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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公寓，她从一个名叫约翰尼的男人那里租下了它，他每月十五号左右来收一百美元，没有任何收据，她不知道谁拥有这座仓库，约翰尼是唯一的联络人。她已经住了三个月了，离开这个地方就无处可去，她在一家杂货店里工作，每周二十个小时。
赫克托让她收拾收拾准备搬家，仓库十天内就会被夷为平地。她悲愤欲狂。赫克托进一步用言语激她，问她有没有付房租的证据。她从床下找出钱包，递给他一张纸条，那是一张杂货店收银台的清单，清单背后有一行潦草的字迹：今收到朗蒂·伯顿一百美元房租，一月十五号。
备忘录的正文有两页，但附了一张几乎不可读的收据。那是赫克托从她那儿拿来的，复印后将原件附在备忘录后。虽然字迹潦草，拼写有错误，复印效果不佳，但这张收据足以作为证据。我一定是忘乎所以，弄出了一些声音，以至于司机扭头在后视镜中观察我，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份备忘录十分清楚地记录了赫克托的所见所闻。文件中没有结论，也没有对他上司的提醒，他当时一定这么想：前面就是火坑，看你们会不会往里跳。他只是一个职位低微的律师帮办，无权建议或提出自己的主张，更无权阻止一桩交易。
在欧海尔机场，我把备忘录通过传真发给莫迪凯，如果飞机失事，或者我受到袭击，或者文件被窃，我想在十四街律师事务所保留一份。
第二十九章
我们不知道朗蒂·伯顿的父亲是谁，也许这世界上压根儿就没人知道，她的母亲和弟弟又都在狱中。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做出一个巧妙的决定，绕过伯顿一家，为他们请一个财产管理人，让他充当我们的当事人。星期一早晨我在芝加哥时，莫迪凯去了特区家庭法院，请求法官指派一个临时受托人，充当朗蒂·伯顿和她孩子的遗产监护人。这是私下里的一种例行公事。那位法官与莫迪凯相熟。申请很快被批准了，这样我们有了新的当事人，她的名字叫威尔马·费伦，是一位社会工作者，莫迪凯与她相识，她在诉讼中所起作用有限，如果我们索赔成功，她只能分得一小部分。
从经济角度看，科恩信托行管理不善，但对一个非赢利性的律师事务所来说它却有着巨大的约束力。伦纳德·科恩当过律师，明显对细节有着强烈的兴趣，我们事务所对非法造成的人身伤害或死亡科以人身意外罚款也不算逾规，虽然这种做法为信托行所不喜。罚款的最高限额不超过赔款的百分之二十，而标准的收费额是三分之一。按惯例刑事案的律师要收取百分之四十。
在百分之二十的罚款中，律师事务所可以保留一半，剩下的百分之十归信托行所有，十四年来，莫迫凯曾接过两件这样的案子。第一件因为陪审团的原因而输了官司；第二件是替一个被公交车撞了的无家可归的女子打官司，以获得十万美元的赔偿而告终。他为事务所净赚一万美元，用这笔钱添置了电话和电脑。
法官勉强同意了百分之二十的合同，我们准备起诉。
篮球赛于七点三十五分开始——乔治顿对叙拉库斯，莫迪凯好不容易才搞到两张票，我所乘的航班六点二十到达国家机场，三十分钟后我与莫迪凯在兰多佛的国家机场东出口处见了面，我们身边有将近两万名球迷。他递给我一张票，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厚厚的未拆的挂号信，收信人是我，发信人是华盛顿律师协会。
“今天到的，”他说，清楚地知道信的内容，“我在座位上等你。”他消失在一群学生中。
我撕开信封，在外面找了一个光线足的地方看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那帮朋友正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我。
这是上诉法院发出的一封正式指控信，谴责了我的不道德行为。指控的内容占了三页，其实一段完全够了，我偷走一份文件；我违反了保密法；我道德败坏；因此必须（一）永远取消我的律师资格，或（二）中止律师资格若干年，或（三）予以公开惩戒，因为失窃的文件尚未追回，事情很紧急，所以调查和一切手续应从速办理。
信封中还有一些通知、表格等其它文件，我看都没看。这令我震惊，我背靠着墙稳定一下情绪，整理一下思路。是的，我早料到他们会有这一手，如果认为公司不会通过所有的渠道来索回文件，那也太不切实际了。但我以为我的被捕会稍稍平息一下他们的怒气。
现在看来错了，他们要的是血。这是一家典型的大公司，手段强硬，要将对于赶尽杀绝，这一点我再了解不过了。他们不知道明天上午九点我将亲手将他们送上法庭，控告他们非法造成了伯顿一家的死亡，并索赔一千万美元。
据我估计，他们再没有什么招数来对付我了，不会再有拘捕令，不会再有挂号信，所有的东西都摆到桌面上来了，所有的道儿都划下了，手中拿着信，我心中竟然有一丝如释重负的感觉。
同时我心中也有一丝恐惧。十年前我就入了法学院，从没认真考虑过别的行当。如果被吊销了执照该怎么办呢？
可是索菲亚不是也和我一样，没有律师执照吗？
莫迪凯在看台的入口处接我，我讲了控告信的大致内容，他安慰了我几句。
比赛确实精彩激烈，然而我们的首要目的不是看球。杰夫·麦凯尔在洛克·克里克保安公司只是业余兼职，他也担任球场的保安工作。索菲亚白天已把他的情况摸清楚。我们猜想他肯定在那一百名穿制服的保安之中。保安们正四处巡逻，免费观看比赛，他们的视线在女大学生身上溜来溜去。
我们对他是老是少、是白是黑、是胖是瘦一无所知，所幸的是保安在左上口袋别有胸牌。我们在座位之间的通道上以及各个入口处来回搜寻。半场休息前，莫迪凯终于发现了他，他在第四入口处无意中撞见了一个搔首弄姿的女检票员，而那个地方我已检查了两遍。
麦凯尔身躯庞大，白皮肤，长相平平，年龄与我相仿，他的脖子和胳膊都很粗，胸膛厚实饱满，我和莫迪凯商量了几句，决定还是由我出面较好。
