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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林
解放“内部书”
前些天，听到一位同志偶尔谈起内部发行图书的情况。据说，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七年，光北京的各出版单位内部发行的图书就将近一千五百种，有的出版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图书都是内部发行。内部发行的书太多，读者看不到，买不到，也就显得这些年来“书荒”现象更为严重。
一些书之所以被定为内部发行，据说“理由”颇多。
“理由”之一，是“唯心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不宜公开。”被列入这类的是否都是吓人的毒品，姑且不论。就算是吧，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受了多年马列主义教育的人民的面前，这些东西就那样可怕吗？例如，马赫《感觉的分析》，伯恩施坦、考茨基这些老修正主义者的言论集，难道人们一接触，就染成不治之症？其实是杞人忧天。我看，让我们的青年（当然是能读而且愿意读这些书的青年）接触这类反面教材，也算是经风雨见世面，不做“温室的花朵”，有何不好？至于研究工作者需要这类书，就更不待说了。
还有不少可以斟酌的“理由”，这里不一一罗列。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象《通鉴纪事本末》、塔列尔的《拿破仑传》、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类研究历史的资料书、学术论著，有什么理由不能公开发行？
多年来，内部书要按级别分配，也是一大发明。某些书“限省军级”，某些书“限地师级”，似乎级别越高，保险系数越大，而真正需要它们的研究机关和研究工作者，却常常望书兴叹！这些要“保险”的书，成了政治待遇，有权购买者不见得去浏览，而不少则流入一些青年之手，辗转传借，以至不明下落。有位同志慨乎言之说：“内部书在知识青年中泛滥成灾。现在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内部书。此风不戢，如何得了。”我倒不是说这些青年不可以接触内部书，而是证明按级分配往往同力求保险者的原意大相迳庭。
最近，听说出版部门在扫荡“四人帮”的妖氛毒雾之后，思想大为解放，原来内部发行的《战争风云》准备公开发行了，照老框框本要内部发行的《西行漫记》、《尼克松回忆录》，也决定公开发行。这确是读书界的一大喜讯。我希望出版界的同志们思想更解放些，让更多的“内部书”突破框框，解放出来，公诸读者。
雨辰
制止“侵吞”
当前，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存在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纸张严重缺乏，许多有价值的书印不出或印数很少。另一方面，却有大量书刊被浪费！比如，一些单位用公款购买各种各样的书，而且多半是大部头，不分对象，不讲需要，每人发给一套。有许多领导机关，经常动用公款买书刊送给领导，什么常委以上，付主任以上，副书记以上，按级发。特别是遇到新华书店拨来几十部热门书，就更不讲需要与否，照例是常委每人买一套，专需此书的宣传部门、理论部门连影子也看不到。这些书刊送来之后，有的还荣幸地被主人“光顾”一下，有的则随便往什么地方一扔，等待它们的命运是尘封鼠啃，或者回炉化浆！如果大大削减被这些办公室所“侵吞”而且白白浪费掉的书刊，用节约下来的纸张印刷其他更有价值一些的书，供给人民学科学、学文化，其作用不是更大得多吗？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作，为什么不学会这样作呢？
最近翻阅《列宁全集》，才知道，原来这也不是一个新问题，列宁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已为这个问题发过议论，写过文章，下过指示。列宁严厉地批评过大量书报“被‘苏维埃官僚主义者’侵吞了”、“被拿去‘卷纸烟了’等等”现象，主张削减分配给公务人员的份额，让广大追求知识的群众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书刊。列宁说：“工农群众追求知识的热情是巨大的，想受教育和建立图书馆的愿望是强烈的，这是真正的‘人民的’愿望。但是我们还极不善于保持和巩固人民的这种愿望，极不善于正确地满足这种愿望。”如果我们也能按照列宁的方法去做，减少免费供给各办公室的书刊的份额，压缩一切不必要的用纸；如果把“苏维埃官僚主义者”浪费的书刊纸张节省下来，就可以“给人民提供重要的和有价值的文献材料，普通教育的教科书，农业教科书和工业教科书。”这样做，既节约了纸张，又满足了人民学习的要求，还打击了“苏维埃官僚主义者”身上的官僚主义习气，何乐而不为之！
辛山
海关这一关
国家要现代化，科技在引进，文艺也有个借鉴的问题。回想“四人帮”时推行愚民政策，禁锢思想，广大读者与外国隔绝多年，致使我们对外界情况知之不多，有时甚或一无所知。这种状况大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大不利于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大不利于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成长。打倒“四人帮”，这种状况开始改变，然而也有至今不变或改变不大的。其中，海关便是一个。
近年来，国外的朋友们曾寄来大批外文图书，许多都被海关以“不合规定”的罪名打了回去。什么规定呢？对不起，“内部掌握”，不能出示。过去的“文艺书籍一概不准”，姑置勿论；“四人帮”垮台，中文莎士比亚解放，洋文莎士比亚才获准入境。可惜不是所有外文书都有中译本！既不准进，当然也就无从译。先有蛋？先有鸡？还是那个老故事。现在的“规定”何如？笔者日前去探问，答复是：“好书可以，有问题的不行。”
看来，海关大概拥有我国最大的一支外国文学研究队伍。他们时间充裕，能将所有寄来图书逐页审查；他们学术精深，一言便可定论；他们用心周到，唯恐不谙世事的纯朴人民受到“污染”……
可是，居然又发生过连韩素音女士的友好客观的作品也要被禁的笑话……
