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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他完成了自己全身心投入的工作，即他的小说，特劳特才有可能去注意外面的世界中，或者说整个宇宙中正在发生些什么，如果正巧有事情在发生的话。由于他是个没有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的人，他有特别的自由可以在几乎任何场合使用奥卡姆剃刀，或称节俭法则。也就是说。
对某一现象最简单的解释，十之八九要比花哨玄乎的理论更接近真理。
讲到他如何完成那篇被耽搁了那么久的小说，特劳特的解释全没有传统论证的那一套繁琐：什么生活的意义啦，宇宙的能量啦，如此等等。正因如此，这位老科幻作家能够直截了当地切中最简单的真理：过去的十年里每个人都经历了他所经历的一切。他没有发疯，没有死去，没有下地狱，只是宇宙突然收缩了一下，然后又继续膨胀，使得每个人、每件东西都成了木偶，重复着自己的过去。这同时也证明了，过去是不可更变、也是不可摧毁的。这正是：
巨手划过时空。写下历史，
完成了篇章又挥笔不止。
所有的虔诚和智慧。都无法
使它回头，或使半行消失，
再多的泪水也冲刷不掉
已经写下的一句一词。
接着，二○○一年二月十三日的下午，在纽约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以及所有地方，自由意志突然之间破门而入。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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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我本人也在一系列连续性的行为中从似曾经历过的错觉过渡到了无限生机。旁观者可能会说，自由意志一出现，我即刻驾驭了它。但事实并非如此：时震开始前的一瞬间，我正好将一碗热鸡汤面打翻在膝盖上，从椅子上跳起来，用两只手把滚烫的鸡汤和面条从裤子上抹去。重播结束时，这就是我要接下去做的动作。
自由意志重新闯入时，我不假思索地继续把面汤从裤子上抹去，不让它透过布料，渗到里面的内裤上。特劳特说得不无道理，我的动作是条件反射，缺乏主观创造性，不能被认为是自由意志主导下的行为。
“要是你在进行着思考，”他说，“那么你就会解开裤子．褪到脚踝处，因为裤子已经浸透了，不管怎么疯狂地拍打抹擦都无济于事，阻止不了汤一路渗透到内裤上去。”
不光在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而且在整个广阔的世界中，特劳特肯定也属于最先意识到自由意志闯入的人之一。对他来说，这是件非常有趣的事，而对其他人则全然不同。其他大多数人在他们的错误、厄运、虚幻的成功被无情地重复了十年之后，用特劳特的话来说，“对正在发生的事或者将会发生的事，已经漠不关心”。这种综合征后来有了一个专门的名称，叫PTA，亦即“时震后麻木症”。
特劳特现在做了一项我们很多人在重播开始时曾试过的实验。他故意胡诌一些不成意思的东西，例如“嘟嘟——哒——嘟，叮叮当当，啊嚏福气，哇，哇”之类。回到第二个一九九一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也都想说些这类的东西，希望以此证明，只要努力，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想说的话，做我们想做的事。当然，我们无法如愿。但是在重播结束之后，特劳特试着说“蓝貂双焦点透镜”之类的话，果然他张口就成。
毫不费力！
自由意志闯入的时候，欧洲、非洲、亚洲人正在黑夜之中。大部分人都睡在床上，或坐在某处。而在这个半球上，绝大部分人根本不处在睡眠状态，因此摔倒的人大大多于其他地方。
不管在哪—个半球，如果一个人正在走路，两只脚支撑的体重不平均，他会失去平衡，朝他或她正在行走的方向倒下。自由意志闯入时，即使是在车辆如流的马路中央，行人由于“时震后麻木症”必然会倒下，躺倒在地面上。
你不难想像自由意志阔入后，尤其在西半球，楼梯和自动扶梯底下是怎样的一幅惨象。
这就是你的新世界！
我的姐姐艾丽真正生活在世界上只有四十一个年头，愿上帝保佑她的灵魂安息。她认为栽倒是人的行为中最滑稽的事情。我这里指的不是因为中风或心脏病发作或腿腱断裂或其他原因倒下的人。我指的是那些十岁或十岁以上、不同种族和性别、身体状况良好的人，在平平常常的某一天突然间全都栽倒。
在艾丽弥留之际，虽然已时日不多，我对她讲某人栽倒的故事，仍然可以给她带来快乐，或者说，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绘她一点顿悟。我的故事不是从电影里看来，也不是道听途说得来的。它一定是我亲眼目睹的说明地球引力的原始例证。
我讲的故事中只有一则是来自专业喜剧演员的。那是很久以前，我很幸运能在印第安纳波利斯阿渡罗剧院的舞台上看到歌舞杂耍表演。那是这类表演消失前的临死挣扎。其中一名演员是我眼中的圣人，十分出色。他表演过程中总是有这样一段插曲：从台上掉进乐池，然后头戴着一面低音鼓爬上舞台。
我所有其他故事——对这些故事艾丽百听不厌，直到她钉子似的僵直地死去——涉及到的都是业余演员。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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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大概在艾丽十五岁我十岁的时候．有一次她听到有人从我家的地下室楼梯上栽了下去：扑隆通，扑通。扑通。她以为是我。于是站在楼梯上端，差点没把她那颗傻脑瓜笑掉。那一年应该是一九三二年，进入大萧条的第三年。
