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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这封信，看到一个二十多年来经常把你怀念的人的感情，也就使我心安理得了……”
几乎所有来信都对我写诗表示高兴：“现在好了”、“你终于出来了”、“你还健在，你应该歌唱！”
我今年六十八岁。按年龄说并不算老，但是，有许多年轻的朋友都死在我的前面，而我却象一个核桃似的遗失在某个角落——活着过来了。
二
我生于一九一○年阴历二月十七日，是浙江金华人，老家在山区。
据说我是难产的，一个算卦的又说我的命是“克父母”的，我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不许叫父母“爸爸妈妈”，只许叫“叔叔婶婶”。我等于没有父母。这就使我讨厌算卦、反对迷信，成了“无神论者”。
从少年时代起，我从美术中寻求安慰。
“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已经九岁。小学课本里已有启蒙思想——要求民主和科学。
女学生们开始“放足”了。
中学老师第一次出的作文题是“自修室随笔”，我写了一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反对念文言文。老师的批语是：“一知半解，不能把胡适、鲁迅的话当作金科玉律。”老师的批语并没有错，我却在他的批语上打了一个“大八叉”！
“山雨欲来风满楼”。学生们经常上街游行、摇旗呐喊，捣毁卖仇货的商店，冲进卖鸦片的“禁烟处”……革命的风暴震撼着南方的古城。不知哪儿来的一本油印的《唯物史观浅说》，使我第一次获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念——这个观念终于和我的命运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一生的悲欢离合。
一九二八年暑假初中毕业后，我考入国立西湖艺术院（即现在的杭州美术学院）绘画系。没有念完一个学期，院长发现了我。他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你到外国去吧。”
第二年春天，我就怀着浪漫主义的思想到法国去了。
我在巴黎是一个穷学生。家里不愿意接济我，我就在一家工艺美术的小厂工作，一边进行自学，到蒙巴那斯一个“自由画室”去画人体速写。我也读了一些中文翻译的哲学和文学的书；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苏维埃十月革命的小说和诗歌；有时也到工人区的“列宁厅”看禁演的电影。同时也读了一些法文现代的诗。而我最喜欢、受影响较深的是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仑的诗，它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都市的无限扩张和广大农村濒于破灭的景象。总之，我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
三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国的民族危机深刻化了。
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那一天，正好是我从马赛动身回国的那一天。
但是，四月上旬炮船到香港停了四天——国民党忙于和日本帝国主义谈判“淞沪协定”。
到上海的时候战争已结束——祖国依然呻吟在屈辱中……我茫然回到老家，住了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
五月我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和大家一同组织了一个“春地画会”。
早在巴黎的时候，我就试着写诗，在速写本里记下一些偶然从脑际闪过的句子。
在从巴黎回国的途中也写了一些短诗。但从来没有想要当一个“诗人”。
一天，同房住的一个诗人在桌子上看到我写的一首诗《会合》，是记录反帝大同盟东方支部在巴黎开会的场景的，他自作主张地写了个条子：“编辑先生，寄上诗一首，如不录用，请退回原处”，寄到当时“左联”的刊物《北斗》里，想不到居然发表了。这件小事，却使我开始从美术向文学移动，最后献身于文学。
六月，“春地画会”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楼上举行展览会，得到了鲁迅的支持，把他珍藏的德国女画家珂勒惠支的版画借来一同展出。鲁迅自己也来参观，签了一个很小的名。看完之后捐了五元——会场要出租钱。我把“收条”给他，他悄悄一揉就扔掉了。
我和鲁迅见面只这一次。
七月十二日晚上，“春地画会”正在上世界语课，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袭击，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搜查之后，我和其它十二个美术青年一同被捕。
国民党以臭名昭著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控告这一群手无寸铁的青年“颠覆政府”！
在看守所的时间特别长。我写了不少诗。有些诗通过律师的谈话、亲友的探望，偷偷把稿子带到外面发表。
为了避免监狱方面的注意，从一九三三年开始，我改用“艾青”这个笔名，写了《大堰河我的褓姆》。这个笔名到今天，已整整用了四十五年。
一九三五年十月我出狱；一九三六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
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了“抗日战争”。我在前一天在预感中，写了《复活的土地》：
…………
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
在明朗的天空下
已复活了！
——苦难也已成为记忆
在它温热的胸膛里
重新旋流着的
将是战斗者的血液。
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民族，以自己的鲜血来洗刷近百年来被奴役的耻辱。
我从上海到武汉，从武汉到山西临汾，从临汾到西安，又折回到武汉，到桂林，在《广西日报》编付刊《南方》。出版了诗集《北方》。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在湖南新宁教了一个学期的书之后到重庆。
一九四○年春天，我带了长诗《火把》到重庆——当时的所谓“大后方”的文化中心。
不久，我得到周恩来同志的会见。那是在重庆郊区北碚，在事先约定的时刻，他从浓荫复盖的高高的石阶上健步下来，穿一身浅灰色的洋布干部服，显得非常整洁。
他在“育才学校”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希望我到延安去“可以安心写作”。那时，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周副主席”（军委副主席）。
