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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他的身边停下了车，让他上来。
他看着我招呼说：“嗯，很准时。”
“你先看看这个。”我一边说，一边把我的小记事本递给他。我在其中的最后一页上记着泰诺告诉我的那些非法酒店名称以及它们的地址。
达茨大致看了一遍，点点头说：“已经差不多了。你从哪里弄来的？”
我耸耸肩告诉他：“是一名记者告诉我的，这里面有没有漏下什么重要的地方呢？”
“几乎没有。不过除了那些非法酒店以外，我们还得去几家小旅馆转转。”
“多吗？”
“不太多，只有几个。”达茨笑着又补充说，“我想咱们今天最好只喝啤酒，而且一处只能满一杯，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逐一光顾所有的地下酒店了。”
至少在这一点上。达茨是诚实可信的。
我说道：“我想我们能轻松愉快地完成任务。你平时常固定去某一家酒店吗？”
达茨摇了摇头，“不，这里的大多数酒店我只去过一、两次。”
我不相信，反问道：“只有一、两次，嗯？”
这茨又笑了，“我可不是一个酒鬼，我只说过自己是一名爱尔兰人。”
“怎么，这有区别吗？”
达茨看了我一眼．友善地打趣道：“怎么，你没发觉自己也长着红头发吗？”
我回敬了达茨一个友善的笑容，“我只不过是半个爱尔兰，而你看上去却是一个纯种的爱尔兰人。”
达茨也笑了，“是的。我记得我小时候，爸爸把所有的酒都藏了起来，实际上，他这一点做得简直太好了，所以我没有染上爱尔兰人嗜酒的毛病。我多数情况下只在兄弟会的门廊里或是朋友聚会聊天时才喝酒。”说到这儿，他关切地看了我一眼，“可能你不愿意品尝这些小地方的食物，不过招待一定会向你热情推荐他们的特色食品的。”
“我想会的。”
他诚恳地说：“所以我想事先提醒你一下，我曾经知道有一个外地人在哪里点了一块三明治，结果被狠宰了一通。要知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我笑着点点头。我们两个先去了一家位于西二道街的非法酒店，这家酒店的老板是一名体格健硕的中年妇人玛丽·胡茨，她看上去足可以和邦尼打上几个回合。
她的酒店同其他所有的非法酒店一样，入口只是墙上的一个窄洞，没有任何招牌。不过她的生意倒是十分兴隆，里面坐满了形形色色的顾客，看起来禁酒令的执行并未对她的生意有任何不好的影响。在柜台上摆着各色的啤酒和白酒，这远远超过了法律条约所规定的数量和种类。
老板那张浮肿的脸上有着一双狐狸般狡猾明亮的小眼睛，她的头发像乔·扎戈那的头发一样浓密。她机警地打量了我们一眼，然后说道；“我认识吉米，他是一个好孩子，可是我听说他很长时间以前就去了芝加哥。”
“你认识和他在一起的那些人吗？他以前常来这里喝酒吗？”
她干脆地答道：“我不清楚。”
我笑了笑，问道：“如果你认识吉米，你就应该认识他那些朋友。”我只能启发她一下，“比如说今晚在这里的某一个客人？”
她四下看了一眼，摇摇头说：“不，没有吉米的朋友，这些人都是些有工作或者没有工作的工人，吉米的朋友大都属于另外的一个圈子。”她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你看上去是个好人，是从大城市里来的吧？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了，我所知道的已经全都告诉你了。”
我和达茨·里根又走了几家酒店，也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东四条街上的一家小酒馆里面的褐虾和龙虾看起来十分诱人，于是里根就把他在车上的建议抛在了脑后，叫了一篮褐虾。西河公路和里普利附近的另一家小酒店的三明治看起来不错，最起码比玛丽·胡茨店里的要中看一些。华盛顿街上有一家名叫“黄羊狗”的小店，里面卖一些具有德国风味的食品，这间酒吧里的伙计还记得吉米，告诉我他曾经和一些私酒贩子们有过来往。可是具体是谁，他们也不清楚，也许是他们不想说。只有一家地下酒店的老板杰克·沃尔例外，他是一个穿着相当气派体面的中年男子，留着奈蒂式的一字须，下巴方而平，一看就是个强硬的家伙。我感觉他在三城一带的私酒业地位很高，所以说起话来不像其他人那样有所顾忌。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一名来自芝加哥的私人侦探，以及我此行的目的——寻找一名离家出走的年轻男孩。
他直率地告诉我他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吉米和尼克·科恩的手下来往十分密切，尤其是温斯·劳格。”
“我能在哪里找到劳格呢？”
他笑了笑，说道：“我劝你最好别去惹他，相信我的话，年轻人。”
“嗯？”
他又说道：“他不在这里的。”这就是我想知道的。
看来我虽然得到一条线索，却又无法继续追查下去。在我和沃尔谈话的时候，达茨一个人坐在吧台前喝着啤酒，用充满同情的目光研究着周围那些忧伤的面孔。
在我们两个回到车里以后，他说：“很多人都失业了，他们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我冷冷地说：“所以他们只能借酒浇愁，对吧？”
达茨摇了摇头，“内特，你是一个过于苛刻的批评家。看到那么多的失业工人在街头流浪，难道你不为他们感到难过吗？”
