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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思苦苦挣扎着向门走去，扶着墙壁免得跌倒。
“我们做得对，是吗？”伊丁问。他得不到回答。“他会升天的，加思，难道他不会升天吗？”
加思在门边，教堂里灯火通明，灯光照射着他扒在门框上的伤痕累累流血不止的双手。伊丁的面孔凑到他面前，加思感觉到那双多指头的长着尖锐指甲的纤手抓住了他的衣裳。
“他会升天的，对吗，加思？”
“不，”加思说，“他将一直埋在你们放他的地方。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他死了，他永远是死人。”
雨水淌下伊丁的皮毛，他张大嘴巴，似乎要对着黑暗大声呼叫。他使劲才能说话，用陌生的语言痛苦地说出外星人的思想。
“那么我们不能得救了？我们不能变纯洁了？”
“你们过去是纯洁的，”加思说，话音似哭非哭，似笑非笑。“这就是整个事情可怕丑恶肮脏的根源之所在。你们过去是纯洁的。现在你们成了……”
“成了杀人犯，”伊丁说。雨水从他低垂着的脑袋上流淌下来，注入黑暗之中。
（江亦川 译）
终端科幻小说
Ｅ·Ｊ·“特德”·卡内尔（１９１２—１９７２）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晚期创办了两种英国科幻杂志《新世界》和《科学幻想》，并苦心经营到６０年代。英国至少有一本更早的科幻杂志，名叫《奇异故事》，创刊号出版于１９３７年。不过卡内尔这两种杂志在市场不稳定的科幻领域是最稳得住的；尽管如此，１９６４年杂志还是失败了。
英国杂志和美国杂志没有多大差别，只是英国作家占优势，例如Ｅ·Ｃ·塔伯、肯尼斯·布尔默、伯特伦·钱德勒、约翰·基帕克思（约翰·查尔斯·海南）、阿瑟·塞林斯（罗伯特·阿瑟·莱）、詹姆斯·怀特、科林·凯普、布赖恩·奥尔迪斯、约翰·布鲁纳等等。因此当新的《新世界》在科幻领域高举革命旗帜时，大家为之哗然。
卡内尔最后一期《新世界》出版于１９６４年４月（卡内尔继续担任文学代理，编辑《科幻新作》直到去世），但接管《新世界》的出版商只漏出一期。这个新编辑是迈克尔·穆尔科克（１９３９－ ），当时他最为出名的是英雄幻想故事，以一个名叫埃尔里克的主人公为中心。穆尔科克为《新世界》举得最高的旗帜也就是Ｊ·Ｇ·巴拉德（１９３０－ ）打出的旗帜，他在第一期《新世界》连载《昼夜平分时》，该文后来成为《水晶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还在第一期《新世界》发表了一篇有关威廉·伯勒斯的文章，伯勒斯的工作对巴拉德和《新世界》的其他某些作家来说似乎是个起点。
其他作家受到穆尔科克的活力和巴拉德的榜样所鼓舞，给《新世界》投寄了反常规的小说，在风格上进行大胆的探索。他们当中许多人不仅投稿给《新世界》，也投给其他杂志，例如奥尔迪斯、布鲁纳和穆尔科克本人，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作家，例如查尔斯·普拉特、西拉利·贝利（穆尔科克太太）、Ｍ·约翰·哈里森等等。不久以后美国作家便开始把他们较为实验性的作品寄给《新世界》，例如诺曼·斯平拉德和托马斯·迪施克（他的首批小说发表于６０年代初），还有约翰·斯拉德克。
这家新杂志赢得有限读者的支持，不过文学界名人掀起一场运动，向英国艺术委员会申请到补助，帮助杂志度过１９６７和１９６８年。到了朱迪思·梅丽尔以《英国时尚科幻小说集》一文开始推动《新世界》和新浪潮革命时，早期的兴奋大多已经消散，只是戴蒙·奈特１９６６年首版的年度选集《轨迹》在美国重新挑起先锋派的使命。
