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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张着嘴巴，手足无措，说：“我不是，我不是。”
钱指导员也皱着眉头说：“赵雅君，从你父亲赵清途回南海，我就发现你有反常，绝对不是你生病闹的精神问题。你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早就背叛了组织！”
钱指导员说的没错，我的确在内心中已经背叛了组织，尽管我自己都不愿意承认，但是我知道，只要找到机会，我一定会寻找我自己想要的新生活的。甚至，我还想杀掉现在的红卫兵的榜样王山林，甚至还怀疑我们的教育、思想、理念是不是正确的。我只是没有明显的表现出来而已。
我脑中闪出一个的身影，赵德民！！难道是他揭发了我的这些想法？我只和赵德民说过我的这些想法。我脑袋嗡嗡的乱响，赵德民的身影在我脑海中盘旋不已。我的理智告诉我，不是赵德民，绝对不是赵德民。
我把头一低，不说话了。
王队长站起来喊道：“刘骅，你进来！”
刘骅带着几个前进大队的人就冲了进来，王队长吩咐：“把赵雅君关起来！”
刘骅很乐意的把我拉起来，一起把我推出了房间，一路上推推攘攘的，很多人都看到了，在路边窃窃私语，指指点点。大家都应该很清楚，我被大队认定为可疑份子，我自己也很明白。
我被关在一个漆黑的房间里，连灯都没有，又潮又臭。
人生的光亮已经在我的眼前完全消失了。
这个时候，是1971年秋天。
五、陈景强主任
等待我的是没完没了的拷问，为什么说是拷问而不是询问，是因为我几乎每次都要挨揍。对于阶级敌人，我原来的战友们瞬间就变的冷酷无情，吃耳光几乎是家常便饭。他们折磨我这个阶级敌人，敌特分子，似乎是他们的乐趣，除了我念书的时候印象中的国民党反动派用的老虎凳，烙铁什么的，我能够想象到的和不能想象到的一切殴打方式都用上了。
每次挨完打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父亲头发一下子花白，身体也总是直不起来，因为我的父亲也遭受过和我类似的对待。
不过，我不同，我可能真的不是人。我期待人打我，因为我一直就有自虐的行为。而且，我的身体可能真的很特殊，因为被关起来不能活动，所以只有在别人殴打我的时候，我才觉得轻松一点。
我不管被打的多重，自己也并不觉得特别的疼，好的也很快。甚至连打我的人都觉得有些吃惊，我居然第二天和没事人一样。
因为能够被打的原因，我打死也不承认我是特务，如果我不承认，他们就无法问我还有什么同党。所以，漫长的拷问持续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没有任何结果。我觉得王队长他们也怀疑我可能真的不是特务，一个月后还来看过我一次。
尽管被关押着，被人监视的感觉还是从来没有消失过，甚至更加的明显和密集了起来。每次被拷问完，这种监视的感觉也越强烈，我这个屋子就是一个几乎算是密封的房间，唯一的一个窗口也是我天天盯着的。我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房间，为什么还能感觉到这么明显的别人监视的感觉，难道有什么秘密的管道可以看到我吗？
我曾经沿着墙摸索过，一个月来几乎每一寸墙壁都触摸过了，连便盆都被我神经质的检查过无数遍。到底是什么人在监视我，又为什么监视我，又从哪里在监视我？难道，我是自己在监视自己？？
第二个月过完，他们还是没有翘开我的嘴。我觉得我简直就是书中描写的共产党人，不管敌人用任何残忍的手段来折磨我，我也坚决不开口。可能是因为我这种“坚贞”的意识吧，我被释放了。不过，并不是获得了自由，而是负责挑好几个地方的大粪，属于市里面清洁部门。不过，这个部门是前进大队掌管的而已。
每天很早就要起来，干到很晚才能把我负责的几个区域的大粪挑完，回来以后还不能休息，必须先向大队报道，汇报当天的思想状况，才能休息。简直枯燥到了极点，而我也只好在这种生活中寻找一些乐趣。
于是，我挑大粪的速度堪称一流，因为身体非常敏捷，体力也好，跑的也快。以至于我挑了一段时间大粪以后，我挑大粪居然能够让人侧目注视。估计没有人见过还有这么挑大粪的：大粪被乘的满满的，扁担一会从左肩变到右肩，粪桶被舞的团团转，什么大街小巷，坑坑洼洼的地方，我这个挑大粪的都是如履平地。大粪从来不泼不撒。
尽管这样，肚子饥饿总是在折磨着我，可能是因为我天天干活，体力消耗也大，所以分配给我的一点点食物基本都是杯水车薪。不过饿肚子也不是没受过，只是饿的很难受而已。如果实在饿的难受了，我会吃草，而且我还发现了有些草的味道很好，有些甜味。所以，一休息我就会到处找这种草，收在衣服里饿的厉害的时候吃。
挑大粪又挑了三个多月，直到冬天找不到草了，我就挖泥巴找草根吃，有的草根又肥又大，吃起来和白薯似的。而我也好象被遗忘了……
再次碰到赵德民是在1971年年底的时候。
我正在街角啃草根，看着一大堆红卫兵闹哄哄的正在往什么地方涌去。就听到很熟悉的声音叫我：“雅君！”
我一抬头，就看到赵德民站在我身边不远处。说实话我看到赵德民还是很高兴的，赶忙把手上的草根丢掉，站起来向赵德民走了过去。
不过赵德民后退了两步，这也让我立即清醒了起来，第一我现在身份不对，第二赵德民似乎对我还有阴影。
我只好站着不动，搓了搓手，干笑着说道：“哦，德民啊。很久没见到你了。”
