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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布鲁斯·史特宁
一阵重复的微弱的砰砰声把尼洛从吊床上吵醒。他咕哝了一声，坐直身子，放下了手中的斧头，然后走进了他的自行车店中堆满了工具的耳堂。
尼洛系上他那条黑色弹力紧身裤，把那件昨天沾上了黄油的无袖衣服从工作凳上拉下。当他朝门口走去时，他睡眼朦胧地看了看天文钟，这时正是 2037年6月27日上午10：04．38。尼洛跳过那排装着底漆的罐子，感到脚下的土板在轻轻地隆隆作响的。最近活儿太多，他每天睡觉时已来不及打扫一下商店便倒头睡下。给车涂彩涂报酬虽然不少，但那活儿也太浪费时间。单独一个人工作和生活让他成天觉得困乏单调。
尼洛打开了店门，露出了下面那一排满是灰尘的铺瓦。鸽子穿过门廊那扇被打破的玻璃上那满是煤烟的小洞，飞过洛尼的商店，然后又盘旋着飞到了更高处它们黑暗的巢中。
又是一阵砰砰声。下面站着一个身穿制服的送货小孩，站在一辆载货的三轮车旁边，他正有节奏地拉着尼洛点焊的门环的长绳。
尼洛边打哈欠，边向他招了招手。从他所在大梁门廊下的角度望去，他可以清晰地看见那边已被焚毁的古老建筑三层内部结构。曾经精致的扶手和已破旧不堪的行人观光点正对着那门廊正中。扶手背后，是一根有三层楼高的、临时配备的路灯，以及鸡棚，水槽和占领者的旗帜。被火灾破坏了的地面，墙壁和天花板处到处都是那些手工制造的下滑道、弯弯曲曲的楼梯和摇摇晃晃的梯子。
尼洛曾注意过那群穿着黄色防毒服的拆迁工人。他们正通过34楼的升降机调度真空洗涤器、高压水龙管。一星期里总有两三天，那伙人虚张声势地拿着锯木架、设障碍用的带子，假装到这片废墟上工作了。这些懒洋洋的狗杂种随时准备伺机夺取点东西。
尼洛用飞轮将刹车开关用手指压进了一个个的金属匣子里。自行车店摇摇摆摆地滑动着，带着电缆夹的嘶嘶声，下了三楼，最后吱吱嘎嘎地落在了下面水泥外层的金属圆柱形墙壁上。
那送货的小子看上去很面熟，因为他经常都在这儿进进出出。尼洛曾给他修过车，他想起来了，好象是换防震和传动装置，但他就是想不起那小子的名字。尼洛一向记不住别人的名字。“什么事啊？”
“没睡好吗，尼洛？”
“的确是有点忙。”
那小孩闻到店里传出的臭味，不禁皱起了鼻子，“你在上漆吗？”他看了看手里的登记册，“你还在替爱德华·迪托扎斯收邮件吗？”
“是的，我想是的，”尼洛拿着一件工具在“的的”地擦着满是短髭的脸颊。
“如果不得不这样的话。”
小孩送了只笔过来，“可以在这儿为他签个字吗？”
尼洛抄起了两只手，“不行，我可不能代迪普·艾迪签，他几个月前到欧洲什么地方去了。我已经好久好久没见过他了。”
小孩烧了挠弯帽沿下汗涔涔的头发。他转过身去查看是否还有什么别的人可能帮他接收邮包。政府根本就没给33、34、35屋配备任何邮政设施，而且在这个地区，你也碰不上太多的警察。除了城市拆迁工外，这里唯一可见的官方职能部门代表便是那几个患精神病的很投入的NAFTA的社会福利工作人员了。
“发果你帮他签字的话，我就可以得到奖金，”那小孩眯着眼恳求道，“尼洛，这东西一定值钱，它已经转手了几家邮局，发货人也付了不少邮费。”
尼洛在门口蹲了下来，“那看看再说吧。”