我们要请问海关，你们的那套“规定”（如果真有什么成文规定的话），究竟源出马列经典何卷何篇，所本中国宪法哪章哪节？这种作茧自缚的办法之愚不可及，大概只有连打字机录音机都不准寄进差可媲美。为什么迟至今日，还不能根据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要求，制定出一部堂堂正正的“书籍进口法”，公诸于众，俾有所遵循？
我们真诚地希望，一切从四个现代化出发，真正相信自己的人民，思想要解放一点，步子要快一点，还是以这样为好。
黄仑
借书难
既然买书难，而书又不能不读，求其次，只好去借。
但是，阅览时间便似乎故意和你作难。你上班，它开门；你下班，它闭馆。这对于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研究、自修的，不啻拒之于门外。即或得以升堂入室，交上索书卡后的那漫长的恭候时间，也十分难熬。好不容易借到了手，可以攻读了，然而又已处在闭馆铃声威胁之下。日前看了影片《并非一个人的故事》，有一个细节曾引起会心的一笑。那位科研人员为了不中断翻检资料，竟要求将要下班的管理员把他反锁在阅览室里。想来，这种愿望大概也“并非一个人”所有吧。
六分之五时间工作，六分之一时间学习，本也无可责难。如果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只限于本机关，那更无影响。但如果面向的是一个系统、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以至全国，那末，你的六分之一和大多数的六分之五，就会发生尖锐的矛盾。试想，那些废寝忘食以孜孜攻关者、那些千里迢迢前来查阅资料者，对你们的六分之一又要作何感想呢？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不把图书馆员的学习时间调整一下，而偏要集中于一天呢？
借阅图书，动辄要证明、看级别，好象读者不是来看书，而是来接受政治审查的。随后要分类，文艺、理工、农医……，犹如报考大学一样，分科精严。定某科，看某科书，不可越雷池一步。在“边缘科学”已成为尖端的今日，实有“对着干”之嫌。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限制，如孤本、善本，乃无价之国宝，目前又没有条件全部影印、复制，施以适当限制，本无不可。可怕的是那些“特藏书”，一当入册，不知要经过多少审批手续才得一见，简直令人望而生畏，不敢问津。“特藏”之所以必要，谓其涉及反动、黄色，或保密之需。有一友人得窥“特藏”之秘，他借的是《古文观止》，问何以“特藏”起来，原来系香港出版，真是让人啼笑皆非。难道古人书也因沾了“港气”而必须予以“特”而“藏”之吗？至于说到“反动”，其界限也颇为含糊。文化大革命期间，批一本，“特藏”一本；批一人，“特藏”一堆。弄得除去经典著作和一些样板戏、小册子之外，几无读物。这是林彪、“四人帮”制造出来的“空白”，然而，图书馆却成了禁书馆，谁还敢问其项背呢？
图书馆面向广大读者，它是开放单位，而不是专政机关；它只能客观而又充分地提供研究参考用书 （虽然不排斥为青年积极引导），却不能划定禁区。禁来禁去，已经禁成了个愚昧无知、孤陋寡闻，这一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现在“四人帮”虽然已经打倒，图书馆的禁忌却还没有完全扫除。开放时间、分科办法等等，更是由来已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改革。希望各方面都来督促才好。
黄克
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书评
如果从头说起，那是七、八年以前，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时候的事了。劳动之余，我想到应该读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由于多年来干的是出版这一行，还曾做过一个书评刊物的编辑，对书的情况比较关心。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书评，特别是他们在书信中对许多书提出了精辟、深刻的评论意见，引起了我的注意，便陆续作了些摘录。离开五七干校以后，积累的这些材料藏在箱底，一放几年。
为什么重提这些旧事呢？
当我翻阅着过去摘抄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起，在那些日子里，连读点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居然也成了禁忌。同时，也深深感到，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书评，真象是一座丰富的宝藏。它反映了两位革命导师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光辉顶点的历程；反映了他们是怎样在批判继承人类历史所留下的一切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的。
从广义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都和书评有关。例如，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就是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观点所作的批判。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第一次以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阐述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批判杜林利用《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等书所构成的“体系”而写作的，正如恩格斯在该书三版序言中所指出的：“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广泛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