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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什么样的东西？”
“到过废气物品倾倒处、工厂，或者接触过化学物品……”
“没有，没有。”
“你能够想到任何可能引起这种反应的东西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等一等，她昨天接受了免疫注射。”
“什么疫苗？”
“我不知道，就是她这个年龄段接种的疫苗……”
“你不知道是什么疫苗？”他问。他的记录本已经打开，笔尖在页面上停下。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不知道是什么疫苗，她每次到那里去都挨一针。你是倒霉的医生——”
“算了吧，福尔曼先生，”他用安慰的口吻说，“我知道这给你的压力很大。如果你能告诉我那位儿科医师的名字，我给他打电话，你觉得这样如何？”
我点了点头，伸手在自己的额头上抹了一把。找浑身是汗。我把那位儿科医师的名字拼出来，他写在记录本上。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我努力使自己冷静地进行思考。
在整个过程中，我的孩子不停地号啕大哭。
过了半小时之后，她开始出现惊厥。
当一名身穿白色制服的会诊医师正在俯身检查她的身体时，惊厥突然出现。她幼小的身体开始抽搐和痉挛。她开始恶心，好像快要呕吐了。她的双腿阵发性抽搐。她开始呼哧呼哧地喘息，直翻白眼
我记不清自己当时说了什么，也记不清做了什么，但是，一名身材壮如足球运动员的大块头男性护工冲了进来，把我推向小隔间的一侧，然后拖住我的双臂。我从他的巨大肩头向后看，发现六个人围在我女儿身边，一名身穿印有巴特·辛普森图案的Ｔ恤衫的护士正把针头刺入女儿的前额。我开始叫喊，拼命挣扎。那名男性护工叫着：“透皮接麦书页，透皮接麦持页，透皮接麦书页。”一直重复了好几遍。我最后才发现，他说的是“头皮静脉输液”。他解释说，只是准备实施静脉输液，孩子已经脱水了。那就是她出现惊蹶的原因。我听到他们谈到了电解质镁、钾。
感谢上帝，惊蹶在几秒钟后总算停止了。但是，她仍在号啕大哭。
我给朱丽亚打电活。她没有睡着。“她怎么样？”
“还是那样。”
“还在哭吗？那是她的哭声吗？”
“是的。”她可以听到我身后阿曼达的哭声
“哎哟，上帝。”她呻吟了一声，“他忙说是什么病？”
“他们还不知道。”
“噢，可怜的孩子。”
“这里大约有１５位医生在会诊。”
“我能做点什么？”
“我看不能。”
“好吧。随时告诉我情况。”
“奸吧。”
“我没有臃觉。”
“好吧。”
离拂晓还有几个小时，那一群参加会诊的医生宣布，她得的病可能是肠梗阻或者脑肿瘤——他们无法确定，决定进行核磁共振成像检查。当她被推进核磁其振成像室时，天空开始渐渐发白。一架巨大的白色机器位于房间中央。护士告诉我，如果我能帮助她进行准备工作，对小孩的情绪可以起到稳定的作用。她把孩子头皮上的针头拔出来，因为在进行棱核磁共振成像时孩子身上是不能有任何金属的。鲜血沿着阿曼达的脸庞往下淌，流进了她的眼睛。护士把它擦干净。
现在，阿曼达被固定在白色板子上，慢慢送入了机器。我的女儿盯着那台核磁共振仪，两眼充满恐惧的神色，仍然在号啕大哭。
护士告诉我，我可以在隔壁房间里和那位技师在一起。我走进那间用玻璃分隔开来的房间，可以观察到核磁共振仪工作的情况。
技师是一个外国人，黑人。“她几岁了。是女孩吧？”
“对，是女孩。９个月。”
“双肺不错。”
“是的。”
“开始了。”他开始摆弄那些旋钮和调节控制器，几乎没有看我的女儿。
阿曼达的身体全部都在机器之内。她抽泣的声音从话筒另一端传来，显得细弱无力。技师扳动开开关，机器上的泵开始工作发出了大量噪音。但是，我仍然可以听到女儿号啕大哭的声音。
这时，她突然停止了哭声。
她完全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糟糕！”我叫道，转眼看了技师和护士一眼。他两人的脸上呈现出震惊的神色。我们都有同样的感觉，出现了某种可怕的情况。我的心里开始咚咚地猛烈跳动。技师急忙关了电源，我们冲进检查间。
我的女儿躺在那里，仍然被捆绑着，呼吸急促，但是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她慢慢地眨了眨眼睛，好像被射花了眼。她的皮肤的粉红色已经来显减退，局部出现了正常颜色。疹子在我们的眼前渐渐褪去。
“要是出了问题，我就倒霉了。”技师说。
回到急诊室后，他们不让阿曼达回家。那些外科大夫们仍然认为，她要么患有肿瘤，要么是有急性肠道毛病，因此要她留院观察。但是，她身上的湿疹继续稳定地消退。过了一个小时，粉红色慢慢减弱，然后完全消失了。
没有人能够解释眼前出现的情况，那帮医生们显得局促不安。在她前额的另外一侧重新插上了静脉输液管。但是，阿曼达躺在我的怀里，十分饥饿地在狂饮一瓶婴儿奶。她盯着我，两眼露出她在进食时常有的那种有催眠作用的神色。她看上去真的平安无事了。她在我的怀中进入了梦乡。
我在那里站了一个小时，然后开始提出：我得回家去照料其他孩子，我得送他们去上学。
