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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衣袖上卷，好像我在干着什么活。
楼厅走廊中空空如也，我敲了敲钱斯的门，没有回答。门已锁上了，然后又看了看其他各个办公室，先轻轻敲一敲，然后再重一点敲，最后再扭动一下门钮。大半都是锁着的。在每一个拐角处我都检查一下是否有监视器。我同样也检查了一下会议室和打字间，一个人影都没有。
他那房间的钥匙和我房间的很相像，大小颜色都一样。钥匙很好使，一转眼我就已进入他那黑洞洞的办公室，我琢磨着是否开灯的问题。我想从外面驱车而过的人是无法判断是哪个屋子突然亮了灯的，而且在楼里的人也很难从门底下发现屋子里有光透出来。再者是我没有带电筒，屋里实在太黑。于是，我锁好门，打开了灯，直奔窗子下面那个文件柜，用第二把钥匙打开柜。我跪在地上把抽屉拉了出来。
里面有几十份档案材料都与河橡公司有关，都按某种方法十分整齐地排列着。钱斯和他的秘书做事有板有服，我们公司十分推崇这种作风。其中有一个很厚的档案上面写着河橡公司和TAG公司的字样。我轻轻地把它拿出来，开始迅速地翻阅、想确定一下是不是就是这一份。
这时走廊中一个男人的声音“嗨”了一声，我当时吓得真魂出窍。
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几个门以外的地方回答了一声，然后这两个人就在离钱斯办公室不远的地方谈了起来，他们谈的是篮球比赛的事，是子弹队对尼克队的比赛。
我轻轻地走到门边，关了灯，倾听他们谈话。后来我又坐在布雷登先生的皮沙发上，坐了十来分钟。如果有人看见我空手走出这间办公室，他们对我无可奈何，反正我明天就已离开公司了，但是我还是拿不到档案。
如果要是有人看到我拿走档案呢？那我可就没救了。
我拼命地考虑着这个问题，估量当时的形势，分析各种可能性。要沉住气，我不断地告诫自己。他们会走开的。他们谈完篮球又谈姑娘，似乎这两个人都是未婚的。估计这两个人都是乔治顿法学院毕业的职员，在这里做夜班。他们的声音渐渐听不到了。
我锁好了抽屉，取走了档案。五分钟，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我轻轻地打开门，把头从门缝探出来，左右看了看，没有人。这时我走了出来，经过赫克托的办公室，直奔接待厅，尽量装作没事的样子轻快地走着。
“嗨。”身后有人在喊。我转过拐角，回过头看到一个家伙跟随而来。这时离我最近的门是个小图书馆。我躲到了里边，很幸运，里边很黑，我在两排书架中间穿过去，我找到另一侧的另一个门。我打开门，在不长的一段走廊的尽头我看到一个出口标志。我从那里跑了出去，我想我下楼总比上楼要快的，尽管我的办公室就在这层楼的上面两层，我还是直奔下面而去。如果万一他认出我来，他可能到那里去找我。
我来到一楼，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没有穿大衣，不想让任何人看见，特别是电梯处，那里有保安人员以防止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进来。我到了侧门出口，就是那天打死那位先生后我和波利为了躲避记者时曾用过的那个门。当我回到我车里时，外面很冷，还下着小雨。
一想到第一次做贼那个笨手笨脚的情况，真是有点蠢，非常的蠢。如果我被捉到呢？没有人看到我离开钱斯的办公室，也没有人看到我手中拿的档案不是我自己的。
我本不应该跑。当他喊时，我应该停下来并和他聊两句，就好像没事儿的一样。如果他要看档案，我可以训斥他并让他走开。他很可能就是我以前听说过的一个下层职员。
可是他为什么要那么朝我吼呢？如果他不认识我，他为什么从楼道的另一端要拦住我呢？我驶进马萨诸塞街，很快就把复印搞好，再设法把档案送回原处。我以前也通宵干过活，如果我不得不等到凌晨三点钟再偷偷溜回钱斯办公室的话，我也可以那么做。
这时我感到轻松多了。车上的热风一个劲儿地吹着。
谁也不会料到一次打击毒品交易的活动失利，一名警察被打伤，一辆毒品贩子的豹牌汽车正全速由十八大街上驰来，我在新汉普郡大街时正是绿灯，可是那帮打死警察的家伙根本没有什么交通规则的概念，那辆豹牌车在我左边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的汽车保护气袋一下子冲着我的脸炸开。
当我醒来时，驾驶座旁的门夹住了我的左肩，几张黑脸正透过汽车破碎的窗子盯着我看。我听见警笛在叫着，又昏了过去。
一个见习医生把我的安全带解开，把我从座位仓里拖了出来，“我没有看到出血。”其中一个人说。
“你能走吗？”一个见习医生问道。我的肩和肋骨痛疼，我试着站起来，但腿不听使唤。
“我没有事。”我坐在担架的边上说。我身后一阵喧闹声，但我转不过身去。他们用安全带把我固定在担架上，当我被推进救护车时，我看到身旁有一辆豹牌汽车，已翻倒在路边，周围有警察和医护人员。
我不断地告诉他们“我没事儿，我没事儿”，但他们还是要量血压。这时车开动了，笛声也住了。
他们把我送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医疗中心的急救室，X光透视显示我没有伤着骨头，只是一些擦伤，但很痛。他们叫我吃一些止痛片，然后把我推进一个单人病房。
我夜里醒来时，克莱尔正睡在我床边的一张椅子上。
第十五章