那是个长方形的防震的箱子，外而还裹了层隔垫的塑料薄膜，以及许多欧洲各地的邮政标签。仅从外观来看，这邮包在最后到达尼洛之前，至少在8个邮电系统中周转过了。回寄地址，如果那上面曾经有过的话，也早已模糊不清了。也许是法国的某个地方。
尼洛两只手把箱子举到耳边摇了摇。又是磁盘。
“你要签字了吗？”
“好吧，”尼洛胡乱地在签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看着那辆载货的自行车。“你该让前轮矫正一下了。”
那小孩耸了耸肩，“今天要送东西出去吗？”
“不”，尼洛抱怨着：“我再也不做什么邮件订购的修理活了，这手续太复杂，而且我还常丢东西。”
“再见，”小孩跳上自行车，和尼洛道别，烈日下他蹬着车穿过了那片瓷砖被晒裂了的广场。
尼洛在店门前挂上他手写的“正在营业”的牌子。他走到左边，打开那个大垃圾桶的盖子，把那邮包和迪托扎斯的其它东西一起扔了进去。
桶的盖子关不了了，迪普·爱迪的这堆垃圾多得吓人。尽管他在店里时很少收到别人寄给他的邮包，但他却常爱自己给自己寄。爱迪到托伦斯、马赛、马伦西亚和尼斯等地，沿途都寄来了不少的磁盘回来。在巴塞罗那更是这样，爱迪从巴塞罗那寄出的巨型字节磁盘足可以使这儿成为一个海盗的资料港了。
爱迪简直把尼洛的自行车店看成了他的保险柜，对尼洛来说，这并没什么不好。
毕竟，他欠爱迪许多；爱迪给店里安装了电话，又接上了联播电台；一根粗黑的电缆从尼洛35层的屋顶伸出，直接穿过34层的天花板，接在了尼洛流动房子的铝皮屋顶上。而供电费却是由爱迪的一个不知名的熟人交付的，尼洛很乐意用把现金支付进一个不知名的邮箱里的方式来付这笔费用，这套装置也给他提供了和外界当局联系的可能。
当他待在店里时，爱迪把大部份时间都用在了那种马拉松式长距离的虚拟的会面中，从头到脚裹着笨重的装置。尼洛知道，爱迪正和一位德国女人痛苦地牵扯不清。他们的那场虚拟罗曼史简直是起起荡荡，纷争不断。无论是谁见了，都会觉得尴尬。在那种情况下，尼洛对爱迪离开父母在这种政府公地上择处而居也不感觉太惊讶了。
爱迪曾住在这问自行车店里，搬进搬出地大约住户一年。这对尼洛也很有好处，因为爱迪在当地居住者中很有神通，声望颇高。爱迪曾经是35年年底那次传奇似的街头聚会的主要组织者，那次集会最终的高潮是抢劫、还纵火烧掉了那三层楼。
尼洛和爱迪同学几年，他们一块儿在这里长大。爱迪在很小的时候便表现出一种和他年龄不相符的深沉，他和政治交往以及网络上的人物联系不少。本来这个地方对他们两人来说都很不错，但爱迪却真的把那位德国女人从网络上引诱进了现实生活。于是，他跳上下一轮班机，到了欧洲。
自从两人分开之后，爱迪便很乐意源源不断把他那堆数据垃圾往自行车店寄。
毕竞这些磁盘用了大量隐语，因此似乎检查的人也不大能读得懂。和爱迪复杂的、电脑协助的爱情生活相比，保存几千张磁盘还不是件太大的困难。
爱迪不告而辞后，尼洛变卖了爱迪的财产，并通过网络，把钱汇到了尚在西班牙的爱迪。他自己则留下了爱迪的屏幕电视和接收器，还有一个便宜的电子头盔。
按照他理解的他和爱迪之间的协议，店里爱迪的任何零散的磁盘都归他所有了，他可以随意处理。到现在为止。似乎爱迪再也不会回到田纳西了，而尼洛也欠下了一些债。
尼洛队工具包里掏出刀片，割开了爱迪的邮包。里面居然是一个电视的电缆盒，这简直就象是一件贻笑大方的老古董。你在NAFTA决不会看到这么样一个电缆装置盒；这种原始垃圾只可能在那种半文盲的老祖母家里，或者在那群落后的阿尔巴尼亚人的煤舱里才可能找见。
