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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另一些人暗自称快。那些人大都是对方笑伟有意见的人。你方笑伟不是聪明吗？你方笑伟不是能折腾吗？你折腾呀，本来好端端的一个电台，让你折腾来折腾去，折腾倒了前任台长，外界却议论说电台是出腐败分子的地方，弄得记者们的威信也大大降低。像这样心术不正的人当上副台长已经是我们电台的耻辱，岂能让他当台长。
这些议论胡扬都听到了，但是，他却不发表任何议论，更不愿意把自己介入其中。他觉得这是一个无序的特殊时期，一旦从无序走入有序，一旦等新班子上任进入到正常化状态，人们的观点和情感都将随着事态的变化而转变，到那时，也许你现在的几句不经意的话，就成了别人讨好上司的一件礼品。甚至于还会把他自己曾经的议论也要加到你的头上，彻底清洗了他自己，却把责任都推到你身上。反正他是干工作的，谁当领导，他也得把本职工作干好。
胡扬因惦记着调频台的工作，伤还没有完全好，就匆匆赶来上班。调频台不同于吃财政的单位，全凭广告创收来维持职工的工资和正常运营。春节之前恰是广告旺季，他就是想利用这一有力时机为调频台创一笔可观的收入。原计划他要搞一次企业家联谊会，没料方笑伟不赞成，说等以后再说，他只好遗憾的放弃了。
方笑伟的情绪极为低落，他知道那是因为他没有当上台长的结果。胡扬本想宽慰他几句，但是，这种事儿，靠宽慰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他也就免了口舌。
胡扬自从出了医院以后，心情一直不好。他只有把他的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之中，才能找到一些快乐。最近，听说市纪委组织的调查组进入市物业中心不久，黄维学畏罪携巨款逃跑了。这一逃跑，无疑证明了此地无银三百两。那几个曾经叽叽喳喳非议他小题大做的人也一下子转过了话头，说这样的贪污分子市上早应该采取措施，怎么能让他携巨款逃跑了呢？这样一来，他暗遭毒打的事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责令公安部门一定要查出凶手。这多少给了他一些安慰。
电台的新领导终于走马上任了。
这是一个下午，两位新领导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吉维和组织部李副部长、广电局万局长等人的陪同下，与电台的全体员工见了面。
说是见面，其实是组织部来向大家宣布市委的任命决定。所以，这种见面和通常意义上的见面不同，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显得非常的严肃和神圣。
会议是由王部长主持的。王部长开明宗义地讲了开会的目的，李副部长宣读了市委的任命决定。之后，李部长又介绍了新任台长田振军、副台长桑学文的个人简历和基本情况。
在之前，大家对桑学文比较了解也比较熟悉。
桑学文年龄不大，才三十来岁，在市精神文明办公室担任科长多年，与全市各新闻单位混得比较熟。再加上他为人实在，口碑都不错。这次出任电台副台长，除了个别中层干部心里不舒服之外，大多数人倒没有什么。
对于田振军就不一样了，大家在心理多多少少有些排斥，总觉得企业与新闻难以找到业务上的关联，让一位亏损企业的书记来领导知识分子，是难以让人接受。后来，不知是谁得来了消息，说田振军当过兵，他在部队一直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在连队任指导员，在营部任教导员，到了团部任政委。在他当团政委的时候，曾写过一首《打靶归来雄赳赳》的歌词，谱成曲子后，在他所在的那个团唱得热火朝天，尘土飞扬，极大的鼓舞了我军的士气。当大家了解了这些背景材料之后，就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挺好玩的。按常理，打靶归来时一定是口渴难当，或是饥肠辘辘，哪有精神去“雄赳赳？”可他非要让我们的战士 雄赳赳，这说明这个人不一般，至少在某些方面不一般。
他大概有五十上下年纪，走起路来一点儿也没有军人的“雄赳赳，气昂昂”样子，倒是给人一种垂头丧气的样子。这大概是他自己不能雄赳赳，只好在心理上渴望“雄赳赳”，所以才写出了“雄赳赳”的歌词。
按照会议的程序，新任台长田振军、副台长桑学文分别做了表态性的发言，然后，王吉维部长点名让原任副台长方笑伟表个态。方笑伟推辞了一番，没有推辞掉，只好勉为其难地说了一些“欢迎”、“积极配合”、“搞好班子团结”之类的话。
方笑伟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心情糟糕到了极点，尤其面对台下的一百多个员工，他要恭手把他行使了一年的权力交出去，这比剜他的心，割他的肉还要让他难受。但是，他还不得不恭手交出去，他还不得不说一些虚假的狗屁话表示欢迎。好比一个良家妇女遭受了强盗的强奸，为了感谢他的不杀之恩，还要说欢迎再来之类的屁话。此时此刻，他的心态与这位良家妇女一样，惨遭了别人的强奸，还要说出“欢迎。”
人他妈的就是这样一个德行，一旦步入官场，一旦还有所求，什么廉耻、自尊、统统的不顾了。明明是你极不情愿极不乐意的，而你还要装出一副情愿和乐意的样子来。明明你对这个人恨得要死，恨不能活活吞了他，但是一旦面对他，你还要挤出一脸奴颜婢膝的笑去讨好他、奉承他。
这就是官场。
你要想在官场中有所作为，首先必须阉割了你自己。使你变成一个没有棱角没有个性的人，变成一个善于变色善于伪装的人。否则，你将寸步难行。
这就是教科书。
是生活中的教科书。
这天晚上，他还假模假样的为他们安排了宴席。
