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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客气地说：“以往新来的一把手，也都是这么开始工作的：穿上工作服到车间干半天活啦，骑着自行车到职工家问寒问暖啦，……可不出两个月，瞧吧，他们就钻进办公室，开起马拉松会来了。再难见着！”既然弟弟对他们厂领导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既定观念，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不会也同样怀疑卢书记？按照人物性格的内在发展来说，弟弟完全应当这样怀疑，不这样怀疑，倒是奇怪了。然而作品只让弟弟与卢书记相处半个月，只有几个小接触，就“开始步入‘红尘’”，这样处理确实有点概念化。
尽管彭晓雷的形象塑造还有这方面或那方面的缺点、不足，但总的来看，彭的形象塑造，还是较为出色的。它基本上遵循了生活的逻辑，提出的是生活中的问题，塑造的是生活中的形象，启示我们该如何地正视生活，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生活，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与认识价值。我们不应当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夸大其词，危言耸听，把这一形象说得一个钱不值。
刘泽林
《根》被控剽窃
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的长篇小说《根》成为畅销书以后，拍了电视片，又获得普立兹文学奖，甚为轰动。但去年被作家哈罗德·柯兰德指控为剽窃其《非洲人》一书，要求分享《根》的一半稿费。纽约地方法院认为证据确凿，哈利也只好承认自己“疏忽”，希望在法庭外私下解决。普立兹奖金委员会从未遇到这种事，也深感棘手。
鸿国
兼听与纳谏
如果一个领导人说的话，别人不能按照自己心里想的，表示赞成还是反对，只能“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史记·刘歆传》），那么，这个领导人一定是脱离群众，会把事情搞糟的。
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盲从，反对“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以为上了书的就是真理”（《反对本本主义》）。但是，林彪、“四人帮”却故意制造现代迷信，鼓吹毛泽东同志说的话“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闻风而动”，“紧跟”、“照办”。这不就是主张盲从吗？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少人是上了大当，我们的党和国家也是吃了大亏的。
历史上有些比较开明的封建帝王，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唐太宗李世民就主张兼听，确实做得比较好。
贞观元年，李世民对黄门侍郎王说，设置中书（为皇帝起草诏命）、门下（对中书省起草的诏命进行审驳）两省的目的，是为了相互制约，“相防过误”。有些官员为了不得罪人，明明知道一些文件有不恰当的地方，也不提出来，就发下去执行。他们“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蔽”，这样做，终究会误国害己的。他并且告诫各级官吏，以后都要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贞观政要》卷一）。贞观三年，李世民又对一些大臣说，我发的诏命，如有不妥当的地方，你们也要提出来。不许“阿旨顺情”，“知而寝默”。如果你们不给我提批评建议，只是收收发发文件，那谁都可以干得了，我何必要挑选你们来干呢？！李世民的这些主张和做法，既避免了封建统治者可能犯的一些错误，也提高了唐王朝中央机构的统治效能。
贞观二年，李世民问魏征，做人君的，怎样做才能“明”，怎样做就会“暗”？魏征说：“君所以明，兼听也；所以暗，偏信也。”他还举例说，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所以会国灭身亡，一个重要原因是偏听偏信，被奸臣封锁蒙蔽，就要死到临头了，自己还不知道（《新唐书·魏征传》）。李世民非常赞赏魏征的见解，并对一些大臣说：“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只有兼听、纳谏，君臣上下“共相切嗟”，才能把国家治理好（《贞观政要》卷一）。
李世民还经常说，做皇帝的只有自己想知道自己的过错，别人才敢批评他。如果自己认为自己是圣贤，不会犯错误，谁还敢对他提意见呢？这样的人想不失败，怎么可能呢？一次，李世民在九成宫宴会近臣，魏征也参加了。长孙无忌对李世民说，魏征曾劝隐太子把你杀掉，本来是你的仇人，想不到今天会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宴会啊！李世民说，魏征以前的确是我的仇人，但“……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征听了这话，赶忙叩头拜谢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贞观政要》卷二）。
贞观初年，李世民为了“求谏”、“兼听”，对于批评他的人，总是给予鼓励，即使批评错了，也不怪罪，甚至还故意给予奖赏。
李世民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够兼听、纳谏，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兼听也吧，纳谏也吧，最高最后的裁定人，还是他自己。所以，李世民的兼听、纳谏，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民主，还是有原则区别的。我们所说的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能当人民的公仆，不能当人民的主人。当然更不能象封建帝王那样，君临于人民之上。但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上级对下级，领导对群众，毕竟可以从这里受到启发。应该既听顺耳之育，也听逆耳之言；既听正面的意见，也听反面的意见。这样才能改进领导作风，做好各项工作。