但是掉下楼梯的不是我，是煤气公司来抄表的一个家伙。他拖着沉重的身子从地下室爬上来，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怒不可遏。
另有一次，大概是艾丽十六岁或更大一些的时候，因为那时艾丽已经驾车了。我坐在她开的车中，我们看见一个女人水平地从停在路边的一辆街车中出来。她的鞋跟被勾住了。
我在其他地方写到过，在与人谈话中也提到过，这个女人的狼狈相使我和艾丽笑了好几年。她没有伤得太厉害，自己爬了起来。
还有一件只有我看见但艾丽喜欢听的事，是关于一个巴结一位不是他妻子的漂亮女子、教她跳探戈的家伙。那是在一个渐入尾声的鸡尾酒会的最后部分。
我想那个男人的妻子没在场。他妻子若在场的话，我难以想像他还会去献那份殷勤。他不是个专业的舞蹈教员。包括男女主人在内，在场的总共大约有十来个人。那是流行留声机的年代。酒会的男女主人将一张探戈音乐醋酸酯唱片放上留声机，犯下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
于是那个家伙两眼炯炯，鼻孔闪闪，将漂亮女人搂在怀里，扑通栽倒。
是这样，在《耐震之一》和现在这本书中所有栽倒的人，就像文学艺术院横跨在铁门上用喷漆书写的“操他娘的艺术！”一样，都在为我姐姐艾丽表达敬意，都是艾丽爱看的色情场景：被地球的引力而非性剥夺了道貌岸然的姿势的人们。
下面是大萧条期间一首流行歌曲的歇词：
爸爸昨夜晚回家。
妈妈说，“老爸，累了吧。”
他摸黑想去开电灯，
栽倒在地，扑通一声！
看到健康人跌倒而大笑，这种冲动决不是普遍现象。
我是在一次英国伦敦的皇家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时才意识到这一点的。那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我带着我女儿南妮坐在观众席中，那时她十六岁，而现在，一九九六年的夏天，她已经四十一岁了。那是整整二十五年前的事了。
一个芭蕾舞女演员踮着脚趾跳舞，滴答暮，滴答答，滴答答，按照剧情要求跳到舞台的一侧。接着舞台后传来一阵声响，好像她一只脚踏进了水桶，带着水桶掉下了铁梯子。
我立刻狂笑不止。
全场只有我一个人在笑。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类似的事也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交响乐团的演出中发生过。这件事与我无关，也不是因为笑。演奏的一段乐曲越来越强，然后突然间停顿。
坐在同一排离我大约十个座位有一个女人。演奏时她在同朋友讲话。音乐越来越强，她也不得不越说越响。音乐戛然而止，只听见她尖声嚷着说：“我是箍在奶油里炸的！”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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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那天看皇家芭蕾舞演出受到蔑视后，我同女儿一起去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当她面对面站在艾萨克·牛顿爵士墓前时，她感到一种震撼。如果换成我哥哥伯尼的话，在她那夺年龄，在同样的地方，他还会更加大惊小怪。他是个天生的科学家，但没有一点美术细胞。
牛顿这个普普通通的凡人，凭借着在我们看来只够做狗的一顿早餐的三磅半重、布满血丝的海绵体中发出的信号，似乎道出了许多揭示真理的伟大想法。任何受过教育的人想到这些，都很可能会心潮澎湃。这头没毛的猿猴发明了微分学！他还发明了反射望远镜！他发现并解释了棱镜如何将太阳光束分解成组合色彩！他发现并解释了前所未知的运动、引力和光线的规律！
饶了我们吧！
“打电话找弗里昂·苏诺科博士问问！把你的超薄切片机磨得快些吧，好做显徽镜观察。我们有没有一个脑子给你用？！”
我女儿南妮有个儿子叫麦克斯。现在，重播进行到一半的一九九六年。他已经十二岁了。基尔戈·特劳特死的时候，他将十七岁。今年四月，麦克斯在学校写了一篇关于外表平常的超人艾萨克·牛顿的文章。文章写得十分出色，我也从中了解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牛顿的那些名义上的导师们曾劝他不要老忙于寻求科学真理，要抽出时间去读点神学。
我喜欢这么想，他们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他们蠢，而是想提醒他，宗教的幻觉倾向能给普通百姓带来怎样的抚慰和鼓舞。
基尔戈·特劳特的小说《帝国大厦》讲的是一块大小及形状如曼哈顿帝国大厦的陨石，尖头朝下，以每小时五十四英里的匀速向地球撞来。让我们引用他在其中说的话：“科学从来不能使任何人振奋。人类处境的真实状况实在太险恶。”
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人类的处境不会比重播结束后的两小时中更加险恶。毫不夸张，成百万个行人躺倒在地上，因为自由意志闯入时，体重没有平均分配在两只脚上。但是除了靠近自动扶梯和楼梯顶部的人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无危险。他们的情况要比我和艾丽看到的头朝下走出车子的那个女人好得多。
我前面说过，真正造成伤害的是自行驱动的各种交通器械。它们当然不会出现在从前的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中。在那里，一切平静无事，尽管外头一片喧闹：车辆的碰撞声、受伤和垂死者的哭喊声汇成强音，达到高潮。
“我是放在奶油里炸的！”果真如此。
时震发生时，那些被特劳特称做“圣牛”的流浪汉，不是坐着，就是斜倚或者仰卧着。重播结束对他们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