到公安局长王金成却敲门而至。
王金成说：“我还以为金屋藏娇哩，结果就你一个人？”
田振军笑着说：“我哪有那样的福气？”
王金成巡逡了办公室一眼，说：“不错，不错。有这样的办公室环境，没有小秘相陪也挺不错的。”
田振军说：“还不是托你老战友的福，否则我能坐到这里？”
王金成一挥手说：“打住打住！咱哥俩谁是谁呀，你要是说这样的话就见外了。”
田振军拿着冷饮，一边启盖一边说：“感激的话我也不说了，以后要是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你尽管说。”
王金成说：“我这次来还真的是来求你帮忙的。”
田振军说：“你把那个‘求’字省略了多好听。”
王金成就笑着接过冷饮说：“那就不求你了，听说你们电台又添了二十五名指标，到时候你可得给我留下两个。”
田振军说：“你真是狮子大开口，一开口就是两个，不知你说的这两个有没有文凭，要是有文凭倒也好说，没有文凭就有点为难我了。”
王金成诡秘地一笑说：“不瞒你说，一个是白副市长的外甥丫头，一个是我的亲戚，也是个小丫头。至于文凭嘛，不存在啥问题，你说你们需要啥文凭，就让她们有啥文凭。”
田振军说：“我一听就清楚，要搞假的？”
王金成说：“不是假的难道是真的？现在这个社会，真的还有多少？官场中流行着一句话，叫做年龄是改的，头发是染的，文凭是买的。如今混迹在官场中的人，有几个人的文凭是真的？”
田振军说：“好了好了，你公安局长都这么愤世嫉俗，牢骚满腹，还让普通老百姓活不活啦？说正事，电台是被批了三十个编制，新增加了二十名指标，但人员怎么录用，现在还没有拿出具体的方案，到时候可能会组织统考，你得让她们有个思想准备。”
王金成说：“你不要把事情搞得过分复杂了，怎么操作是你的事，但主动权必须始终掌握在你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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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振军点了点头说：“这你放心，再怎么着，我也要把你的这两个人安排了。不过，老战友，我向你问句真心话，这两个，到底是啥文凭？你估计让她们当记者行不行？”
王金成说：“白副市长的外甥是个高中毕业生，我的亲戚是个中专生。真实的文凭倒不怎么高，但这两个丫头倒是蛮机灵的，人也长得俊气，估计锻炼锻炼当个记者编辑什么的还是不错的。或者说，干脆让她们搞广告去，事在人为嘛。”
田振军说：“这些都好说，只要人进来了，我自会安排一个合适的岗位让她们干。不过，为了掩人耳目，还得让她们有个说得过去的文凭，最好是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
王金成说：“好说好说，这些都不存在问题。”
送走王金成，田振军的心里一阵阵失落。他原打算要在这二十五名聘用工中先择优录用一批，然后再适当的招一些聘用工，试用一个阶段后，再优胜劣汰，这样就会使那些真正有才干而人品好的人走上记者岗位。然而，还没等他的这种愿望形成决议，就被他的老战友轻而易举的击垮了。他不由得对他的理想的坍塌而伤痛，也为理想的脆弱而惋惜。是的，他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无情的现实，个人的理想，个人的坚守，在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的冲击之下，不得不节节退让，否则，你就无法同社会融为一体，你就无法坚守住你的岗位。有时，岗位与信念是极其矛盾的，你守住了信念，也许就永远的带着你的信念离开了岗位，你要守住岗位，也许就得放弃你的信念。
在这两者的选择中，他几乎不假思索的就选择了后者。他无法拒绝王金成，也无法拒绝白副市长。他十分清楚，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他坐到了电台一把手的位置上，倘若你要同他们讲什么党性，讲什么原则，除非你放弃了他们曾经给于你的，否则，你就没有资格。