我用两根指头夹住名片，不慌不忙走向他，自报家门。“麦凯尔先生，我是迈克尔·布罗克，律师。”
他不解地望了我一眼，默默地接过名片。我打扰了他和那位检票员的调情。
“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我用审讯杀人犯的口吻问道。
“你可以问，我可以不回答。”他向那个检票员眨眨眼睛。
“你有没有为本市一家大的法律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干过保安工作？”
“有可能。”
“有没有帮他们疏散过住户？”
这句话击中了要害，他的脸色立即变了，一切都明白了。“我不这样认为。”他说着扭开了头。
“你肯定吗？”
“不，答案是不。”
“你没有在二月四号帮他们驱赶一座仓库中的住户？”
他摇摇头，咬紧牙关，闭起眼睛。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已警告过他，或者多半威胁过他的雇主。
至少麦凯尔被吓得面无人色。那位检票员正全神贯注于她的指甲。他们把我赶开。
“迟早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我说。
他下巴的肌肉抽搐着，但仍一言不发。我不准备逼他太甚，他言辞不善，盛怒之下会饱我以老拳，把我这个无足轻重的贫民律师放倒。两个星期以来，我受的伤也够多的了。
下半场比赛我只看了十分钟。离开时背上一阵痉挛，那是车祸留下的后遗症。
又为露比选择了一家地处贝塞斯达市北郊的新的汽车旅馆，仍然是每晚四十美元。三个晚上过后我再也负担不起这种独居疗法的费用了。梅甘认为让露比回家的时候到了。如果她决意戒毒，她必须过了街头这道难关。
星期二早晨七点半，我来到旅馆的二楼敲她的门。梅甘告诉我露比住220房问。没人应门。我又敲了几次，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门锁着，我来到前台，让服务员打电话到220房间，还是没人。没有人结账离开，也没听说有异常事件发生。
我召来一位经理助理相间，并使她相信情况确实紧急。她叫来一名保安，于是我们三个人上楼查看，一路上我向她解释我们正帮露比戒毒，因此房间不是以露比的名字登记的。她得知我们把她的旅馆作为戒毒场所颇为不悦。
房间里空空如也，床上纹丝未动，显然夜里没人住，一应物品均未挪位，也无一件她的物品留下。
我谢过他们后离去，这家旅馆距我们办公室至少十英里，我打电话提醒梅甘，然后驱车在拥挤的车流中奋力向城里赶。八点一刻时路遇红灯，我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索非亚有没有见过露比，她说没有。
诉讼条款简短而有力，作为朗蒂·伯顿和她的孩子的遗产监护人，威尔马·费伦将起诉河橡、德雷克和斯威尼、TAG三家公司，状告他们蓄意非法驱逐住户。案子条理清晰，因果关系明显。倘若不被赶出公寓，我们的当事人便不至于流落街头；倘若不流落街头，他们便不至于丧命。道理很简单，正因为其简单才更有说服力，相信任何陪审团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由于被告的疏忽或故意的举动而导致的死亡是可以预见的。厄运降临在那些漂泊街头者的头上，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单身母亲，什么都有可能在她们身上发生。非法将他们赶出家门，如果他们遭遇不测那么你得付出代价。
我们也曾考虑过为那位“先生”的死讨个公道，他也属于被驱逐者一员，但他的死不能算做可预见的死亡。挟持人质、被击身亡不足以构成民事案中的一环，况且，陪审团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好感，我们只好让他长眠于地下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会立即敦请法官催促我归还文件，法官很可能会同意他们的请求。我如交出文件就等于自认有罪，我的律师执照会被吊销，而且，被窃文件不能用作证据。
星期二我和莫迪凯将起诉书的终稿浏览了一遍，他再次问我足否愿意打这场官司，为了保护我，他愿意彻底放弃这个案子，我们曾反反复复商量过这件事。我们甚至有过这样的打算：暂且放下伯顿的案子，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讲和，洗刷我的罪名，待一年后事情稍稍平息，再把案子悄悄转给莫迪凯的朋友，这个主意不算高明，我们刚一有这种念头就把它否定了。
他在诉状上签了名，我们动身去法院，他开车，我把诉状又看了一遍，离法院愈近，我感到手中的诉状愈沉。
庭外和解是关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极注重自身的形象，以信誉可靠、服务上乘而著称。案件如曝光则必然使它的声誉受损。我了解这帮精英律师的心思和禀性，他们推崇从不出错，如果被识破了，他们肯定会气疯的。他们向来是一面大把捞钱，一面奢求树立同情弱者的形象。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错了，尽管我怀疑它还不清楚错误的严重性。我想象着布雷登·钱斯此刻一定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内，战战兢兢地祷告，希望自己能逃过此劫。
但是我也错了。也许我们双方都作些让步，达成协议，如若不然，莫迪凯就有幸将这个案子很快交给一个友善的陪审团去审，并向他们索取高额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