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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指导人们去读有助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书。
张守白
禁锢不好，完全开放也行不通
“四人帮”已被打倒的今天，《读书》杂志还要大声疾呼“读书无禁区”，确实不是没有原因的。
首先，有些极有参考价值的书，都是内部发行。买这些书，要单位的介绍信，有一定的级别限制，普通老百姓根本买不到。例如中华书局重印的二十四史，全部都是公开发行的，但是《清史稿》，却在内部发行。这部书，早在1927年就曾经公开发行过，这次重印，改为内部发行的原因，就很难解释。要说保密，早已公开；要说书中有错，则二十四史均在所不免，何以独独厚彼而薄此？书按级别发行，实际上并不是严格地按级别去看，这中间很有一些人能阅读这一类的禁书，有门路的仍能钻进禁区之内。被禁的只不过是小小老百姓而已。
按照宪法的规定，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政治上是一律平等的。这种平等，反映在文化生活上，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小百姓的读书难，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平等呢？
专家学者，固然大都从高等学府或研究机关中培养出来，但是古今中外，平民百姓通过自己刻苦钻研而成长起来的大学问家，也确实不在少数。细考这些学者的成长过程，又有几个不是三更灯火五更鸡，熬夜苦读学出来的呢？但在今天，禁区重重，借书也很难，能不碰壁么？
今天中国不单读书难，写书更难。先不要说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在主题、形式等等方面横加限制，粗暴干涉，单就参考资料一项，其难找的程度，若非过来之人，实在无法想象。以我自己为例：近十几年来，我利用仅有的业余时间，创作了一部以清末农民起义为主题的长篇历史小说。要写书，尤其是有关历史的书，当然得先读书。但是大部分史料包括清人笔记和地方志在内都列为禁书被“保存”起来，不再公开借阅了。我所在的单位，对我的写作，又看作是“不务正业”，并不支持，介绍信也就无法取到，以致一些极为寻常的历史资料，都无法查对。一直到了最近，这部小说得到了出版社的认可，方才取得了介绍信，查对了史料。这种文化禁锢政策，到底是利多还是弊多，不是很明白吗？
写到这里，不由人想起列宁在流放期间，在避居国外期间，都能够从图书馆里借到书籍这一事实。列宁还特别赞许瑞士的图书馆通过邮寄为外地读者提供参考书的办法。一生最爱“啃书本”的马克思，为了写作《资本论》，在伦敦的图书馆一坐就是二十多年，查阅了千数种图书资料。如果当时英国的图书馆也象今天中国的图书馆一样，这也不开放，那也不许借，或者伸手向马克思索取单位介绍信，请问《资本论》这部书能够完成么？
由于读书难而发出“读书无禁区”的呼声，其所以能得到许多人的赞同，真正的原因也就在此。
文化既然是一种服务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作为文化战线阵地之一的图书出版发行部门，应当不出、不卖反动的书刊。但是对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某种影响的著作，而且早就已经证明其为错的，则又应当另作别论。象《胡适文存》、《我的奋斗》、《中国之命运》等等这一类书，至少在图书馆里应当允许公开阅读，不列为禁书。对于敌人营垒中据以自卫和借以攻击的种种高论，我们只有熟悉它，才能够驳倒它。“四人帮”及其走卒们当年发动人们批“毒草”，却又不敢让“毒草炮制者”站出来公开辩论的做法，只能说是他们做贼心虚，完全是一种以势压人、以力服人的学阀学霸作风。头脑清醒、神经健全的人，绝不会害怕接触错误的东西甚至敌人的宣传和诬蔑。如果一个受过十几年几十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人，看了一本敌人的书，马上就让敌人给拉了过去，倒向了敌人的一边，那只能怪咱们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太浅薄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是跟形形色色错误的理论在激烈的辩论和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不能上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用来做装饰品，吓吓胆小鬼而已，用它去战斗，是注定要失败的。
咱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咱们的国家里，不许代表帝修反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自由泛滥，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脱胎于旧社会，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用辩证的观点看，没有旧的，也就没有新的；没有错的，也就没有对的。如果我们不了解不熟悉旧的错的东西，还会把旧的错的东西当作新的对的东西加以赞扬并强迫别人去接受。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其中的一项，正是敌人利用了一些人的幼稚与无知，分不清是非真假，就把封建的、法西斯的破烂货当作革命的真理塞给他们，唆使他们去冲击去毁灭进步的、正确的东西。如果联系到读书问题上来，症结所在，恰恰正是旧的错的书籍读得太少，而不是读得太多所致。接受这一惨痛教训，政府、学校、家长们不单不应该完全禁止青年们去接触旧的错的书籍，要紧的，倒是应该考虑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地指导青年们去阅读这些书，才是正理。
