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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有一百个问题交织在一起：他为什么选择了我们这座楼？选择了我们公司？在进入大厅之前的一段时间他在哪儿来着？通常在前面巡视的保安人员当时到哪儿去了？每天这里都有几百名律师进进出出，为什么选中了我？为什么选中了六楼？
他在追求什么呢？我不相信德文·哈迪仅为惩戒几位有钱而又不够慷慨的律师竟以自己生命为代价去换取。他可以去找更有钱而且更贪婪的人去报复。
他问的一个问题“有谁把付不起租金的房客赶走过”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的，但我不一会儿就不再想了。
电梯停了下来，我走出电梯，这一次没有人跟在我身后。戴维尔太太这时候还不知在什么地方睡觉，六楼里十分清静。在她的办公桌前我停了下来，看了看通往会议室的两扇门。我慢慢地把靠近我的那扇门打开，这就是乌姆斯特德站在那里时子弹从他头顶上飞过射中那位先生头颅的地方。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轻轻地打开灯的开关。
就好像这里从未发生过什么似的，会议室桌椅都整整齐齐地摆放着。那位先生死时弄脏的地毯已被更漂亮的地毯所替换。墙上新涂了一层漆，甚至在当时拉夫特头上天花板上的弹孔都不见了。
公司的头头们昨天夜里一定花了不少钱把现场搞得如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今天一整天这间屋子肯定会吸引一些人来看，但他们肯定会一无所获的。这样只能耽误他们一会儿时问。我们这个崭新的办公室里不能有一丝社会渣滓的痕迹。这种掩饰是十分冷酷的，而且是令人伤心的，我明白这其中的原因。我是有钱的白人。我还期待什么呢？还要立个纪念碑吗？还是留作纪念馆呢？还要让那位先生的流浪汉同伙送来一束束鲜花吗？
我也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但这种新漆的气味让我有些恶心。
在我的办公桌上，在固定的位置上，每天早晨都放一份《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我以前知道每天送报人的名字，但很早就忘了。在邮报的城市版的第一页，在中间折叠线下，就是德文·哈迪被击毙的消息以及昨天人质危机的长篇报道。
我很快就读完了全文，因为我认为我比任何记者对这件事情都知道得更清楚。但我也从报上知道一些新的内容。那些红棒棒并不是炸药，而是把扫帚把锯成一段一段的再缠上吓人的银白色胶带，把我们这些人吓得灵魂出窍。枪是真的，0。44口径的自动枪，是偷来的。
因为这是邮报，所以对德文·哈迪的报道比对我们这些人质报道要多，报道内容基本是公允的。我感到很满意。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任何人都没说一句话。
根据在十四街的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一个名叫莫迪凯·格林的人说，德文·哈迪曾在国家植物园当过多年的看门人，由于削减预算而失去工作，曾因抢劫入狱服刑数月，后来就流落街头了。他又饮酒又用毒品，生活十分艰难，不时在商店趁人多时扒窃。格林的这个事务所已几次向他催款，至于他是否有家人，他的律师则一无所知。
对于这次的犯罪动机，格林也提不出合理的解释。不过他的确说到最近他被人从栖身的一个旧仓库里驱赶出去。
因付不起租金而驱赶住户是要由律师履行法律程序的。对于特区中数以千计的公司中是哪一家曾把那位先生驱逐出去的问题我有了一个很好的想法。
据格林先生说，十四街那个律师事务所是由一个慈善机关办的，仅是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服务的。“原来我们由联邦政府支付费用时，我们曾有七名律师，现在只剩下两名了。”他这样告诉我们。
难怪《华尔街日报》对此事只字未提，如果我们这九名服务于全国第五大公司的律师中有谁被杀害甚至受了轻伤，都会在报纸的头版上出现。
感谢上帝，这不是一个长篇报道，我还在办公桌旁坐着，看着报纸，没有任何损伤地做着工作。不然我也会在停尸房里同那位先生躺在一起了。
波利来了，这时八点还差几分，她满脸微笑，手里端着一盘她自己烤的小点心。她看到我来上班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实际上，我们这九个当过人质的人都来上班了，而且都是提前来的。看来谁要是仍呆在家里让老婆去悉心服侍倒是一种明显软弱的标志了。
“阿瑟来电话。”波利说。在我们公司叫阿瑟的不下十个，但只有一个阿瑟在公司的各大厅里走来走去时人们不用姓来称呼。阿瑟·雅各布斯是高级股东，是总经理，是公司的原动力，是众望所归的人。如果说公司也有心脏和灵魂的话，那就是阿瑟。七年之中我同他只谈过三次话。
我告诉他说我很好。他称赞我的勇气和临危不惧，让我感到我几乎成了英雄。我纳闷，这些情况他怎么会知道。他可能先和马拉穆德交谈过了，然后一级一级向下来。这样一来就有热闹了，乌姆斯特德和那个瓷花瓶一定是最精彩的故事。
阿瑟在十点钟要会见我们这几个人，就在会议室，并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录像。
“为什么？”我问道。
“诉讼部门的那帮伙计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说道。尽管他已八十岁的高龄了，但声音还是那么响亮清脆。“他的家人很可能会控告警察。”
“当然。”我说。
“而且他们还可能把我们也推上被告席。人们对于任何事都可能会控告的，这你是知道的。”
谢天谢地，我心里说，如果没有诉讼案我们这些律师还有什么用？
我对他的关心表示了感谢。他接着又去找下一个人质。
