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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单个的单元决不会变得像一个神经细胞、一个神经元那么微小。你可以在一立方英寸里放上十几亿个神经细胞，没有哪种人类的微型化方法能够达到这样的空间组织结构，也没有哪种人类的方法能生产出一个能用神经细胞所需的极微量的能量进行工作的单元。
因此，用活的神经细胞来制造你的计算机吧。在组织培养中培植隔离神经细胞早已成为可能。用不同的方式人为地改变它们也是可能的。在未来，人们可能会按具体规格来培植神经细胞，使它们以特定的方式连接起来。
一旦你能做到这一步，你便能制造出一台计算机，它的体积比方说是六立方英尺，但却包容了千首万亿个神经细胞。它的能量需求不会大高，释放的热量和废物可以得到处理。不过它将成为这个星球上迄今为止最聪明的实体。
Q模型。
预备工作早已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实验室及政府研究单位里开始，并不断取得进展。
但对于麦克弗森来说，最激动人心的前景不是一台超级智能有机计算机，那只是副产品。真正有意思的是人脑的有机修复术这一思想。
因为一旦你研制出一台有机计算机——一台由活细胞组成的计算机，并从氧化的有营养的血液中获取能量——那么你就可以把它移植到人体中。你就会拥有一个具有两个大脑的人。
那会是个什么样子呢？麦克弗森无法想象。当然会有没完没了的问题，内部联系问题，位置问题，有关原来的大脑和新移植的大脑之间的思维竞争问题等等，但到1986年有充足的时间来解决这些问题。不管怎么说，1950年大多数人仍然对登月计划置之一笑。
Q模型。它目前还只是一种设想，但若有资金是能够实现的。本森逃出医院前始终相信这一设想会成为现实，本森的出走改变了一切。
埃利斯从办公室门口探进头来。“有谁要喝咖啡吗？”
“我要，”麦克弗森说。他朝莫里斯看看。
“我不要。”莫里斯说完从椅子里站起来。“我想我要重新听一下本森的某些谈话录音。”
“好主意，”麦克弗森说，尽管他并不真的这样认为。他意识到莫里斯应该有点事情做做——应该做点什么，随便什么，只是不要让他停下来。
莫里斯走了，埃利斯也走了。办公室剩下了麦克弗森一个人，还有他墙上的五彩图表和他不断的思绪。
罗斯与安德斯谈话结束的时候已是中午。她累了。苏格兰威士忌平静了她的内心，却加剧了她的疲劳。谈话结束时，她发现自己说话已结结巴已，前言不搭后语，边说边纠正，因为所说的活没有确切他说出她的本意。她从未感到这样疲倦，这样体力不支，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
而安德斯则是机敏精神，毫无倦意。他说：“你认为本森现在会在哪里？他可能会去什么地方？”
她摇摇头。“这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处于发作后状态一一我们称其为后期猝发——那是无法预知的。”
“你是他的精神病医生，”安德斯说，“你一定很了解他。难道没有什么办法来预测他要如何行动吗？”
“没有，”她说。天哪，她真是累了。他为什么不明白呢？“本森处于不正常状态，精神接近失常。他神志混乱，正不断地受到刺激，不断地发作。他什么事都可能做。”
“如果他神志不清……”安德斯的声音逐渐低了下来。“如果他神志不清，他会干什么？他会怎么样？”
“听着，”她说，“你这样是没用的。他什么事都可能做。”
“好吧，”安德斯说。他瞥了她一眼，又呷了口咖啡。
我的老天，他为什么就不能随它去？他想猜透本森实在是不切实际，荒唐透顶。再说，人人都知道到头来事情将会如何结束。总会有人发现他，然后开枪把他打死，这就是结局。即使本森也说过——
她停下来皱皱眉头。他说什么来着？所有这一切将会这样结束什么的。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她想回忆他的原话，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她当时太惊慌了，没法特别注意。
“这些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安德斯说着站起来走到窗前。“在别的城市，你也许会有机会。但不是在洛杉矶，绝对不是在这个五百平方英里的城市里，它比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和费城加起来还大。这你知道吗？”
“不，”她心不在焉他说。
“藏身的地方大多了，”他说，“逃脱的办法大多了——道路大多，机场大多，码头大多。要是他聪明的话，他早就离开了。去了墨西哥或者加拿大。”
“他不会那样做，”她说。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回医院的。”
一阵沉默。“我原以为你无法预测他的行为，”安德斯说。
“这只是一种感觉，”她说，“就是这样。”
“我们最好去医院，”他说。