《新世界》的小说并非全是实验性的；它继续刊登传统的科幻小说，因为没有足够的新型小说可供采用，或者因为新型小说写得不够好。不过杂志的基调已被凝重、黑暗、压抑和难懂的小说所确定。即便那些实验性作品也不全是独创性的：布鲁纳的《站在桑给巴尔岛上》公然取材于约翰·道斯·帕索斯写的《美国》，《美国》的第一部分于１９２５年出版；奥尔迪斯在《脑中的赤脚》称颂詹姆斯·乔伊斯１９３９年出版的《芬尼根的觉醒》；其他实验性作家如乔治·刘易斯和迈克尔·布特，还有阿莱恩·罗比一格里雷特以他们的反传统小说产生了各自的影响。
这些小说，亦即整个运动，都带有虚无主义态度。也许它们正适应那个时代，国际事务动荡不定，美国卷入越南战争遭到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吸毒、披头士、流行的音乐艺术和赶时髦的伦敦，暗杀、劫机和恐怖主义……奥尔迪斯总结这段时期的厌世主义说：“在《新世界》新浪潮的中心——别理会边缘的非实质性问题——是个硬邦邦啃不动的信息核，是对生活的态度，对现存社会或者任何社会的怀疑态度。”
处于这一运动中心的作家巴拉德似乎把小说写得越来越叫人难以读懂。他最初的故事描写可理解的人物面临可理解的问题，但是后来故事变得越来越具实验性，而且越来越费解。他的主人公变得神秘兮兮，像是鬼迷心窍或者变得稀里糊涂，而且消极被动，在充满莫名其妙事件的环境里他们做出的反应便是接受自身或人类或宇宙的某种最终失败，故事的意义全然依赖象征符号的译释。
巴拉德出生于上海，孩提时候被拘留于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俘营，因此也许他有理由怀疑社会是否健全，生存有何意义。他１９４６年被遣返英国，进入剑桥学医，后改行撰稿，写剧本并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他的第一篇故事《一品颠茄》于１９５６年刊登在《科学幻想》杂志上。
布赖恩·阿什称巴拉德是个“擅长以慢步舞蹈表现肉体和精神崩溃的专家”；奥尔迪斯说巴拉德最终“抛弃直线型小说而写‘浓缩型长篇小说’和无时空世界的密集型幻象。这种世界被极度痛苦所折磨，因知识而枯竭，作品解说，了威廉·伯勒斯的格言：‘神经病人乃是刚刚发现何种事态正在进展的人。’”
《终端海滩》竟于１９６４年３月刊登在卡内尔《新世界》的倒数第二期，是颇具讽刺意味的。除了他的“浓缩型长篇小说”，例如《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刺杀案被看作下山摩托比赛》和《你：昏迷：玛丽琳·门罗》，另一篇与他早期隐喻风格最有关联的故事就是《时间之音》，发表于１９６０年。他的长篇小说不怎么成功。在他的长篇小说里，世界一再受毁灭： 《无处刮来的风》（１９６０）；《淹没的世界》（１９６２）；《旱灾》（１９６４），也称《燃烧的世界》；《水晶世界》（１９６６）；《丑恶展示》（１９７０），也称《爱与凝固汽油的美国》；《撞毁》（１９７３）；《混凝土岛屿》（１９７４）和《高升》（１９７５）。他笔下的消极人物无所追求，无所建树，在长篇小说中更加无所作为。
巴拉德无疑是个具有独创性的作家。他需要而且正在得到的不是科幻小说的读者，而是巴拉德风格的读者。
《终端海滩》＇英＇ Ｊ·Ｇ·巴拉德 著
夜里，当特拉文躺在坍圮的地下掩体里睡觉时，他在梦中听到海浪拍打环礁湖岸的声音，想起大西洋他的出生地达喀尔海岸上的惊涛骇浪，想起他晚上等候父母从机场开车沿峭壁旁的路回家的往事。他被这种长久遗忘了的记忆所征服，迷迷糊糊醒了过来，离开他躺卧着睡觉用的一摊旧杂志，朝遮蔽环礁湖的沙丘跑去。