“在街上，我为他们难过；可是在酒吧里，又是另一码事了。”
“总会有人为此做一些事的。”
“是吗？你是这么认为的？谁会做呢，又怎么做呢？”
“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怎么做的：每天我从山下走到山上的广播电台上班，我总是给第一个向我乞讨的人十美分。”
我笑了，“如果你每天都遇上同一个人的话，那么我敢打赌，你一定会放弃这一慈悲举动的。”
“你的想法很有趣，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我曾经给过许多人——不同的人钱。而且，”达茨的语气严肃了起来，“请相信，内森，总统一定会想方设法解决这一问题的。”
我看了达茨一眼，“那么我想你一定投了他一票，对吧，达茨？”
他点点头．“是的，我的父亲也投了他一票。我父亲还为政府工作呢！”他的口气里透着自豪。
“你的父亲，他是做什么的？”
“他发给那些失业者们小额钞票，让他们以此换取食物。”
我们又去了位于达文波特边缘地带的一家小旅店。这里的居住条件都十分恶劣，里面脏乱不堪，那些被工厂解雇的工人大都喝得烂醉如泥，要么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要么找碴儿打架滋事。我很庆幸自己的同伴是一名骁勇的前任足球运动员，虽然他戴着一副眼镜，显得那么文质彬彬。
后来，我们又去了一个里根只是听说过的地方。我们驱车驶上了六号高速公路，沿着密西西比河向前开着，穿过了几个不大的村庄。今天晚上的月色不错，一轮满月高悬在碧澈的夜空中，清虚的月光如虹般倾泻到一望无垠的水面上，微风荡起了层层的粼粼波光。
达茨向我问起有关吉米的一些情况，我尽量回答了他。他一边听，一边同情地点着头，然后说他很理解吉米那种奔走于报社之间，想要找份工作的急切心情以及被拒之门外的挫败感。
达茨说：“我当时在芝加哥找工作时，双脚都磨出了血泡。后来，芝加哥NBC台的一位好心的女士，劝我到别的地方试一试。终于，我幸运地得到了这份WOC广播电台的工作。”
“你是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
“他们登广告，说打算招聘一名播音员，不过，我来的时候，报名的日期已经过了。”他摇摇头说，“要知道我当时开着父亲的车跑了整整七十五公里才来到这里，比姆先生却告诉我，他们已经不招人了。我当时气坏了，说一个人怎么能不进广播电台就成为一名节目主持人呢？我还告诉他我的运动员生涯。他们当时正需要一个人广播衣阿华州比赛的情况，于是就破例接纳了我，每周付给我五美元。就这样，我认识了吉米·比姆的好友杰克·豪夫曼。”
“可是你后来却取代了豪夫曼在广播电台的位置。”
达茨坦诚地回答道：“是的，多少是这样的。豪夫曼很有工作能力，也能即兴发挥，我从他身上学会了不少的东西，可惜他对足球一窍不通。后来，他离开了电台，又去主持非运动类的节目了。”
我问他：“你热爱自己的工作吗？”
“当然，我很希望自己能成为另一个奎恩或是帕特。不过，我更希望能在自己的主持风格中加入一些有表演性质的特色，比如说，一阵冷风卷过了空寂的运动场，在这曾经产生过无数体育明星的场地上，是否还会出现一个……”
我笑着点点头，“噢，听起来很不错。”
我们要去的那家旅馆就在前面了，它是一幢靠在公路右侧的二层白色洋房，在它附近的停车场里挤满了汽车。旅馆前面的蓝色霓虹灯不停闪烁着，显示着“五点钟俱乐部”的字样。
这里可不是普通工人能来的酒店，至少不是那些在工厂里辛劳工作的人能来的地方。这里的顾客全都衣冠楚楚，他们和一些穿着超短裙或是紧身衣的女人们亲呢地坐在桌边闲聊着，也许这是一个勾引无知女孩上钩的好地方，不过那些看似纯洁的女孩也说不定是妓女呢。
里面的布置十分具有现代感，弥漫着一股豪华夜总会的氛围。在左边的角落里，五人乐队正在演奏着新奥尔良爵士乐。
酒吧的侍者是一名满脸麻痘的壮汉，不过他是我今天看到的第一个围着干净围裙的侍者。我向他打听是否认识吉米·比姆，他说不认识。我又问他是否认识温斯·劳格，他还是摇头说不认识。然后，我给了他五美元，又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这一次他还是不认识吉米·比姆，不过他告诉我，温斯正在后面打牌。
他向我指了指角落里一扇隐蔽的门，达茨跟在我的后面走了过来。坐在附近的那些人都长得凶神恶鬼一般，而且十分强壮，于是达茨向我眨了眨眼睛，我们两个人低着头匆匆地从他们的身边走了过去。
在我推开房门的时候，一位高大魁梧的守卫拦住了我们，告诉我说，游戏已经结束了，我不能进去。我先递给他一美元，然后又解开衣服让他看，我并没有携带武器，他这才放我进去。可是，刚一进去，他又伸手拦住了达获，对我说：“如果他也进去的话，你还得再给一美元。”
我可不想支付这么昂贵的门票，于是就让达茨在外面等着。里面的空气十分污浊，在墨绿色的牌桌上低垂着一盏锥形灯。在牌桌上面散放着许多钱，总共有六个人坐在桌旁玩着扑克牌，其中的五个人都脱下了西装外套，领带也松松垮垮地垂在一旁，头上都还歪戴着帽子。只有背对着我的那个人还穿着漂亮的条纹西装，没有戴帽子，看样子是一个体面的城里人。
我耐心地等他们打完一把牌，才问道：“谁是温斯·劳格？”
在我正对面的人闻声抬起头，他就是劳格，他长着一张娃娃脸，表情十分温和。
他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看着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