神经精神病研究室看上去像是一间作战指挥室。所有的病人来访全被延期到下星期一，只有工作人员和警察准许进入四楼。但不知什么原因，发展部的全体人员都在这里。他们赶前赶后，神色慌张，显然他们担心给他们的拨款以及他们的研究工作要遇上麻烦了。电话不停地响着，记者都往这里打电话。麦克弗森和医院的管理人员一起把他们自己锁在他的办公室里。埃利斯，只要有人走到离他十码的地方，他就破口大骂。莫里斯躲在什么地方，已不知去向。格哈得和理查兹在想法腾出几根电话线路，这样他们可以用另一台计算机来执行设计程序，但所有的线路都不空。
研究室里真是乱了套——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地板上扔着一只只捏偏了的咖啡杯，吃了一半的汉堡包和煎玉米卷到处都是，西装和制服胡乱地扔在椅子的靠背上。电话一刻不停地响着：有人刚把电话挂上，铃声紧跟着又响了起来。
罗斯和安德斯坐在她的办公室里，翻阅着“犯罪报告杂辑”，查找有关本森的描述。描述是计算机处理的，但看上去相当精确：男性，白种人，黑头发灰眼睛，五英尺八英寸，１４０磅，３４岁。独特之处：３１２／３假发，３１９／１脖子上的绷带。据认为随身带有：４０／１１左轮手枪。特征：２３／６０异常行为（其它）——持续行为症。
犯罪原因：
２３／８６疑是精神失常者。
罗斯叹了口气。“他与你们的计算机分类实在不符。”
“没有人是符合的，”安德斯说，“我们所能希望的只是准确到足以使人认出他来。我们同时也正在散发他的照片，现已印出几百张，在城市各处散发。会有用的。”
“现在干什么呢？”罗斯说。
“我们等着，”他说，“除非你能想出他可能会去的藏身之处。”她摇了摇头。“那我们就等着，”他说。
第17章
这是一间宽阔的、天花板低低的、铺着白色瓷砖的房间，吊在顶上的荧光灯把房间照得透亮。六张不锈钢桌子一字摆开，每张桌子都和房间一头的倾倒槽相连。其中五张桌子空着，安吉拉。布莱克的尸体躺在第六张桌子上，尸体正在解剖，两位警察局的病理学家和莫里斯俯身对着尸体。
莫里斯平生见过许多尸体解剖，但他作为外科医生参加的尸体解剖通常是不同的。今天，这两位病理学家开始解剖之前花了将近半个钟头来检查尸体的外表和拍照，他们把大量注意力集中在伤口的外表以及他们称之为伤口的“外延撕裂”表面上。
其中一位病理学家解释说这伤口表明是由钝器造成的。器具没有割破表皮，而是顶住表皮，在绷紧的地方顶出一道裂口，然后戳了进去，但起先顶破的那块表皮始终稍前于钝器在深处捅出的伤口。他们还指出，有几处皮肤上的汗毛被硬捅入了伤口——这进一步证明伤口是钝器所为。
“是什么样的钝器？”莫里斯曾问过他们。
他们摇摇头。“还无法知道。我们得查看一下穿透深度。”
穿透深度是指凶器进入身体的深度。确定穿透深度很困难：皮肤是有禅性的，往往会反弹成原来的形状，皮下组织在死亡前和死亡后会发生移动。所以这是费功夫的事。莫里斯累了，他的双眼作痛。过了一会儿，他离开解剖室，走到隔壁的警署实验室，那姑娘手袋里的东西部摆在实验室的一张大桌子上。
三个人在做检查工作：一个在辨认物件，一个在做记录，还有一个在贴标签。莫里斯一声不吭地看着。大多数东西都是很普通的：口红、连镜小粉盒、汽车钥匙、皮夹、卫生纸、口香糖、避孕药、通讯录、圆珠笔、眼影水、发夹，还有两包火柴。
“两包火柴，”一位警察拉长声音说，“上面都有机场玛丽娜饭店的标记。”
莫里斯叹了口气。他们这么慢悠悠地耐心检查着，这不会比解剖尸体的工作好受多少。他们真以为他们这样能找到什么吗？他觉得这慢条斯理的例行公事简直无法忍受。珍妮特·罗斯把这种不能耐心等待、急于要采取决定性行动的行为称为“外科医生病”。有一次，在研究室考虑第三阶段候选人——一个名叫沃莉的女人——的一次会议上，莫里斯强烈争辩要把她做为手术候选人，尽管她有一些其它的问题。罗斯曾放声大笑，说这是“冲动失控”的表现。当时，他真想杀了她解解心头之恨，他的这种要杀人解恨的心情在埃利斯站出来说话的时候并没有平静下来。埃利斯以一种不偏不倚的冷静语气说，他也认为沃莉大大不适合做手术候选人。莫里斯感到被人当面泼了一盆冷水，尽管麦克弗森说他认为这个候选人有一定的价值，并且应该能够列入“可能候选人”名单并保留一段时间。
冲动失控，他想，去她妈的。
“机场玛丽娜饭店，嗯？”一个警察说，“那不正是空姐们呆的地方吗？”
“我不清楚，”另一个警察说。
莫里斯几乎什么也没听见。他揉揉眼睛，决定再喝点咖啡，他已连续三十六小时没合眼了，也撑不了多久了。
他离开房间，上楼去找煮咖啡器。这楼里肯定有咖啡。即便警察也要喝咖啡，每个人都喝咖啡。接着，他停下脚步，打了个寒战。
他对机场玛丽娜饭店有所了解。到了一个滑稽的小个子英国人，这个人曾在医院作了一次讲座，他告诉外科医生说手术很快就将由另一个世界的外科医生来做了——他将用机器人的手和卫星发送的信号来工作。这个看法虽显得不可思议，但他的外科同行都对此感到不安起来。
“哈斯凯尔西面的弗恩特拉高速公路上，两车相撞，交通受阻。计算机显示时速为十八英里。”
他发觉自己正专心听着交通信息报告。计算机或不是计算机，这都无所谓，但交通信息报告对住在洛杉矶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你自然会学着注意交通报告，就像这个国家其它地方的人会自然而然地注意天气预报一样。
莫里斯是从密歇根搬到加利福尼亚的。刚到这里的头几个星期，他曾问过人家某天晚些时候的气候会怎样或第二天的天气怎样。对他来说，这是初来乍到者能问的最自然的问题，也是打破尴尬的自然话题。但他得到的是人们惊奇不解的眼色。之后，他认识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