九点钟时人们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地来到我的办公室，其中不乏好心善意的人，也有好传闲话的人，都表现出对我的关心，但更对一些细节感兴趣，都急于知道洋情。可是我有太多的工作，无法满足他们。在客人来访停下来时，我坐下来，看着我那成堆的需要处理的文件，我感到麻木了，我没有伸手去取。
情况不一样了，工作不重要了。我的办公桌并不是生命也不是死亡。我已看到了死亡，甚至感受到了死亡。我天真地想我可以耸耸肩就把这一切忘掉，或很迅速地恢复过来，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那样。
我想到德文·哈迪，以及他那红棒棒，还有五颜六色东倒西歪的导火线。他恐怕要花上几个小时去搞这些玩艺儿来筹划这一行动。他偷了枪，又选择了我们的公司，结果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把命也丢了。而且同我一起工作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曾谴责过他。
我终于离开了。交通状况会越来越差，有一些我很难忍受的人也同我搭讪，两个记者打来电话。我告诉波利我有些事要出去，她告诉我别忘了同阿瑟的会晤。我钻迸我的汽车，发动后打开暖气，我坐在车里坐了很长时间，思想在斗争到底有无必要再旧事重提。如果我不去，阿瑟会不安的，没有人对阿瑟的约会爽约。
我把车开起来。这是做傻事的少有的机会，我已受到心理的创伤，我不得不离开，阿瑟和公司的人会让我休息一会儿的。
我朝乔治顿那个方向驶去，也没有具体目标。云层越来越黑，人们在人行道上匆匆忙忙地走着，清理路面积雪的人已做好了准备。在M大街我看见一个乞丐，我当时怀疑他是否是德文·哈迪。这些流浪汉在暴风雪中到哪儿去呢？
我给医院打电话，他们告诉我说我妻子正在做抢救手术，要几个小时才能结束。我们打算在医院进行的浪漫的午餐看来就算告吹了。
我转向东北方向驶去，经过洛根广场，进入这座城市比较差的区域，我来到十四街，找到那个律师事务所。我把车停在十四街和西北Q街交界处的路边，我想我肯定将再也见不到我的车了。
事务所占了整个大楼的一半，它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大楼，曾经有过它的辉煌时期。顶楼的窗子上钉着胶合板，那胶合板已有年头了。与搂相邻的是个自助洗衣店，门面看起来很脏，不远处就是许多破旧的房屋。
入口处有一个天篷，是刺眼的黄色，我不知道是应敲敲门还是直接闯进去。门没有锁，我轻轻地扭动门钮，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那是按类别划分的律师办公室，但与德雷克和斯威尼的办公室大不相同，那里是大理石地面，红木家具，而这里在我面前的大办公室是四张金属桌子，每个上面都堆满了档案材料，足有一英尺高，桌子四周的破地毯上也堆满了档案材料，看起来乱七八糟的。废纸篓已满满的，一些法律文件都团成了纸团，扔得满地都是。靠一面墙立着文件柜，颜色不一。文字处理机和电话机都有十年的历史了。木制书架每层隔板中间都塌陷了，一张很大的已褪色的马丁·路德·金的照片歪歪斜斜地挂在后墙上。从这个屋子还隔出几间小办公室。
这间屋子又脏又乱却很繁忙，我被这里的景象吸引住了。
一个长得很凶的西班牙裔女人停下打字机看了我好一会儿，说：“你在找谁？”这简直是找碴儿而不是询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接待员如果这样接待客人早被解雇了。
她叫索菲亚·门多萨，我是从她桌上的名牌知道的。我很快就发现她的工作不仅仅是接待。从旁边的屋子里突然传来一声吼叫，把我吓了一跳，可是索菲亚却安之若素。
“我找莫迪凯·格林。”我很有礼貌地回答道。就在这时，他随着那声吼叫从里屋来到这间大屋，他的脚步很重，每迈一步地板都跟着颤抖一下。他刚才是朝屋子另一端名叫亚伯拉罕的人吼的。
索菲亚朝他点点头，接着丢下我不理又去打字。格林是个大个子黑人，至少六英尺五英寸，块头很大，体重一定不轻。他刚刚五十出头，胡须是灰白色，眼镜是圆形的，红色镜框。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一边在咯吱咯吱响的地板上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一边喊着亚伯拉罕。不一会儿他走进了另一间办公室，不见了，几秒钟之后又从那间办公室里走出来，仍然没看见亚伯拉罕露面。这时他又看我一眼，然后问道：“有事吗？”
我走上前去先做了个自我介绍。
“很高兴见到你。”他说道，但看上去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你在想什么？”他接着问道。
“德文·哈迪。”我说。
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把目光转向索菲亚，这时她正在埋头工作。他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我跟在他的身后，那是一间十二英尺见方的屋子，几乎可利用的每一平方英寸的地面上都堆满了马尼拉纸的档案和破破烂烂的法律书籍。
我把一张我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烫金压花名片递给他，他皱着眉头看了看，又还给了我，说道：“要去走访贫民窟吗？”
“不。”我答道，把名片收了起来。
“你要干什么呢？”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昨天射向哈迪的子弹差一点击中我。”
“你当时和他都在屋里？”
“一点不错。”
他深吸了一口气，紧皱的眉头舒展开了。他指着我身旁的一把椅子，说：“请坐，可能会弄脏你的衣服。”
我们都坐了下来，我的膝盖抵着他的办公桌，我的双手深深插进大衣衣袋里。暖气在他身后发出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