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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是在雅典的阿雷奥伯格法院举行，即传说中由智慧之神雅典娜亲手创建的法院。法院之外人头攒动，制服笔挺的警察们严格把守着入口。这些天来，那些捣卖过奥运入场券的黄牛党又有了新的生意，他们通过种种关系弄来法院的入场券，再以300－500德拉克马的价钱卖出去。即使如此，入场券仍是供不应求。
从早上开始，听众开始潮水般涌进审判厅，各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在门口频频拍照。附近餐厅和露天餐厅的生意也异常火爆，小贩在门口大声兜售快餐。审判厅设在二楼，屋内陈设相当陈旧，看来奥运给雅典带来的建筑热并未惠及它，也许，法院是有意想保持“雅典娜时代”的历史氛围。
审判厅的前方是法官席，是一块高出地面的平台，由红木隔板隔开。平台上有三把高背皮椅，这是法官的坐席。平台的右侧是证人席，一张小桌上放着一本封皮已旧的皮面圣经，一尊耶酥受难像，还有一个放材料的托盘；左侧是被告席和辩护律师席，稍后一点是十个陪审员的席位。
厅内有一排排简陋的木凳，可容350人旁听。现在听众已差不多到齐了。厅内有一块地方留作记者席，有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俄通社，自然也少不了新华社。新华社记者仍是由采访奥运会的穆明担纲。不过，由于两个死者和两个凶手都是中国人或华裔，这种情形对中国记者来说多少有些微妙，所以穆明小心地保持着同其它记者的距离，沉默着，不愿与同行们多交谈。
罗伯特已正式加盟纽约时报了，在奥运“豹人事件”中，虽然在采访后期他有过重大失误，但瑕不掩瑜，总的说他的报道使纽约时报始终处在新闻界的前列，所以最终他在纽约时报的编辑室里摆上了自己的办公桌。此刻他也在雅典。一走进审判厅内，他就开始寻找熟人。他在第一排听众中找到了费新吾，自从田歌和谢豹飞遭遇不幸后，他一直没有回国，忙于为田延豹聘请律师，安排监狱的生活。费新吾身边是一位满脸络缌胡子的美国人，马里兰州克里夫兰市雷泽夫大学医学院的资深教授埃迪·金斯，他自我推荐来做田延豹案的科学顾问。他曾对罗伯特说：“也许普通人一时难以理解这场审判的重要性，我想，有必要由我来充当法庭的内行证人。”费新吾的身旁是田歌的母亲谷玉芬，这个可怜的女人被悲痛摧垮了，神色悲凉，头发灰白，怀里抱着田歌的遗像。那位青春靓丽、朝气勃勃的姑娘，与镜框周围的黑框是多么不协调！在那个黑色的日子里，谷玉芬赶到雅典警察局的停尸房。铁屉打开，蒙蒙白雾中露出女儿的面庞，身心交瘁的妈妈只哭出一声，便直挺挺地倒在地上！所幸她被抢救过来，现在仅仅左手和左腿动作不大灵便。田延豹的父母没有来雅典，这是费新吾和律师商定的小小计谋。让田歌母亲代表田氏家人出庭，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呼吁。现在，谷玉芬沉默着，像一座沉重的石像，她怀中的照片吸引了全场的视线。
厅中有一个圆形的看台，入席的是一些知名人士。最引人注目的是希腊申奥主席、船王妻子吉亚纳·安格洛普洛斯。她十分喜爱强悍的鲍菲和他美貌可爱的恋人，曾邀请两人到家里作客。想不到两人却同时到了另一个世界。现在，她看着镶着黑边的田歌遗像，心头十分沉重。在她身后是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委员、瑞典隆德大学的莱夫·卡内因，他曾受耐克公司聘用监督鲍菲·谢。当然，在他所监督的领域里，鲍菲是绝对清白的。他超人的体能原来来自另一种技术，这种技术是否合法，至今仍在激烈的争论中。