一九四一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重庆的进步作家受到了恐吓与监视。我幸亏得到周恩来同志的帮助，和另外的四个作家一起，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跟踪，沿途经过四十七次的检查，安然到达延安。
初夏的一个夜晚，得到通知，我们在杨家岭的窑洞里，第一次见到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杰出的人物——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永远不会消失的一个既魁梧又和霭的身影与笑容。
十一月，我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我第一次写了歌颂领袖的诗《毛泽东》。
一九四二年春天，毛主席多次接见我。最初他来约我“有事商量”，我去了。
他和我谈了“有些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你看怎么办？”老实说，我当时并没有看出有什么严重性。我很天真地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他说：“我说话有人听吗？”我说：“至少我是听的。”
接着他来信说：“前日所谈文艺方针的问题，请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加了三个圈。
我没有收集什么反面的意见，只是把自己的意见正面提出了。
他看了我的意见之后来信说：“深愿一谈”。在谈话中，他提出包括文艺与政治、暴露与歌颂等等问题。我根据他的指示进行了修改，以《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为题发表了。
五月，以毛主席的名义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会议进行了好多天，讨论也很热烈。
在会上，我记得的是朱总司令对我在文章中引用的李白的两句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作了最精辟的解释：“我们的韩荆州是工农兵。”实际上指出了文艺工作者的方向。
在会议结束的那一天黄昏，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经典性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发展了，也明白无误地重申了列宁对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
在座谈会之后，我写信给毛主席提出想到前方去。他回信说：“赞成你去晋西北，但不宜走得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顿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到前方，切实研究一下农村阶级关系，不然对中国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
他指示我学习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实际上叫我投入接着不久就来到的“整风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去战胜一切领域中的唯心主义。
五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
十月，我随“华北文艺工作团”到张家口，文工团到“华北联合大学”作为“文艺学院”。不久就撤出张家口，转移到冀中、冀南一带。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我都在“文艺学院”搞行政工作。也曾参加过几次土地改革工作。写过组诗《布谷鸟》。
一九四九年初北京解放。我在进城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以“接管人员”的身份接管“中央美术学院”；参加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的筹备工作；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最后当了《人民文学》的副主编。
一九五○年随中共中央的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所写的诗均收入《宝石的红星》里。
一九五三年回老家一次。收集了抗日战争期间在浙东一带的历史，但以民歌体写的叙事长诗《藏枪记》却失败了。
一九五四年七月，得到智利众议院的邀请到智利访问，写了《南美洲的旅行》的组诗以及后来补写的长诗《大西洋》。
一九五六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个选集《春天》，我在“后记”中说：
“……我的作品并不能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要用许多的大合唱和交响乐来反映的。我只不过是无数的乐队中的一个吹笛子的人，只是为这个时代所兴奋，对光明的远景寄予无限的祝福而已。”
一九五七年，我先是计划写“匈牙利事件”， 已完成《洛拉》、《巴拉顿湖》两个章段，因材料不足搁下了。接着到上海，收集了有关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侵略中国的历史资料，才写了《外滩》一节，又因事搁下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得到一个将军的帮助，并经周恩来总理的同意，我到东北国营农场去“体验生活”，当了一个林场的副场长，和伐木工人们一起生活了一年半；曾写了长诗《踏破荒原千里雪》和《蛤蚂通河上的朝霞》，可惜都已丢失了。
一九五九年冬天我到新疆，在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垦区度过了十六年。
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我也下决心要歌颂这些改造大自然的战士们。我为了要写这个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垦区积累了几十万字的材料。
一九七二年，经医生检查发现我的左眼因白内障而失明已经有四五年之久了。
一九七五年春天，我经上级批准到北京医治眼疾。
难忘的一九七六年！我国人民先后失去了三个领导人，整个国家处在危急中——万恶的“四人帮”从四面八方伸出了黑手……感谢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伟大的祖国转危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