透过寒冷的夜气，他看得见棕榈树间废弃的超级空中堡垒，位于三百码远的迫降机场边界线以远。特拉文走过黑暗的沙滩，虽然环状珊瑚岛的宽度只有半英里，他已经忘了海岸在什么方向。在他头顶上，沙丘顶，高高的棕榈树斜插阴暗的天空，像一些含义隐晦的字母符号。整个岛屿的风景被奇异的密码覆盖着。
特拉文不再找海滩，他跌跌撞撞走到几年前大型履带车留下的车辙里。一次武器试验所释放的热量熔化了沙地，两行陈旧的印迹在夜空下暴露无遗，在低洼地带蜿蜒前伸，宛如古代蜥蜴的脚步。
特拉文太虚弱了，再也走不动，便坐在车辙之间。他开始用一只手挖着楔形车辙，车辙通向一个吹积的沙丘，在那边消失不见了。他希望楔形车辙能带他出海。黎明前不久，他回到地下掩体里。万籁俱寂，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正午太阳高照。
堡垒群（Ⅰ）
像往常一样，在这些令人困倦的下午，没有一丝离岸吹向海面的微风足以飘起尘土，特拉文坐在一个堡垒的阴影里，在迷宫中心某地方迷了路。他把背靠在粗糙的水泥墙面上，用无动于衷的目光望着四周的通道和他对面的一排门。每天下午他离开废弃的地下秘密掩体里的小密室，走到下面堡垒群里。前半个小时他限定自己不超越环形通道半步，不时掏出口袋里生锈的钥匙试试其中的门——他在试验场和简易机场之间狭长沙地上杂乱的碎瓶堆里发现了这把钥匙——接着，难免拖着大步来到堡垒群中心，突然跑动起来，在一条条走廊里跑进跑出，似乎想把躲在暗处不见身影的对手惊吓出来。不一会儿他便彻底迷路了。不论他怎样寻找环形通道，总是发现自己又转回到堡垒群中央。
最终他只好死了心，坐在尘土中，看着阴影从堡垒底部扩展开来。由于某种原因，他总是安排在太阳位于中天的时候被困在堡垒群里——在恩尼卫特克岛上，熬过热核般的中午。
有个问题特别引起他的兴趣：“什么样的人会居住在这个小型混凝土城市里呢？”
人工合成的景致
“这个岛屿是一种思想状态，”奥斯本是个生物学家，曾在旧式潜水艇修藏坞工作过，他后来对特拉文这么说。特拉文到达这里两三周内便明白这句话的真实性。除了沙地和寥寥几棵贫血的棕榈树，整个岛屿的景致都是人工合成的，是跟一个广大的废弃混凝土公路系统全面联系的人工制品。由于暂时禁止原子弹试验，整个岛屿已被原子能委员会遗弃，武器、通道、高塔、堡垒到处都是，使人无法恢复岛屿的天然状态。（特拉文意识到，让这个岛屿保持原状还有更强烈的潜意识动机：如果原始人类觉得有必要把外部世界的事件融入他们自己的灵魂，那么二十世纪的人已经使这个过程逆转了——按照法国笛卡尔的哲学标准来说，这个岛屿至少存在着，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少有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不过除了几个科学工作者，还没有人愿意到这片前试验场来，碇泊于环礁湖的海军巡逻艇在特拉文到达之前五年已经撤出了。实验场满目疮痍的景象以及岛屿与冷战时期的关联——特拉文把冷战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前期”——都极其令人压抑，俨然像个奥斯威辛集中营，陵园中包含着众多未眠者的坟墓。随着苏美关系的缓和，历史上充满梦魇的这一章已令人欣慰地被遗忘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前期
“原子弹现实的和潜在的危害对无意识的人大为有利。对精神病患者的梦幻生活和想入非非所进行的极粗略的研究表明，摧毁世界的念头仍然潜伏在无意识的人脑中。长崎被科学的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