座中还有耐克公司总裁的私人律师加夫·考德曼，他作为菲尔·奈特的代表出席，以示对鲍菲后事的关切。他们在鲍菲身上投入了大量金钱，却料不到出现这么一个令人尴尬的结局。
菲尔在公司董事会上曾有过一个自嘲式的讲话，这个讲话被新闻界披露后竟然变得十分有名，简直成了本世纪的范文，这也是人们料想不到的事。菲尔的讲话是这样的：
“究竟是谁错了？鲍菲没有错，他打破了9。5秒的百米纪录的大关，并且确实没有使用兴奋剂；鲍菲父亲没有错，他发明了一种制造天才的技术并把它施之于儿子身上－－换了旁人也会这样做的；卡内因和麦克唐纳没有错，他们尽职尽责，在法定的兴奋剂范围里保证了鲍菲的清白；菲尔·奈特没有错，他签了一份有利的合同，并且精明地排除了出现丑闻的可能。我们都没错，那么究竟是谁错了呢？”
还有一点出人意料。虽然鲍菲已经死了，但耐克公司以他为号召而推出的新款鞋却异常火爆。青年们狂热的购买，并约定俗成地把它命名为“豹人”牌。耐克公司对顾客的情绪敏锐地作出反应，设计了一个目光忧郁的豹头商标，把它印在运动鞋上、运动衫上和棒球帽上，“LEOPARDMAN”（豹人）的知名度远远压倒了“JUMPMAN”（飞人）。也许这说明了，所有人心中（作为兽类的后代）都有一份野性需要渲泻？
旁听席上还有两个人，两天后他们将成为摄影机的焦点，但是此刻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这两人都是白人，但肤色稍黑，长而窄的脸形，鹰钩鼻，后脑骨较突出。这是西亚某些部族的特征。他们穿着崭新的西服，口袋里揣着土库曼斯坦的护照和从阿什哈巴德到雅典的单程机票。在他们下榻的旅馆里，侍者对他们十分好奇，因为这两人一直以面包和清水为生，还经常席地而坐，面向东南方喃喃地念着经文。在审判进行期间，他们安静地坐在旁听席上——旁听证是他们用1000德拉克马的高价买来的——就象两个等待鳟鱼的渔夫。
这次审判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鲍菲的亲属没有露面。谢教授的座位在第一排，但一直空着，直到第一天审判结束他也没有露面。鲍菲母亲实际已到场了，但她没有与丈夫的座位排在一起，而是悄悄坐在后排的一个角落里。记者们大都不认识她，就连与她熟识的罗伯特也没有注意到她的出席。
鲍菲的教练也未能到场。在凶日那天，他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忽然中风，被送回美国治疗，如今仍半身不遂。他现在正坐在美国马里兰州他的住宅里观看对审判的实况报道，忍受着良心的煎熬。恐怕只有他事先察觉到鲍菲的异常，但他十分溺爱这个超级天才，有意无意忽略了这些异常，所以，实际是他害了鲍菲！
听众席上骚动起来，十名陪审员鱼贯进来。被告田延豹和他的律师也入席了。田延豹显得十分平静超脱，嘴角挂着微笑，但眉间是拂不去的悲凉。给人的强烈印象是，此生他心愿已毕，以后不管是上天国还是下地狱都无所谓了。入席后他首先在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婶婶，四目相接，婶婶立即泫然泪下。田延豹的眼眶也红了，但他克制住自己，向婶婶（以及她怀里的田歌）略微点点头，转过身去。
费新吾离他不远，一直同情地看着他，眼前不时闪过田歌的倩影，笑靥如花，俏语解人，水晶般纯洁……有时他想，换了他在场，照样会把那个该千刀万剐的凶手掐死！那天他们赶到田歌号游艇，目睹了一对恋人惨死的场景，他的心头铅一般沉重。他理解田延豹的行为，也深深为他担忧。希腊的法律是相当严厉的，即使他不被判处死刑，也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了。从那时起，费新吾的大脑就开始飞速运转。死者已矣，他要尽力挽救田延豹的生命。