事实上，他完全可以假装糊涂，完全可以不这么做。但是，他还是这么做了。既便他在心里有一万个不痛快，在脸上却装出一种十分情愿的样子，为新任台长田振军和副台长桑学文设宴表示欢迎和庆贺。
这里面不仅饱含了为人处世的态度，更多的是一门学问。方笑伟十分清楚，在他无法改变组织安排的前提下，还必须要在表面上做出一种高姿态来，以便从长计议。这样，才便于以后处理好一把手和二把手，二把手和三把手的关系。处理好了这种关系，肯定对他有利。否则，要是一开始就对立起来，一则外界会笑话我方笑伟太小家子气，会背上闹不团结的坏名；二则田振军毕竟是一把手，得罪了他，他很容易就会把你孤立起来，你的某些目的就根本达不到。
人，有时候真是无可奈何。在这种无可奈何的状态下，适者才能生存。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世事如棋，进一步也许无路可走，自己把自己击败，退一步海阔天空，未为亏我。
就是在这次晚宴上，方笑伟喝醉了。醉得一塌糊涂。
其实，按他平时的酒量喝这点酒根本醉不了的。因为他心里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又发泄不出来，闷在心里，所以，一沾酒就容易醉。
第二天醒来，他像换了个人似的，觉得整个身体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了。包括所拥有的权力、地位，包括对未来的憧憬梦想，统统的随着酒醒而消失殆尽了。
现实就是这样，有时候残酷得叫你欲哭无泪。
冷静了几天，方笑伟终于给自己定了一个位。第一，表面上要同田振军过得去，该尊重他的时候一定要尊重，财务审批权要主动的交给他。第二，不该让步的决不能让步，比如人事管理方面，即便是做什么决定，首先必须得征求他的同意，决不允许他一个人说了算。第三，退而求其次，台长让田振军当了，他就兼管都市调频台。
这天早上，他刚从家里下了楼，老赵的奥迪车便一如既往地驶过来了，他心里多多少少找到了一点慰藉，觉得这老赵毕竟是他的患难之交，并没有因为他没有当上一把手而冷落他。
他打开了后门，坐到了第二排上。
在银都，坐车都是有规矩的。一般来讲，处级干部们都是大头儿坐前排，二头儿和三头儿坐后排，这恰巧与大领导们坐车打了个颠倒。大领导坐车都坐后面，前面的那个位置是秘书的。其中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后排比前排安全；二是前排容易被人认出来，后排比较隐蔽。大领导们自然要把安全放在第一，同时，也不愿意在车上暴露自己，后排便成了他们理想的选择。可是，在银都，在处级干部中就不一样了，坐车不仅仅是图个方便，更重要的是一种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既然要象征什么，你就要坐到前排，才能更好的象征。所以，这一层面的人，往往的，把风光放在了第一位，而把安全放在了第二位。
过去方笑伟一个人坐车时，总是坐在前排。现在，他不能再坐前排了，他必须要把这个位子留给一把手，否则，他就犯了大忌。这虽不是什么明文规定，但在银都已经成了约定俗成。
车到田振军的楼下，他还没有下楼，老赵就用车载电话打通了田振军家的电话，说车已到了楼下。挂了电话不到两分钟，田振军就拎着个包儿下来了。田振军打开前门，见方笑伟坐在后排，相互点了点头，就上了前排。
事情貌似很平淡，而官场中的许多学问就是在这种平淡中显微妙。一个人在官场上修炼得如何，内功如何，往往的，就是在这些细微小节中见高低。
当然，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从事情的一开始，方笑伟就要争取主动，要形成一个惯例，在坐车上，一定要与田振军形成平等，没有孰轻孰重之分。至于三把手，仅仅是他要形成这个惯例的一个同盟者而已。他为了形成这个惯例一定要拉他入伙，等一旦形成了固定的模式，谁不习惯可以继续骑他的自行车去，而他方笑伟则要按惯例进行到底。
方笑伟觉得这是一个权力之争的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决不能让步。一旦让了步，就意味着残留在他心灵深处的最后一点自尊和面子都丢失殆尽了，他的威信将彻底扫地。按电台以往的惯例，小车绝对是属于一把手的专利，倘若他当上了一把手也会如此。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一把手不是从内部自下而上产生的，而是在他主持了一个阶段的工作后由外面派来的，他就有足够的能力来改变先例重新形成一个惯例。他为了在事情一开始就要形成牢固的不可更改的规矩，他还做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测试。那是一次中午，他故意没有按时下班，他从窗中窥视着桑学文坐进了小车的后排，又窥视着田振军坐到了前排。他点了支烟吸着，一直吸完了烟，再下楼去。奥迪车还在那里等着他，他很满意的打开了后排的门。他就是要故意推迟下班时间来磨炼对方，要使对方适应他，要使电台的员工们知道，他方笑伟不上车，他们走不了。
这是心与心的较量。他自认为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输给他。
方笑伟明显的感觉到，自从田振军上任以来，电台的权力中心发生倾斜之后，人们对他一下子冷淡了许多，包括过去那几个在他面前信誓旦旦的部室主任也不例外，一个个投靠到田振军那里去了，他的办公室一下子变得十分的冷清。
该移交的工作他分别移交给了田振军，桑学文。在他一件件，一桩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