赵德民也微微笑了一下，说：“是啊，半年了吧。”
我说：“大家都还好吧。”
赵德民说：“还好。”
我说：“那就好。”
说到着，我不知道再说什么了，看着赵德民，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切又矛盾。
而赵德民也好象不知道说什么了。
两人尴尬的站了一会，还是我先开口：“去哪？怎么这么巧？”
赵德民说：“跟着他们一起去五厂的，不知道怎么就找到你了。”
我说：“是挺巧的。”
赵德民眼神闪烁了一下，似乎欲言又止，但是他咽了咽口水，把话吞下去了，才说：“我先走了，有空再聊。”
我点点头，赵德民能够和我聊这么一会，也是很有勇气了。
赵德民从我身前走过，突然把手一伸，说：“保重。”
我也顺势把他手一握，说：“谢了。”
但是在我接触到赵德民的手的时候，我突然“听”见赵德民说：“对不起，我和庞怡巧春节结婚。对不起，请原谅我。”而我确定这赵德民并没有开口说话，但是我的确是听到了。
不过手短暂的一握，就立即松开了，赵德民头也不回的走了。
我呆呆的站了一会，看着自己的手，刚才我听见的是什么。赵德民并没有说话，但是我确定是赵德民要说的话，难道，是赵德民的想法？？？
我几乎麻木的干完了今天的活，做了思想汇报之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父亲原来的大屋已经被没收了，母亲以前住的房子在母亲死后也被公家收回了，我现在住的地方是80多年前的烂房子，除了人不响以外哪里都响，除了地不漏以外哪里都漏。
我静静的坐在烂床上，盯着自己的手看了很长时间。
然后笑了两声，就捂着脸哭了。
我可能真的不是人，我肯定是妖怪或者怪物，所以庞怡巧会离开我，所以我会被人怀疑，所以我这么不辛，所以，所以，所以。
哭了很长时间，我才站起来，我想死，我再也不想活了。而且，我下定决心立即就去死。
我受够了，我被人揭发，我挑大粪，我只是没有一个理由立即去死而已。现在，我变成了怪物，居然能够听到别人不愿说的话，而且，怡巧也永远不会回到我身边，我的朋友娶了他，有这些理由，足够了。我再也不想这样毫无希望的活下去。
我从房子里溜出来，翻过了两道围墙，顺手扯下了一些绳子。没有人能够发现我，我的动作很轻，很快。我打算跳水库，绑上几块大石头，让人们找不到我。我也不想让他们找到我的尸体。
我绕着路，从黑暗的角落钻出去，躲过不少巡街的红卫兵。跑到了离我这里最近的一个水库，那里有个路桥，下面水很深，我绑着石头跳下去一定马上就能死。
我死的念头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当我把石头绑好之后都没有丝毫的犹豫。
我站在路桥边上，念叨了两句：“妈，爸，不肖的儿子来了。”就跳了下去。
冰冷的水迅速的把我包围了，我没有挣扎，任由石头把我向冰冷的水底拖去。
我一口水喝了进去，咕咚吐了几个气泡。我知道，我马上就会死了。
而这时，我眼前划过了一道黄色的光，好象什么东西从我面前游过，我最后的意识告诉我，是一个巨大的发着黄色光芒的鸭蛋。
而黄光越来越多，似乎我身边围绕着无数个这种发光的鸭蛋。
一种薄膜似的东西就向我的脸上罩了过来，而我又呛进去一口水，眼睛发黑，就昏了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是一间看着很干净的病房，我则躺在软软的病床上，我立即挺身坐了起来。我身上的衣服也换成了干燥的病号服。我马上环顾了一下四周，我是不是死了？
而女护士的声音把我拉回了现实，是一个看着很漂亮的女护士，留着很常见的革命头，但是带了一个很别致的护士帽，到显得别有情调。
这个护士见我轰的坐起来，马上跑过来说：“赵雅君，你得救了。”
我紧张的说：“这是哪？”
那个护士说：“这是第三医院。”
的确，第三医院就在水库旁边。
我说：“谁救了我，为什么救我，我要死，我要死！！”
然后翻身就要下床。
护士把我按着，喊道：“别这样，是陈主任救了你。”
我一顿，问道：“哪个陈主任。”
护士看我平缓了些，说：“就是陈景强主任。”
陈景强这个名字我太熟悉了，南海的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武斗也是他制止的。一说出这个名字我到也一下子不敢造次，没有挣扎着下地，只是不愿意躺着，光着脚坐在床上。
我问：“那陈主任呢？”
护士说：“应该马上回来。”
护士话刚说完，这件病房的门就被推开了，进门的就是陈景强书记。
我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到这位首长还是第一次。
陈景强看上去40多岁的年纪，看着很和气，微微有一点点发福，但是看起来还是非常的精干，左脸有条很长的伤痕，说是和日本人拼命的时候被刺的。
陈景强是南海很有名的战斗英雄，据说他一个人至少杀了100个以上的日本鬼子。1958年金门炮战的时候，还一个人打掉过7个人的台湾特种兵偷袭。
说是退伍之后，被反革命份子，汉奸，特务分子打击迫害，终于迎来了伟大的造反运动，率先响应了党中央的号召，组建了南海第一个造反组织，开创了南海革命斗争的新纪元。
这种英雄人物，出身又好，几乎挑不出任何毛病，自然在南海的造反运动中坐上了第一把交椅。
不过，这些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