我们有些领导人，思想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听到一点不同意见，或者几句刺耳的批评，就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他们把解放思想、发扬民主与安定团结对立起来。认为要讲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就会破坏安定团结，要维护安定团结，就不能讲解放思想、发扬民主。这就要弄清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安定团结的局面呢？是死气沉沉，鸦雀无声，还是生动活泼，畅所欲言？畅所欲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就难免会有错误意见，这是正常的，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有人借口发扬民主，从“左”的或右的方面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只要我们认真对待，措施得当，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奉劝这些同志学习一点唐朝初期的历史，研究一下“贞观之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于迟
读《玉抱肚·官悟》
明代有首《玉抱肚·官悟》的小曲，有句曰：“一边是富贵荣华，一边是地网天罗。忠臣义士待如何？自古君王不认错！”①——这首小曲的最后一句，说得好极了！它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位居“九五之尊”的封建帝王们，历来是“不认错”，也就是不肯纳谏的；而那些进谏的“忠臣义士”，则往往挣扎在封建专制主义淫威的“地网天罗”之中。
历史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
为了欺骗人民群众，以及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任何剥削阶级总是要装饰几枝虚幻的花朵。设置“谏官”，表面上允许在帝王的耳边可以嘁嘁喳喳，就是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机器上“只可雾中看”的一朵惨白的小花。《尚书·胤征篇》谓：“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据此可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帝王求谏的把戏，是由来已久的。
玩把戏的人有句口头禅：“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历代封建帝王的最骗人的把戏，是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在董仲舒之流“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鼓噪声中，把自己美化为神。于是，帝王的嘴巴“含天宪”，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了“圣旨”，即“天之令也”②，是芸芸众生不能触犯丝毫的。这就不难想见，向头上缭绕着灵光圈、人间真正的至高无上的神——帝王进谏，尤其是“犯颜直谏”，其后果是什么了。
举几个尽人皆知的例子：殷纣王的叔父比干，见纣王荒淫无道，屡次劝谏，竟被纣王下令剖腹而死；另一个纣王的亲戚箕子，也是屡次进谏，纣王不但不听，反而一巴掌把他打入牢房，直到周武王灭商后，才被释放。明朝正德元年，御史蒋钦等进谏，弹劾权奸刘瑾，竟被廷杖，打得皮开肉绽，惨死狱中；天启四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进谏，奏劾臭名昭著、罪大恶极的宦官魏忠贤三十二条罪状，结果左光斗被罢了官，死在牢里。如此等等，史不绝书。
也许有人会说，殷纣王之流是暴君、昏君，是拒谏饰非的，“明君雄主”——也就是好皇帝，当非如此吧？也不见得。朱元璋显然不能算是坏皇帝。但是，他对进谏者也常常是“龙颜大怒”，滥杀谏者。洪武初年，御史王朴生性鲠直，每向朱元璋进谏，“辨是非不肯屈”，“太祖怒令戮之，及市，召还，谕之曰：‘汝其改乎？’朴对曰：‘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得用之？’”③王朴的回答，义正词严。但朱元璋还是一刀砍下了他的头。即使以求谏、纳谏闻名的唐太宗李世民，又哪里能真正正确对待进谏者？著名的谏臣魏征，生前曾被李世民似乎视为掌上珠，病死后，李世民还煞有介事地跑到他家，“拊之流涕”。但不久，却解除了其女衡山公主和魏征儿子叔玉的婚约，并悍然“仆所为碑”④，即推倒了他亲自作碑文的魏征的墓碑。唐太宗对谏臣的真情实感，如此而已！
在历代帝王的眼里，谏官究竟算是什么呢？鲁迅曾指出：“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以说的。”⑤看来，在帝王的眼里，即使是最受宠信的谏官，至多也不过是允许进言“补一补”“袍角”的奴才。有些谏臣，也未尝不知道自己的这种身分。元代至元二十四年，桑哥“专权擅政，虐焰薰天”，大臣王彻理向元世祖忽必烈进谏，力斥桑哥之罪，忽必烈大怒，下令左右开弓，猛打王的耳光。王辩护说：“臣思之熟矣，国家置臣子，犹人家养犬。譬有贼至而犬吠，主人初不见贼，乃犬，犬遂不吠，岂良犬哉！”⑥原来，帝王与谏臣的关系，乃是主人与所豢养的良犬的关系。此中奥妙，当时的老百姓也未必没有识破。宋代的包拯，不仅是赫赫有名的“清官”，也是个曾经“反复数百言，音吐愤疾，唾溅帝面”⑦的谏臣。但是，元代的民间戏文中，却这样描绘他的身分：“老夫有件事向君王陈奏，只说那权豪每是俺对头。他便似打家的强贼，俺便似看家的恶狗。”⑧
“自古君王不认错！”——应当说，这支小曲是独具只眼的。
① 路工编：《明代歌曲选》卷10。
②《董子文集》卷1。
③《南京都察院志》。
④《新唐书·魏征传》。
⑤《且介亭杂文·隔膜》。
⑥《南村缀耕录》卷2。
⑦《曲洧旧闻》卷1。
⑧《元曲选》甲集，《包待制陈州粜米杂剧》。
王春瑜
容闳和他的《西学东渐记》
容闳（1828－1912），字纯甫，广东香山人，生于澳门彼多罗岛。他写过一本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