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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街，住到窑洞里。从正面看过去，陡峭的山坡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窑洞。这些窑洞，在水平方向排成行，一层接一层，每层之间都有阶梯形的小道相连。每一层都把山坡削成直角，然后往山里挖洞，洞前即是街道。此外，每个窑洞的入口处都有门牌号码，前面还留出一小块空地，用来种蔬菜和饲养家禽或小牲畜。可以说，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窑洞城市。
这些窑洞之家，原先就是陕北地区典型的居民住处。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般的洞穴。即使是富裕的家庭，也喜欢住在窑洞里。除了易于挖掘之外，它还有冬暖夏凉的优点。战斗爆发后，窑洞又是不怕轰炸的安全的防空洞。一些讲究的窑洞，洞顶很高，地上铺着石板，黑漆大门，外墙上装着通草纸糊的窗户很有气派。四周围都是矮房子。得感谢艾格妮丝，她储存了许多马克思威尔牌咖啡。我虽然很喜欢中国菜，但早餐只喝粥或豆浆，总还是不习惯。我们边喝可口的咖啡，边吃热腾腾的烧饼。烧饼是一种撒上芝麻的圆饼，在中国的小食店里，花几个钱就能买到。这种有咖啡的早餐，也很受我们的客人的欢迎。这一点还得谢谢埃德加·斯诺，他常常给我们补充咖啡，要不，那一罐罐堆成金字塔似的咖啡早就吃得精光了。
这样，当客人们到我们的院子里来，共进早餐或喝午茶时，艾格妮丝才有可能奉上倒在搪瓷杯里的咖啡，慷慨地款待他们。我们到达延安的当天傍晚，最早来看望我们的是老朋友马海德医生。这位叫哈德姆的美国医师，是与埃德加·斯诺一道加入红军的。看来，中国姓名和红军制服对他都很合适；不仅如此，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一直是个很能适应环境的人，完全同化了。
本来，马医生是住在金先生现在暂住的地方的。只是因为马并不怎么喜欢和美国的记者相见，才搬到他的朋友李德的窑洞里去。所以，只有当我们把金先生和他的译员吴小姐送走以后，他才到我们这儿来。否则，我们就在李德的窑洞里和马海德会面。
我曾经听人说过李德这个谜一般的人物。我也知道，他是德国人，已和红军一起生活了数年。他是参加过传奇式“长征”的唯一的外国人。知道他的德国名字（欧多·布朗）的人很少。至于他的经历，我只知道他曾是职业军人——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曾是德国国防军的高级军官——一九三三年，他在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后，便受共产国际的派遣，继续他那冒险的旅程，到达江西。起初，他为制定战斗方案和长征的作战计划，起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他固执地过份强求采用西欧式的正规作战方法，结果打了败仗。几名中国共产党员也因此而被追究责任。李德并没有受处分，只是被免除重要职务，改任别的工作。他在延安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讲师。他只是讲课，即使讲错了，也用不着担心会造成实际的损害。几年后，他离华赴苏。
由于工作上或估计上的错误，或由于方法不当，都会造成困难的局面甚至招致重大的损失。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那些给革命带来损失的决策人，是抱宽容态度的。这一点，不能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不象苏联那样，对那些犯错误的领导人，采取“肃清”的手段；在群众面前，也从不讪笑他们、轻蔑他们，不把他们的错误作为笑柄。只是让他们在适当的岗位上改任其他对革命有益的工作，此外并不采取其他措施。这样做，既不伤害犯错误者的自尊心，也不会使他们失去人们的尊敬，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对那些不是共产党人的外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态度就更为宽容了。这是许多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多次明确地肯定的。对艾格妮丝，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宽容，常常原谅她的过失。艾格妮丝有着典型的美国人的性格，做事讲效率，她的缺点是性子急躁，进行政治斗争时也是如此。她对自己不喜欢的或不理解的人，态度粗暴。与美国共产党人敌视和诽谤艾格妮丝的态度正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地尊敬她，感谢她。遵照艾格妮丝的遗言，她的遗骨于一九五一年在北京安葬。墓碑上刻着：“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在抗日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不同国籍、代表着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外国人，为了学习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新的实践经验，纷纷到延安来访问。他们全都受到很好的接待。马海德医生和李德两人，不被看成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和他们的中国战友一样地生活和工作。
李德住的窑洞，在延安可以算得上是居住条件最好的一处吧。窑洞的门口，悬着一幅挡风尘用的毛，盛夏时就换上竹帘。从门口进去便是挖通的宽四米、长七米的房间。房间的外侧，有一个大窗，做得很艺术的窗格子上糊了纸；因此，房间的前半部分显得明亮，令人舒畅。炕很大，和房间的宽度几乎相同，炕下与外墙相通，可以从外面把炕烧热。白天，在暖和的炕上放上一张矮矮的小炕桌，便可以在炕上工作、学习、接待客人。
