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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第8期 … 科学家轶事
阮志孝
“呸！”
居里夫人在没有嫁给彼埃尔·居里之前，姓名全称叫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玛妮雅”是大家对她的爱称。
在父母的教育影响下，玛妮雅从小热爱自己的祖国，憎恶奴役波兰人民的沙俄统治者。
在上中学时，课余时间她喜欢和一个最要好的同学到华沙的萨克斯花园玩耍。花园里有宫殿、广场和各种植物、花卉，她们可以在里边做游戏、散步。
一天，两个女孩像往常一样穿过花园的铁栅，沿着通往宫殿的小路一边走一边做智力游戏，两人边说边笑，不知不觉就走过了漂亮细长的宫殿圆柱廊，然后，又穿过了广场。
忽然，玛妮雅“呵”了一声，停下来叫道：“我们走过了那个碑，必须马上回去！”
玛妮雅说的碑，是一座高大的石碑，这是沙皇为他的走狗——波兰奸细们竖立的，它上面刻着一行字：“纪念忠君的波兰人。”爱国的波兰志士都非常厌恶它，从此处经过都要唾它一口。
此刻，两人回到石碑前。玛妮雅仰起头，瞪起眼睛，愤怒地盯着碑文，和她的朋友一起鼓起了腮帮，“呸！”将一口唾沫喷在了石碑上。
今天，她没有及时地“呸”，所以补这一下，劲憋得特别足，声音特别响。
鞋底穿了
玛妮雅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孩子，无论学习和玩耍她都表现得很出众。
1883年，她高中毕业，因为成绩优异，获得了学校颁发的金奖章。
为了让她养好身体，父亲安排她到乡下亲戚处去住一年。
在乡下，她除了教教小孩子们的功课之外，闲暇的光阴都用于尽情享受生活之乐。她和乡村的孩子们一块捉迷藏、游泳、捕虾……而且，她还学会了骑马。但她玩得最得意，感到最快乐的却是跳舞。
在狂欢节里，她戴着化装面具，穿着农村女子的衣服，坐着雪橇，和乡村的男女青年们一道，从一个村庄跳到另一个村庄。她的舞跳得最好，大家都选她当舞会的“荣誉女孩”，男青年都争着和她跳舞。
在圣路易节，女主人为她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跳舞会。在舞会举行之前，她精心把自己打扮了一番，而且还特意买了双紫色的羊皮薄底舞鞋。
夜晚来临，乐音轻扬，玛妮雅头上戴着鲜艳的玫瑰，身着蓝缎薄纱舞衣，婆娑起舞。华尔滋舞、波尔卡舞、马祖卡舞、欧贝瑞克舞……凡是别人能跳的舞，她无一不精。特别是欧贝瑞克舞，她跳得非常好，可以说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令在场的人喝彩叫绝。
她一曲接一曲地跳，通宵达旦地跳。在东方出现曙光之时，她已经无法再跳了，不是因为太累，而是因为那双新羊皮薄底舞鞋的鞋底已经跳穿了。如果还要跳，得再去换双新鞋。
清福
1891年，玛妮雅以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的名字在巴黎大学注册，成了理学院的一名大学生。
玛丽刚到巴黎时，住在姐姐家里，姐姐、姐夫对她非常好。但是，由于他们都是医生，家里来往的病人多，朋友也多，很难得有安静的时候，而且，从姐姐家到学校还得坐一个小时的大马车。为了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和不浪费宝贵的时间，她决定离开姐姐、姐夫，搬到靠近学校的拉丁区去单独生活。
