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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行数比印制数更能够真正反映一本书在读者中产生影响的程度。书印好了，如果有大量积压，长期躺在仓库和书架上睡大觉，那么，印数尽管多，实际上并不能说明它的真正影响。销行数就不同了，不是由公家购买赠送，而是由读者自己掏钱购买的书籍，如果畅销了，是真正反映了它在读者之间影响的程度的。
我国的出版物，有不少是在扉页或书末登出了印数或汇计印数的。但近年来，好些书籍，因为种种原因（例如纸张缺乏，印数较少，或者以前的印数没有准确统计，等等），这项数字有时竟被省去了。这就造成了一种状况，人们对于好些书籍的印数，影影绰绰，而对于它的真正的销行量，就更是模模糊糊了。
我觉得这种状况不够好，不但书籍一般都应该标明它们的初版印数或汇计印数，而且，最好还能够在影响广泛的报刊上，定期公布畅销书目。（虽然不需要每周，每月都这样做，但半年，一年公布一次该是可以的吧？）这样做有许多好处。
也许有人说，现在由于纸张供应比较紧张，好些优秀书籍并不能大量印刷，充分供应，为了保证以有限的纸张出版多种的书籍，常常不得不削减畅销书的印数，腾出纸张来印其他的书。因此，从发行数字上有时已经看不出一本书真正受欢迎的程度了。这是有相当道理的。但是，即使如此，公布畅销书目的意义并不致因此就完全消失。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的书，在这种情形下，有不少仍然能够“脱颖而出”。再说，纸张供应紧张毕竟是一时现象，迟早总是要克服的。而且，目前的这种做法，已经引起了不少读者的批评。如果大量削减畅销书的印数腾出纸张来印有相当价值的书，那还有若干道理，如果印的是质量平庸、可有可无的书，那就等于不顾读者的迫切要求而去印刷滥竽充数的滞销的书籍了。就是在纸张供应偏紧的情形下，这种做法也是大有可以商讨改进之处的。
定期公布畅销书目，有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帮助广大读者，知彼知己，把自己的状况和一些资本主义工业国进行比较，既知道我们已经达到的成就，也知道我们和某些国家之间存在的距离。
和解放前比较，我国的出版事业有了长足的进展。旧上海一般新书只印两千本左右，象茅盾的《子夜》，算是畅销书了，在旧时代也不过先后印行了一万册的样子。我们现在已经把这样的纪录远远抛在后头，初版的文学书籍印行一二十万本毫不稀奇了。从书籍的初版印数来说，我们已经超过了好些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印行一二十万本的书就算是畅销书，可以列入每年的畅销书目。一九七八年美国名列第一的畅销小说《契沙比克》，销行了八十五万多册。这样的数字，我们看起来，并不稀奇。日本许多书的初版印数，也大抵只是几千本。两相比较，我们有我们进展很快的一面。但是在出书种数上，在最畅销书的历年汇计印数方面（美、日都达到千万上下的纪录），我们仍然远远落在她们后面；如果加上人口比例来计算，我们的差距就更大。定期公布我国的畅销书目，逐年和自己比较，也逐年和人家比较，有利于我们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既增强信心，也努力缩短和人家的差距。
定期公布畅销书目，还可以帮助读者注意选择优秀书籍。广大读者的眼光是锐利的。一本优秀著作出版了，总是很快就能够为读者所发现，并且因而一传十，十传百，不胫而走，以至于传遍遐迩。但是，尽管这样，住在较偏僻地方的人，因为种种原因不容易买到书籍的人，和“读书界”较少接触的人，对于一本很受欢迎的好书，茫然不知的难免依旧大有人在。公布畅销书目，再加上增强书评工作，就可以帮助这部分读者多知道几本好书，从而，也就可以扩大优秀读物的影响。
这样做，也可以给优秀读物的作者以精神的鼓励。对于著述工作者，适当的物质鼓励是需要的但是总应该以精神鼓励为主。一个作者辛勤劳动，写成的书受到社会的欢迎，列名畅销书目之内；这对于他自己以至其他的作者，都有相当的激励作用。
这样做，也还可以推进出版社之间的社会主义竞赛。如果定期公布各类书籍的畅销书目，榜上有名的出版社自然光彩些，而对于年复一年，总是榜上无名的出版社，也是一种批判和刺激。对于若干老气横秋的出版社（如果它存在的话），批判和刺激它一下，不是很好么！
这样做，也还可以帮助批评界了解读者的心理和觉察出版的问题。如果最畅销的书目都反映了读者严肃认真的选择，这自然很好。如果除了反映这一方面的状况以外，也还反映了某一部分读者在选择读物时存在的缺陷，批评界不是很可以就此展开批评和讨论，进而帮助某一部分的读者和作者么！
…………
因此，定期公布各类读物的畅销书目，我以为是一种可以试行的办法。解放以来，平均主义思想常常在各个领域作祟，“干不干，一斤半”。“干得好干得坏一个样”的事情常常出现，甚而还有人因而滋长了“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怪观念。这很打击了某些认真做事的人的情绪，也很鼓励了懒汉和善于混日子的人。反正一有什么鼓励，就难免有什么单位和个人要突出一些，提到物质和精神鼓励，就总有一些人要跳出来反对，以为突出了什么什么个人。这种冒充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思想，“干不干，一斤半”思想，是我们各方面事业前进途中的拦路虎，在拨乱反正的今天，得把这样的拦路虎轰跑才行。因此，奖勤罚懒，扬优抑劣的精神，应该贯彻到各个领域去。在出版事业方面，也应该贯彻这种精神，并且认真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才好。
1979，6，17，北京
编者附记：我们支持秦牧同志的建议。怎样做，当然还可以商讨。规定的学习文件，销售量大，但恐不宜列入畅销书目。高级的学术著作，读者面狭，应另有畅销标准。