现在，他终于妥胁了，他把他本该排斥的东西痛快的答应了，痛快的接受了之后，他才觉得自己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操作，是瞒着电台的其他领导，由他一个人来敲定这二十五个人选？还是把权力下放到方笑伟的手中，让他按着他的意图去操办？显然，这两种方法都不可取。前者，有可能要冒风险，搞不好就会后院起火，自己把自己搭进去；后者，有可能会受柄于人，永远被对方抓住了你的短处。
他很想探一探方笑伟的态度，看他在这件事上是怎么想的。这样想着的时候，就由不得拨通了方笑伟的电话，让他到他的办公室来一趟。
二十七
自从调频台的编制下来之后，方笑伟的电话陡然增多了，上他家拜访他的亲友也陡然多了起来。无论是电话还是亲友拜访，目的都是共同的，就是想通过方笑伟在调频台安排人。并且，还向方笑伟暗暗承诺，事情办成了，一定不会亏待他的。期间，还有个搞建筑的左老板，方只与他彼此认识，却从未打过交道，这次他也求上门来，直接给方笑伟送来了五万元的现款，说自己的孩子刚刚大专毕业，想进都市调频台。他说别的部门想安排也能安排进去，主要是他的孩子太爱记者这个职业了，他只好厚着脸皮来拜访方台长。方笑伟自然不敢收这五万元现款。现在“八”字还没一撇，收了人家的礼岂不是自找残废？可是，这位姓左的老板死活不肯将钱带回，他说就算是押金，我先押到你这里总行吧。你需要请客送礼，你尽管的花去，花完了，事情能办成固然好，办不成我也不怨你，剩下多少你再给我退多少不就得了？
面对这种貌视憨厚老实，实则狡黠无比的农民企业家，方笑伟真不知该怎么办？但那五万元钱，却实实在在的诱人，面对这样的诱惑，他无法硬起来，他怕他太硬了，失去了这一财路。如果让他把钱留下，又觉得烫手。他好说歹说，答应为他办事，说办成了再收他的礼。左老板这才收起钱。
凡此种种，方笑伟完全可以理解。近年来，市上没有一个像样的企业招过工，大中专生一茬一茬的毕业了，面对越来越庞大的待业大军，家长和待业者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就业问题几乎成了全国各个城市的普遍矛盾。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调频台要增编二十五名编制，这无疑成了银都待业大军的热门话题，每一个个体化的分子都在最大限制的调动着自己的能量，调动着各自的社会关系，想使自己的孩子能成为这二十五个名额中的一员。
这就形成了一种不规则的竞争，竞争者已不再是待业者之间的竞争，而是待业者的家庭实力之间的竞争。有的家长曾经算了一个账，如果投资三、五万能为孩子解决一个好单位、好工作也值，工作三、五年就可以把投资款收回，三、五年之后的所得就等于是纯利润了，一辈子工作四十年，年年有收入，老了退休了，照样还有保障，这比投资做生意的保障系数大得多。正因为有这么多的聪明的家长又会算这么聪明的账，才使当权者越来越放弃了用人的标准，使我们这个国家机构中的人员素质越来越低。
方笑伟虽说没有参与过这样的竞争抑或是交换，但个中的原由却了若指掌。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也要把这个用人的权力争到手。
现在，一切障碍都被他一一排除了，胡扬被排除了，桑学文也被排除了，田振军已经到了无法不依赖他的地步。由此他想，如果田振军能将调频台的权力统统交于我，倒也罢了，倘若他还在犹犹豫豫，必要时，可以将他一军，明确的告诉他，如果你还不信任我，我只能说我们没有缘，我可以主动让贤，你好用你信任的人。
当然，这样的摊牌，只能排列为下下策。事情不到万不得已时，他绝不可亮出此牌的。
这是方笑伟的一个习惯，每要策划一件大事，或者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总要在脑海里反复的酝酿、酬谋，不仅要拿出两套以上的方案，而且，每一套方案都要分解成若干个递进的层次，然后择优来实施。他很想尽快地与田振军进行一次和谐的沟通，想尽快地把调频台的新班子成立了，然后再按他的意愿物色人。他觉得桃子熟了，该摘的时候就必须摘，你不摘，别人就会算计。然而，他为了使他的成功系数更大一些，他要以静制动，要以守为攻，要沉住气，尽量地表现出一种冷静，迫使田振军来找他，这样，他就占了主动权，他就好按他的计划牵着田振军的鼻子跟他走。
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了。他接到田振军的电话后，大大的饮了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