玛丽求学的费用是父亲从华沙寄来的一点钱和自己当家庭教师的少量积蓄，因此，她每月的开支计划必须限定在四十卢布（约合一百法郎）之内。她没有钱租用舒适的公寓，多次看房之后，她租了一间小得可怜的七层楼上的顶阁。为此，她几乎与肉食绝了缘，常常一连好几个星期只吃黄油面包和喝茶过日子，有时，甚至就仅靠几根小萝卜和一把樱桃充饥。
巴黎的冬天较长，而且很冷，这个高楼上的顶阁犹如冰窟一般。为了省钱，也不想多花时间，玛丽经常不生炉子，做功课时，常常冷得发抖，有时连笔都捏不稳。
最难熬的是晚上，寒气从天窗的缝隙中挤进来，充满了小屋，连装水的桶里都结了冰。夜半三更，严寒穿透被子，侵入肌肤，冻得玛丽根本无法入睡。实在睡不着，她就点亮灯，打开衣箱，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身上能穿多少就穿多少，穿不上就都堆在被子上，甚至把屋子里唯一的一把椅子都拉过来压在衣服堆上，借重力以刺激感官来换取温暖的幻觉。
这是多么艰苦的生活呵！可玛丽每次回忆起这段日子都很快乐，并为此感到特别的骄傲与自豪。
她曾以自己这时的学生照为题目，用波兰文写过一首诗，其中写道：
……呵！这个女学生的青年时期过得真苦，
而在她周围，别的青年却以一种常新的情感
正贪婪地寻求那容易得到的快乐！
然而，她默默无闻地生活着，
独自品味着清闲的幸福。
因为她在自己的小屋里找到了
使心灵感到满足的热诚……
“你没有权利抛弃科学！”
彼埃尔·居里在认识玛丽之前，过着修道士般的生活。对于恋爱、婚姻这类一般人认为最甜蜜的事情，在他看来，比起科学研究却无足轻重，没有科学宁无爱情。这就是这位法国天才物理学家的人生观、爱情观。他把自己当作一个加速的陀螺，不停地在以科学为核心的轨道上旋转，什么力量也不能使他脱离开来。
他虽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友，但在他20岁时，两人的感情破裂了。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痕迹：“……有天才的妇女是很少的……若是我们要把全部思想用于某种工作……就必须与妇女斗争。母亲最希望拥有儿子的爱，即使让他长成一个傻子，她也不顾；恋人要完全占有她的情郎，觉得为一小时的恋爱而牺牲世界上最好的天才，也是理所当然。在这种斗争中，我们几乎不是她们的对手……”这是彼埃尔那颗被爱情折磨的心在哀怨。他不能容忍情爱取代科学在他心目中的位置，经过痛苦的抉择之后，他毅然斩断了情丝。
1894年初，35岁的彼埃尔认识了26岁的玛丽，他被这位非凡女子的刻苦奋进、献身科学的精神震撼了。一个有天才的妇女来到了他的身旁。玛丽请他指导实验并接受他的帮助，同时，又给他以鼓舞，为他驱散孤独的阴霾，激发他天才的创造力。彼埃尔被玛丽牢牢地吸引住了，像铁钉遇到了磁石，爱情在他心中悄悄地萌生。
6月的一天，玛丽向彼埃尔谈到了她学成归国的事。她非常想念自己的祖国，然而，她也深深地爱着彼埃尔，心情十分矛盾。于是，她决定先回波兰度假作郑重的考虑。
彼埃尔陷入了深切的焦虑之中，他担心会失去玛丽，他请求她度假之后再回巴黎。他深情地说：“你留在波兰就不能继续研究了，现在你没有权利抛弃科学！”
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灵犀”就是“科学”。玛丽十分明白，“彼埃尔”这个名字是和“科学”融合在一起的。她深深地理解这句话中“科学”的另一种含义，那是一个爱她的人对她发出的呼唤：“你没有权利抛弃我！”
为了“科学”，玛丽终于重返巴黎，成为了居里夫人。
“大钱”
1898年居里夫妇和助手G·贝蒙向世界宣布他们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之后，又经过4年的艰苦奋斗，夫妇二人从数吨沥青铀矿渣中提炼出了0。1克纯氯化镭，并初步测量了新元素的元子量。这一成就震惊了世界，受到各国的重视。