过了片剥，那些医生们宣布现代医学又一次取得了胜利，把我和女儿打发回家。
阿曼达一路上安稳睡觉，直到我把她从座位上抱起时才醒了过来。夜空渐渐转为灰色，我抱着她走上门前的车道，然后进了家门。
第３天 早上６点０７分
房子型寂静无声。孩子们西在睡觉。我发现朱丽亚站在餐厅里，望着窗外的后院。后院里的喷淋器开着，哧哧作响。朱丽亚手里端着一杯咖啡，两眼盯着窗户，身体一动不动。
我说：“我们回来了。”
她转过身体：“她没事儿吧？”
我把抱在手里的小孩递给她：“看来是吧。”
“感谢上帝，”她说，“我很担心，杰克。”但是，她没有走过来，没有接触阿曼达。“我很担心。”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陌生，冷冰冰的。那声音实际上并不着急，她说话的语气一本正经，就像是在叙述她不理解的另一种文化的仪式。她嘬了一口杯子里的咖啡。
“我一夜都没合眼，”她说，“我很担心，感觉糟透了。感谢上帝。”她的目光从我的脸上掠过，然后转向一边。她露出了内疚的神色。
“想抱一抱她吗？”
“我，嗯……”朱丽亚摇了摇头，点头示意端在手里的咖啡杯。“现在不吧，”她说，“我得去看一看那些喷淋器。它们给我的玫瑰灌了太多水。”她说罢走向后院。
我目送她走进后院，看见她两眼望着那些喷淋器。她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然后故作姿态地检查安装在墙上的记时器盒子。她打开盖子，然后查看了盒子内部。我不懂她的意爱。为我家干活的花匠上周刚刚调过喷淋器的记时器。或许，他们没有调试好。
阿曼达在我的怀里呼哧呼哧地呼吸。我抱着她走进婴儿房，给她换了尿布，然后放到床上。
我走向厨房，看见朱丽亚正在用手机打电话。这是她的另一个新习惯。她并不经常使用家里的座机，而是使用她自已的手机。我曾经问她为什么不用座机，她解释说，用手机方便一些，因为她打许多长途电话，手机的话费是由公司支付的。
我放慢脚步，在地毯上行走。我听到她说：“对，情况不妙，我当然会的，但是，我们现在就得小心……”
她抬起头来，看见了我，说话的语气立刻变了。“好吧，嗯……听我说，卡罗尔，我认为，我们只要给法兰克福打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发传真确认，把他的反馈告诉我，好吧？”她说罢吧嗒一声关上手机。我进了厨房。
“杰克，我不愿意在孩子起床之前离开，但是……”
“你必须走吗？”
“我看是吧。公司里出了一点事情。”
我看了一眼手表。６点１５分。“好吧，”
她说：“那么，请你，嗯……孩子……”
“没问题，我会把一切弄好的。”
“谢谢。我晚些时候给你打电话。”
于是，她离开了家。
我疲惫不堪，洼思维也混乱了。小女儿仍在睡觉，运气不错，她睡觉的时间多了几个小时。家里请的杂工玛丽亚６点３０分来了，摆放好早餐用的餐具。孩子们用了早餐，我开车送他们上学。找尽垦使自己头脑保持清醒。我小停地扣哈欠。
埃里克坐在前排的副驾驶位上。他也在打哈欠。
“今天没有睡醒吧？”
他点了点头。“那些人让我一夜都没有睡着。”他说。
“什么人？”
“昨天晚上到家里去的人。”
“什么人？”我问。
“来吸尘的人，”他说，“他们把家里吸了一个遍。他们把鬼魂都给吸出来了。”
尼科尔在后座上窃笑：“鬼魂……”
我说：“我觉得你是在做梦吧，儿子。”
埃里克最近爱做千奇百睦的噩梦，常常在半夜惊醒。我敢肯定，那是因为尼科尔让他一起观看恐怖电影，知道那些电影会使他恐慌不安。尼科尔这个年龄段的人喜欢观看以蒙面杀手为主角的恐怖电影——那些系手谋害发生性行为之后的青少年。那是一种固定套路：你有了性行为便会丧命。但是，那些电影对埃里克来说不适宜。就她让埃里克看恐怖电影的事情，我已经和尼科尔谈过多次了。
“不，爸爸，那不是做梦”埃里克说着又打了一个哈欠，“那些人的确在家里。来了许多人。”
“哦——噢。嗯，那鬼魂是什么样子的？”
“他是鬼魂，全身银色，闪闪发光，不过他没有脸。”
“哦——噢。”
这时，我们到了学校。尼科尔说，她课后要参加戏剧彩排，我下午接她的时间应该是４点４５分，而不是３点４５分；埃里克说，如果要他去注射疫苗，他就不去儿科医师那里接受检查了。我重复了所有父母都用的经久不变的咒文：“我们看看再说吧。”
两个孩子拽着双肩包下了汽车。
他们两个人的背包重量大概都有２０磅。我对此一直不习惯。我在他们那个年纪时，孩子们不背那么大的书包。我们那时根本就没有双肩包。如今，好像每个孩子都有双肩包。你会看到小不点的二年级学生驮着它，弯腰驼背地…出入校门，就像在高山地区从事搬运工作的夏尔巴人。有的孩子把书包放在手推车上，就像在机场上拉着行李包。我不理解这种现象。这个世界正在数字化；一切都在朝着重量轻、体积小的方向发展。然而，学龄儿童的负担却空前沉重。
在两个月之前的一次家长会上，我提出了有关的问题，那位校长说：“你说得对，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都对此表示关注。”随即便岔开了话题，
我对此也弄不明白。如果他们都表示关注，为什么却无动于衷？当然，那是人的本性。没有人走去防患于未然。我们只有在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