尼洛把这个古代的电缆装置盒塞进屏幕壁前装大豆角的口袋里。他现在没有时间玩那些无关紧要的多媒体玩具了；他得面对真实的生活。尼洛钻进隔了道门帘的厕所，在一个陶罐里撒了尿。再用那把毛茸茸的牙刷刷了牙，蘸了些清凉的水弄湿脸和手；用毛巾擦干后，他又在胳膊肘，大腿根和脚上喷了除臭剂。
当他还和母亲住在41层时，尼洛曾用的是那种老式的消毒除臭剂。但当他一旦从家中搬出之后，他就了解到了许多事情。现在，他用的是一种对皮肤无害的细菌，它们只会贪婪地吞噬人类新陈代谢所排放出来的臭汗，并且转化成一种象成熟的香蕉的气味。当你和显微镜厂的植物群合谐相处时，生活也变得轻松惬意多了。
回到工作凳前，尼洛插上电热盘，煮了一份泰国面条和烤沙丁鱼。他把这两份早点用400CC的植物激活粘性肠衣包了起来。然后他去看了看昨晚上漆的钳形框架的情况。那框架看上去还不错，就算在凌晨三点钟，尼洛也能以他幻觉般的清醒，干好这种上漆的细活。
上漆的报酬很丰厚，而且他太需要这笔钱了。可上漆并不是真正和自行车有关的工作，因为它缺乏真实性。上漆和车主个人的自负有关——这才正是上漆真正让人感到讨厌的地方。在披屋那层有几个小子非常热衷“街头艺术”，也愿意出高价钱来装饰他们的车。但浮华的艺术并不能为车增色，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框架的校直、以及变速装置器的合理牵力。
尼洛用飞轮把这辆静止不动的自行车的链条固定。他叉腿坐着，系好手套和电子头盔，用了半个小时去参加2033年的环法自行车大赛。在上山的一段路程里，他落后在后面一群人中。然后，在三分钟辉煌的时刻里，他摆脱了其他选手，接近了阿尔多·西普里尼。这个冠军是个怪物，一个后人类。甚至在一个没有完全影响的紧身衣的便宜的模拟中，尼洛也很明白不要努力去超过西普里尼洛停了下来，看着天文钟检查自己的心跳。然后他跳下车，一气喝干了半升冻过的抗氧化碳酸饮料。当他有个同谋时，生活似乎也变得轻松多了。这些日子店里的飞轮也在慢慢耗尽它的惯性能源储存，——毕竟只有一个人在给它打气。
第二个令尼洛头痛的室友则来自那群自行车爱好者，她叫布蕾吉蒂·罗荷娜，是来自肯塔基的一名赛车手。在尼洛因为类固醇切除一只肾之前，他也曾想当一名赛车手。他从来没想到布蕾吉蒂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因为她懂自行车，也需要尼洛从技术上对她的赛车给予帮助。并且，她似乎也不介意干些为飞轮打气之类的活。
此外，她还是一个同性恋者。在训练馆和比赛场上，布蕾吉蒂都是一个宁静而循规蹈矩很少有政治冲动的人。
尽管这样，这里的生活还是极大助长了布蕾吉蒂的怪僻性。刚开始，她不去参加训练了。然后，她吃饭也极不正规了。很快，店里就变成了女孩子整夜聊天的好去处；再最后，居然变成了一个饮酒作乐的狂欢地了，并且他们还偷走了尼洛的工具，当布蕾吉蒂最后离开这里，搬到37层她的一个追随者家中后，这对尼洛才是一个很大的解脱。这次灾难让尼洛脆弱的财力一下土崩瓦解。
尼洛在自行车的链盘，座位架和车架上都涂了一层红漆。他还得等这道漆风干，因此他离开工作台，捡起爱迪的电缆装置盒，打开了外面的盒盖，尽管尼洛不是个电工，但他也看得出里面的东西一定无害：无非就是些毛毛虫和廉价的阿尔及利亚的硅罢了。
他打开了爱迪的接收器，还有屏幕电视。但就在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