秦牧
这样的提法不恰当
编辑同志：
你刊第一期刊登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是一篇思想解放的文章。但我总觉得“读书无禁区”的提法不尽恰当。
李洪林同志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话：“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但是毛泽东同志还说过这样的话：“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蒋介石的书，我们的出版社不见出版，新华书店不见出售，图书馆不见借阅。这类书大概属于“禁书”吧。李洪林同志的文章也写着：“对于那种玷污人类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我们总不能心安理得地去读这种书吧。
其次是禁书的必要。从古到今，从秦始皇到蒋介石，他们都禁过书。他们为什么要禁书？概括的说，就是为了巩固其政权。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岂可不分书的好坏，给一切坏书也大开绿灯，让错误的思想、让毒草自由泛滥？打倒了四人帮，我们把四人帮禁锢的书开放了，这是为了拨乱反正，为了拯救和发展我国的文化，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于不利于四个现代化，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坏书，必须禁止。这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我们的禁止对象与蒋介石、四人帮不同，禁止的范围也缩小得多。
禁书如禁鸦片。尽管鸦片有其药用价值，也不能开禁。坏书尽管能起反面教员的作用，也不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所以我认为“读书无禁区”的提法是不尽恰当的。
读者来信
白先才
读书不能“无禁区”
《读书》第一期的《读书无禁区》一文，我看了题目就有气，很别扭，认为是不能接受的。
“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我是反对的。但我们不能把正确的东西也反对掉。
我们反对没收《莎士比亚全集》，反对因读《茶花女》而送到公安局去，反对把《瞿秋白文集》打成毒草，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坚决反对。
我们反对把书店和图书馆的书统统封存起来，反对随便到别人家里去查抄图书，反对海关和邮局不问青红皂白地检扣图书，反对把书放到火里去烧，放到水里去煮；但是读书如果没有禁区，天下必定大乱！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禁止过反动的黄色的书刊。这种禁止是对的。
反动的东西能不禁止么？
我们常说，书刊是我们的精神粮食。既然是粮食，当然不是毒药。反动书刊是什么呢？难道是精神粮食么？不，它们是毒药。我们不能把毒药当做粮食。象《中国之命运》这类东西，是毒药，不是粮食。我们能够把这类东西当做粮食，让大家去吃么？
解放以前的旧书刊，固然有一部分是比较好的，但大量的是宣传反动的东西。对于这类东西，我们不能让它随便扩散。所以过去以至现在，要向图书馆借阅这类东西，不加限制是不行的。图书馆对于借阅这类东西，有审查和批准的手续，不能随便借阅，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读书无禁区”，取消了这种手续，象借其他图书那样随便借阅，那就是害人！
对于外国的书刊，也应当这样看。资本主义世界的出版物，不少是低毁我们的政策的，不少是歪曲我们的政策的，如果让它在我们国内传播，该有多少人中毒！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让反动的东西随便流传，随便害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到哪里去了？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
是的，毛主席主张我们读一些反动的东西，“不要封锁起来”。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要我们有领导地去读，不是搞自由化，不是“读书无禁区”，不是要我们去中毒。
黄色的东西能不禁止么？
要知道，黄色的东西也是毒药，不过裹上了一层糖衣。好多青年，血气方刚，迷醉于黄色的东西，读着读着，革命意志没有了，生活的道路走歪了，甚至连生存的愿望也丢失了。你能看着这些人沉沦下去而不思挽救么？挽救第一着，就是要禁止黄色书刊，不让人们接触黄色的书刊。
《读书无禁区》不是也说么：“对于那种玷污人类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不管你说它“根本不是文化”，“极其肮脏”，“好象粪便或鼻涕”，你既然要“严加取缔”，就书而言，就不是“无禁区”了。你这个“无禁区”，就行不通了。
这样看来，“读书无禁区”是不通之论，为害甚大。正当的办法应该是：读书有指导。我们应该指导人们去读书，特别对于青年是这样。
我们应该指导人们去读马克思主义的书。
我们应该指导人们去读有益于四个现代化的书。
我们应该指导人们去读有助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书。
张守白
禁锢不好，完全开放也行不通
“四人帮”已被打倒的今天，《读书》杂志还要大声疾呼“读书无禁区”，确实不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