那天在船上见面时，田延豹就像今天一样，显出心愿已毕的轻松。而谢教授却处处躲避着田的眼睛，他为儿子的不幸而悲痛，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仇恨凶手，甚至对凶手怀着某种歉疚。
田延豹被押走后，费新吾陪教授到岛上开了一间房间，他想尽量劝慰这个被丧子之痛折磨的老人。谢教授沉默着，表情和步履都显得僵硬。等侍者退出房间，教授痛心地说：“都怪我啊，没有及早发现豹儿是个虐待狂症患者，以致酿成今天的惨剧。”
费新吾心中渐次升起复杂的情感：怜悯、鄙夷夹杂着愤恨，因为他十分清楚谢教授的这个开场白是什么动机。他冷淡地问：
“谢豹飞仅仅是一个虐待狂？”
“对，美国是一个奇怪的社会，性虐狂和受虐狂比比皆是，他们在性高潮时会做出种种不可理喻的怪诞举动。据统计，在满月之夜发病率会更高一些，昨天是满月之夜吧。但我没发现豹儿也受到社会习俗的毒害，我对他的教育一直是很严格的。”费新吾已经不能抑制自己的鄙夷了，他冷冷地问：“你是想让我相信，他只是人类中的精神病人，与他体内嵌入的猎豹基因无关？”，
谢教授一愣，苦笑道：“当然无关，你不会相信这一套吧，一段控制肌肉发育的基因竟然能影响人性？”
费新吾大声说：“我为什么不相信？什么是人性或兽性？归根结蒂，它是一种思维运动，是由一套指令引发的一系列电化学反应，它必然基于一定的物质结构。人性的形成当然与后天环境有很大关系，但同样与遗传密切有关。早在20世纪末，科学家就发现有XYY基因的男子比具有XY正常基因的男子易于犯罪，常常杀死妓女，在公共场合暴露生殖器；还发现人类11号染色体上的D4DR基因有调节多巴胺的功能，从而影响性格，D4DR较长的人常常追求冒险和刺激。其实，人体的所有基因与人性都有联系，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作为一个杰出的学者，你会不了解这些发现？你真的相信猎豹的嵌入基因丝毫不影响人性？如果基因不影响性格， 那么请你告诉我，猎豹的残忍和兔子的温顺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因为它们在神学院礼仪学校的成绩不同吗？”
这些锋利的诘问使教授的精神突然崩溃了。即使最冷静最客观的科学家也难免不受偏见的蒙蔽，这次，他的偏见只是缘于一个事实：他的研究成果恰恰是他的儿子。他没有反驳，低下头，颤巍巍地回到自己的卧室。第二天一早，费新吾就从这家旅馆搬走了，他不愿再同这位自私的教授住在一起，而且在那之后一直没有同谢教授接触。这会儿，费新吾盯着旁听席上的空座位，心中还在鄙夷地想，对于谢教授来说，无论是儿子的横死还是田歌的不幸，在他心目中都没有占重要位置，他关心的是他的科学发现在科学史上的地位。
国家特派检查官柯斯马斯坐上原告席，他看见被告辩护人雅库里斯坐在被告旁边，便向这位熟人点头示意。雅库里斯律师今年50岁，相貌普通，像一只沉默的老海龟，但柯斯马斯深知他的份量。这个老家伙头脑异常清醒，反应极为敏锐。只要一走上法庭，他就会进入极佳的竞技状态，发言有时雄辩，有时委婉，像一个琴手那样熟练地拨弄着听众和陪审团的情感之弦。还有一条是最令人担心的：雅库里斯接手案件时有严格的选择，他向来只接那些能够取胜的（至少按他的估计如此）业务，而这次，听说是他主动表示愿当被告的律师。
不过，柯斯马斯不相信这次他会取胜。这个案件的脉络是十分清晰的，那个中国人的罪行毫无疑义，最多只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