咱们这个世界，还存在着敌对的阵营和阶级，还存在着形形色色丑恶的现象，是与非，美与丑之间的界线，总应该有的。作为政府的首脑，学校的师长和家庭的父兄，他们当然只能拿正确的、美好的东西去教育、去影响自己的人民、学生和子女，而不许他们去接触错误的、丑恶的东西。对咱们这个国家说来，过去有种种读书禁区的形成，出发点应该说是好的，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良好的愿望，不一定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人民群众对于这种禁锢政策，是不满意的。他们要求撤销防线，开放禁区，以便扩大视野，读到更多的书，得到更多的知识，使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能够提高起来。
两种愿望都是好的，但却互相矛盾着，而且实行起来，也都有弊病。禁锢固然不好，完全开放呢？恐怕也行不通。
不能否认，书的内容，有好有坏；人的思想水平，也有高有低。如果不加选择，允许一切书籍任意流通，咱们的读书界，就会变成一个是非不分、美丑并存的无政府世界，免疫力弱的读者，从书中得到的毒素，就会多于养料，象《曼娜回忆录》那样的坏书，就将把大批单纯的青少年，引导到流氓集团中去了。
如此看来，完全禁锢固然不好，完全开放也行不通，折中的办法，只能区别对待，该禁锢的，就坚决禁锢，该开放的，就大胆开放。有一些书，还可以作为反面教材有限制地开放。一方面既要坚决贯彻人民政府取缔黄色反动书刊的禁令，一方面又要让那些能为新中国服务的旧书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中间，当然也有模棱两可一时难于判明它是非好坏的作品，无法决定它是禁是放。这种困难，我想在相信群众相信党的前提下认真加以鉴定甄别，总不难分期分批地作出结论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对一切受迫害的同志都重新作了审查，同样道理，对被封存的书，也必须重新审查。这样做，虽然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但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想避免也是避免不了的。
有人把书籍比作是人类的精神食粮，如果说，食粮可以因人而异分成婴儿食用、病人食用和成人食用等多种，那么，把书籍分成少年阅读、青年阅读与成人阅读等多种，也是合理的事情。有毒的食物，既然谁都吃不得，取缔一批不起任何好作用的坏书，为什么又不可以呢！
1979年，6月6日，北京
吴越
对台戏的连想
旧时北京前门一带戏院颇多，大栅栏里的三庆、庆乐、广德楼，粮食店里的中和，鲜鱼口里的华乐（大众），还有肉市的广和。要是碰上演对台戏，那真热闹。曾记得，谭富英、杨宝森争相媲美“失、空、斩”；李万春、李少春同时上演《闹天宫》；至于你贴《艳阳楼》，我演《拿高登》，你演《战马超》，我演《两将军》，你演《打渔杀家》，我演《庆顶珠》，更是常事。说是对台戏，有时隔条马路，分庭抗礼，有时就真是斜对门。戏虽相同，演法各异；也大大促进了京剧的丰富和发展。现在也还在演对台戏，比如一台白蛇传，就有赵燕侠、刘秀荣、吴纪敏等同时上演。
连想到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好象是不怎么提倡演对台戏的。国外名家，一经谁人翻译，似乎就成了定局，不再准别人问津了。这样也就失去了比较和鉴别，只好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唱单台戏，好坏就是它，爱看不看！其实这并不一定是译者的意思，出版社更要负些责任。前几天见报载，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张万里译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我举双手表示欢迎。因为前一段曾出版了张友松、张振先二位合译的此书，这对台戏就算是唱上了。读者可以对照原文，学习比较两种译本的长处。尽管有人说张万里的译本，北方口语味儿太浓，尽管振先先生又是我的恩师，可我还是觉得张万里的译法，更能传马克·吐温之神。
有比较，才有鉴别，才有发展。出版界是否也可多唱几出必要的对台戏呢？
嵩生
古旧书摊何处寻？
古旧书摊何处寻？新店屹立冷森森。柜内店员自笑语，“城外”读者空高音。文化胜地购书难，武将长镜辨名真。惟愿华更灿烂，围解书多尽欢欣。
以上是我最近在北京逛了仅有的几个旧书店以后写的一首打油诗。现在买新书不易，买旧书更难。诗中提到的“武将长镜”，指军用望远镜。
北京的旧书店减少得太多了。过去，琉璃厂、东安市场、西单商场、隆福寺（恕我这里沿用旧名，因写的是过去），出售旧书的店、摊鳞次栉比，细逛，半天也逛不完；现在呢，仅琉璃厂、东风市场、西单商场和前门大街各有一家旧书店，其余全都转业。
仅存的四家旧书店出售之书，品种极少。过去的旧书店、摊，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应有尽有；现在大多是过时很久的科技用书，文史哲经空前的少。过去，不少书对卖主来说，是不需要了，而另一些人则十分需要，有的甚至是出版不久的；现在则一般都不是人们所很需要的。过去，旧书店、摊出售各种过期不久的期刊；现在则很少，琉璃厂、东风市场一本也没有。
过去，旧书店、摊都是公开的，现在有几家不公开的“内部发行”的旧书店（机关服务部），书的品种稍多，但似也不如过去。
提出以下四点建议（理由不必说了）：
一、旧书店一律公开，废除“内部发行”。机关服务部可以作为附设的部分。
二、增加出售旧书的网点。
三、尽可能扩大收购旧书和过期期刊的业务，以增加上市旧书刊的品种和数量。
四、旧书店一律保持开架，包括附设的新书代售部分。
外地也存在类似问题。我最近去成都、重庆，那里的旧书店情况就和北京大致相同。
韦芜
从售单脚鞋想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