天亮之前她就离开了，在桌子上给我留了一个措辞温馨的条子，告诉我她要去查病房，在大约十多点钟回来看我。她还说她已和医生谈过了，好像我不会有事的。
我们看上去是挺正常、挺幸福的一对儿，是互相关心彼此相爱的一对好夫妻。我有时也纳闷，我们怎么就要分手了呢？
是七点钟左右一个护士把我唤醒把那个条子递给我的。当她向我说天气情况和量血压的时候，我又读了一遍那张纸条。天气是雨夹雪转雪。我向她要报纸看看，她在三十分钟后送麦片粥时一块儿带来了。昨天夜里那个事件在报纸都市版的头版报道了。那位缉毒警察在枪战中身中数枪，现在生命垂危。他打死了一名贩毒分子，另一个就是开豹牌汽车的那个人，他在撞车时当场死亡，其情况尚需调查。我的名字没有被提到，这是再好不过的了。
如果这一报道不涉及我，我才不去关心呢，因为警察和毒品集团之间几乎每天都有枪战，其中的原因我不会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欢迎来到贫民中间，我努力说服自己这类事对任何在特区工作的人来说都可能会发生，但并不是很容易就碰上的。在这个城里的这一地区如果夜间出去就等于自找麻烦。
我的左臂上半部分有些肿，一碰就有些痛。我的肋骨有些痛使我不敢转身。当我呼吸时也有些疼痛。我挣扎着走到卫生间，到那里解手顺便照照镜子看一看我的脸部。一个气袋就如一颗小型炸弹，当时把我的脸和胸震麻木了。但没有更大的伤害：只是鼻子和眼睛有些肿，上嘴唇有点变形，到周末这一切都会消失的。
护士又拿了一些药进来，我让她把每种药都向我说一下名称，然后我说不必服这些药，它们只是治疗痛疼和身体不能活动的，而我所要的却是一个清醒的头脑。七点半钟时，医生们来了，很快做了个检查，由于我没有什么严重损伤，我很快就会出院，也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但他们还要做X光透视，我想说不，但他们说我妻子已和他们说好了。
我在屋里走来走去，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看看我身体上受伤的部位到底怎么样。然后又看报纸上乱七八糟的新闻，希望这时不要有什么我所认识的人进来看见我穿着这一身黄色的佩斯利长衫。
在特区要想找回一辆撞坏的汽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事故刚发生后不久就去寻找。我开始找电话簿，这是唯一可以得到信息的地方，但是打了一些电话寻问负责交通的部门，一些部门没有回音，而有一些部门的回答也是漠不关心的。现在还太早，天气不好，又是周末，谁愿意没事找事儿呢？
大部分撞坏的汽车都拖到拉斯科路的一个废车停放场，在城的东北边。这个消息是中央管辖区的一个秘书告诉我的，她曾在动物控制中心工作过。我给各个警察分局打电话，但他们说有些车也可能拖到市里其他几个停放场去。那位秘书告诉我，我的车很可能在废旧汽车拆卸场。这个拆卸场是一个私营企业，她解释说，所以这很可能会引出麻烦。她曾在交通部门工作过，但很不喜欢那儿的工作。
这时我想起了莫迪凯，这是一个与平民百姓接触最多的一个新的信息源。我一直等到九点才给他打电话，我把事情向他讲述一遍，并让他放心说我虽然住进医院，但没什么大事。我问他如何找到被撞坏的汽车，他倒有些主意。
我把这些情况也打电话告诉了波利。
“你不回来一下吗？”她问道，说话有些结巴。
“我在医院里，波利，你在听我说吗？”
她那头又有些迟疑，证实了我所担心的事。我可以想象到一块蛋糕，旁边放着一杯潘趣酒，大概是在会议室中，五十个人站在桌子周围，每个人都向你敬一杯酒，并说一些你如何如何好的简短发言，这类聚会我参加过好几次。真挺可怕的。所以我决心躲避公司为我举行的欢送会。
“你什么时候出院？”她问道。
“我也说不准，可能明天吧。”我在说谎，我在中午前就会出去，不管医生让不让我出去，我都要走。
又是一阵犹豫不决。蛋糕，潘趣酒，那些忙人的重要讲话，或许还有一两件礼物什么的。她怎么能处理得了。
“太遗憾了。”她说。
“我也是一样。有人找我吗？”
“没有，到目前还没有。”
“好，请你告诉鲁道夫一下我出了点事故，我待一会再给他打电话，就这样吧。他们又要给我做检查了。”
就这样，我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很有前途的事业宣布结束了。我连最后的告别或欢送聚会也没有参加。在年仅三十二岁时，我就摆脱了公司的束缚和金钱的枷锁。我剩下的就是跟着我的意识去走。如果我每动一步都不是有人在用刀逼着我，那对我来说就是再好不过的了。
克莱尔在十一点以后来到医院，她同我的医生在大厅里匆匆地说着些什么，我在屋里可以听到一些内容，说的都是他们的医学语言。他们说完之后一起进入病房向我宣布，我可以出院了，我换上了她从家里给我带来的干净衣服。她又用车把我送回家，一路之上我们几乎没有说话，也没有可以和解的机会。一次小小的车祸怎么可能会把一切改变呢？她到医院去看我是作为朋友、医生，而不是作为妻子。
她让我坐在沙发上。给我做了碗蕃茄汤，她把我的药一并排地摆在厨房的桌子上，告诉我该怎么吃，吃多少，然后就走了。
我静静地坐在那儿坐了十分钟时间，这段时间足可以把汤吃掉一半还能吃几块椒盐饼干。后来我去接了个电话，莫迪凯也没有发现我的汽车的线索。
看完报上的分类广告之后，我又开始给房地产经营人和地方公寓服务部门打电话，然后我又向汽车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