房间里唯一的家具，是一张简陋的桌子和几张折凳。木箱上摆着寥寥几本书。在一盏油灯的微弱灯光下往窑洞的里边看，还有几个同一类型的木箱。其中一些作书箱用，另一些用来放置杂物。还有几条颜色鲜艳的毛毯，那是西北的农民自己染织的。李德的住处，较诸延安一般的窑洞总令人觉得舒服一些，颇有些住家的雅致。这大概是李德的那位当演员的中国夫人精心布置的结果吧。我在延安逗留期间，她正随同剧团在共产党支配下的陕甘宁边区作巡回演出。因此，当李德听到马海德说由于美国记者到来而要搬家时，便让马海德到自己家里来住。
我在延安住了一段日子后，才看到这个窑洞里还有更为贵重的东西。那是一架轻便的留声机。在与蒙古的沙漠非常接近、简直不曾承受过物质文明恩惠的西北部边远农村，谁也不知道这架留声机是怎么得来的。大概是红军的战士在某个已逃亡的军阀家中搜出来的，或者是到沿海城市旅行的富商带回来的吧。不管它来自何方，我只记得有一个晚上李德招待我和艾格妮丝到他家喝茶、吃花生时，他很得意地开留声机给我们听。那是一支民歌，一个柔和的女声唱着：“让我听听爱的话语”。这支歌唱了又唱，反复不停地在窑洞内回响。那是因为李德只有那么一张唱片。直到现在，不管在那里，当我听到“让我听听爱的话语”这首歌时，眼前就浮现出这样的图景：在延安黄色的窑洞里，在油灯的暗淡灯光下，四个穿着蓝色制服的人……
三个老红军女战士
艾格妮丝和我，好几次都是过了深夜十二点，才沿着陡峭的下坡路回家。对我们这些出于一时高兴、深夜始归的行动，艾格妮丝事后总是感到良心受责。
“我们好象还是在上海和柏林，不是在延安。”她反省说，“在农民出身的军队所在的地方生活，是极为严谨的。我们两个男人、两个妇女夜里聚在一起，喝茶，甚至饮酒，让那个在李德的窑洞前等候，给我们传令的小鬼看到了，会怎么说呢？他一定会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吧。”
艾格妮丝的担心是对的。不只是爱称“小鬼”的红军少年战士，妇女们也对艾格妮丝的生活方式抱有疑念。毫无疑义，在共产党人中间，男女平等并不只是写在纸上用来唱高调的，妇女们也担任重要职务，与男子一起共同工作和学习。可是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而来的社交平等，进展得还很慢。工余时间，仍然是男女有别，在剧场看戏和观看其他文娱节目时，大都是男的和男的坐，女的和女的在一起。
红军的妇女们和我谈到政治问题和个人问题时，都是兴致盎然的。不管是谈到妇女在魏玛共和国①和纳粹德国的地位，还是关于我和我的中国丈夫的家族的关系，她们都同样感到兴趣。
少数女战士中间——参加过长征，能坚持到底的只有三十五人——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夫人贺子贞。毛的第二位夫人，被国民党处死了。奉双亲之命与之成婚的第一位夫人，毛从未和她共同生活过。
有职业、强调自己独立性的资产阶级妇女，许多都沿用未婚时的姓名。参加红军的妇女也同样，用自己婚前的姓名。可是，从外国人的眼光来看，邓颖超小姐实际上就是周恩来夫人，宋庆龄和孙逸仙夫人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真令人惊奇不已。
同理，在延安，叫贺同志的话，没有人不知道她就是毛主席的夫人。中文的“tong zhi”是指战友和同志的意思，这种称呼不仅限于党员。在今天的中国，“同志”是一般称呼，对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贺子贞随毛主席参加过长征，她身上现在还带着十多处榴霰弹造成的伤。
她那表情丰富的脸上，还遗留着长征时备尝艰辛的痕迹。贺子贞的脸色苍白，体弱多病。这位身材纤细、性格温和的妇女的健康，因为在长征途中妊娠的缘故，受到很大损害。她告诉我，在长征途中她把两个孩子交给农民代为抚养。
“把他们留在身边，实在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话，我想他们会死去的。”她声音一沉，忧郁地继续说。“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和他们再见面，我简直说不清楚，究竟把他们寄养在什么地方了！”
内战后，即一九四九年以后，许多红军老战士开始寻找失散的孩子。可是并不是全都能如愿以偿，找了多年以徒劳而告终的例子也很多。
在内战的艰苦岁月里，在比这更艰苦的长征期间，象贺子贞一类的妇女，是她们丈夫的同志和战友。她们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并肩战斗，分担他们的难以名状的艰难困苦。因而，她们做为勇敢的战士，可以信赖的同志，受到全党、全军的尊敬。
……
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夫人康克清，尽管年龄差别相当大，——一九二九年，当时四十三岁的朱将军在江西娶了第四位夫人，她只有十七岁——但两人真实相爱，作为战友、同志，结合在一起，被视为模范夫妻。他们两人婚后，从来没有闹过离异。
在老红军女战士中，象康克清那样健康、生气勃勃的，找不出第二个。她有着刚毅不拔的农民性格，即使长征那么艰难，也坦然自若。听说，在长征途中她不但自己扛枪和行李，有好几次还背着伤员行军。朱德曾以赞扬的口吻对我说：
“康同志，象中国的‘苦力’一样强壮哩！”
康克清穿红军制服，剪短了的黑发上，戴着红星军帽。这位身体健壮的女中丈夫，看上去却毫无丈夫气概，倒是更象一位母性型的农妇。因为她淳朴诚实，所有接近过她的人，都喜欢她，信赖她。这一点，她和她的丈夫非常相似。战士们都亲切地称朱德为父亲。
抗日战争期间，康克清结束了她的军人生涯，专心从事战争殉难者的孤儿和难民的孩子们的教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儿童福利部长。隔了多年后，我一九五五年在北京与康克清重见，她是象一九三七年在延安时一样纯朴可亲。她热情诚恳地和我打招呼。我惊奇地说：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