1903年6月，著名的英国科学家普及会发出邀请，请居里夫妇到伦敦演讲。11月份，英国皇家学会又通知他们，请他们去接受该会的最高荣誉——戴维奖章。彼埃尔再次到了伦敦，带回一枚沉甸甸的刻着居里夫妇名字的金质奖章。
居里夫妇都不善收拾物品，也都不太看重这类荣誉的象征。特别是彼埃尔，对奖章、勋章之类的玩意儿，往往抱一种冷淡的态度。他之所以接受了戴维奖章，大部分原因是出于礼节，他不愿招来“骄傲”之类的非议。可是，不管居里夫妇怎么想，朋友们当然地要为他们感到自豪。大家一到居里夫妇的家，总要谈论、观赏他们的奖章，因此，彼埃尔不得不时时地把奖章拿进拿出。有一天，这枚奖章忽然不见了，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所幸的是，居里夫妇的家并不十分宽敞，家具和物品也不多。因而，有一天，奖章又在无意中找出来了。
彼埃尔拿着失而复得的奖章，锁紧双眉，像在研究工作中遇到了难题。他在房间里来回转了好几圈，不知该怎么处置这枚奖章才好。那金光闪闪的玩意儿引起了正在玩耍的女儿伊蕾娜的注意，这个6岁的小女孩伸出了小手对父亲说：“我要大钱！”
彼埃尔如释重负般地笑了：办法找到了。他弯下了腰，拉开绶带，把奖章高高兴兴地挂在了女儿的脖子上。
这下他不再为这个奖章发愁了。每当有朋友要看奖章时，他就把伊蕾娜叫来。
他说：“伊蕾娜最喜欢这个新的‘大钱’！”
这个玩“大钱”的女儿，后来也同她的父母一样，获得了诺贝尔奖。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事”
1903年12月10日，瑞典科学院公开宣布把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的一半赠与居里夫妇。
消息传出，雪片般的信函纷至沓来，弄得居里夫妇应接不暇。报纸、杂志、电台的记者成天跟在他们周围，各家报刊都登载着他们的照片和有关报道。他们的“可爱的小女孩”也成了传媒的炒作题材，甚至就连他们蜗壳般的实验室、透着清贫风味的家，乃至家中喂养的小花猫都成了记者们的新闻题材。
居里夫妇不堪其扰，常常从后门溜出去，逃往偏僻的乡村，夜晚则用假名字在乡间旅店登记住宿。
一天，一个衣着随便、不修边幅的男子推着一辆自行车，陪着一个乡村装束的年轻妇女出现在海滨的一条乡间小路上。两人边谈边走，女的不时停下来，采摘一些路边的野花。
当他们靠近一个渔村时，回头发现有人跟踪，便快步走进了村子。
跟踪者是一个美国记者，跟进村子不见了目标，便走向一座房舍，想打听一下刚才进村的一男一女的去向。房舍门口的石阶上坐着一位妇女，正在阶上抖着一双灌满沙土的凉鞋。这个记者走到妇女跟前，正要开口询问，脸上立刻现出了惊愕的神态，他发现这个乡村妇女的面孔和报上登载的照片一模一样。
“请问，你是居里夫人吗？”记者礼貌地问道。
“不是，”稍停之后，这位妇女平静地说，“我不是，你认错人了。”
这个经验丰富的记者，在她身旁坐下来，老练地掏出了采访本。他从她的口音，她的灰色眼睛，她的镇静，以及她那与众不同的气质得出了结论，她就是居里夫人！
在无处可逃的情况下，居里夫人耐着性子，用最简短的语句回答这个记者关于镭的发现与研究的采访。她一面谈话，一面在石头上敲着鞋跟，弄干净里面的沙子，然后穿在已被石头和荆棘挂伤了的赤脚上。
她站了起来，示意结束谈话。彼埃尔还在拐角处等着她。
这位记者不愿就这样轻易地放走她，他想抓住这个机遇打探她青春的隐秘，了解她的工作方法，把握这位女科学家的心理，总之，他想掏出玛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