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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在一排很高的树篱前面停了下来，树篱中间修剪出了一个门。门口站着一个30多岁的高个子：高耸的额头上发际有秃顶的趋势，戴了一副无框眼镜，身上穿着一套黑灰色的普通西装。一看就是个典型的美国人。
他打开车门说：“欢迎，我是洛马。”和鲍曼握了握手以后，便引他进入了一个英国式的树篱迷宫。这条路总是在死胡同的地方突然弯出一个锐角出口。鲍曼对戴森的这种爱好不禁笑了一下。他想，不知道戴森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古怪嗜好。
高耸的树篱终于退去，眼前出现了一片开阔的碧绿色草坪，边缘上种植着各色亮丽的花朵——熏衣草、荆芥、非洲爱情花、忘忧草、玫瑰，金银花还有大戟属植物——争妍斗奇，好不热闹。
洛马领着鲍曼穿过这片精心打造的花园，来到又一处树篱的入口处停了下来。从里面隐约传来汩汩的流水声。鲍曼有点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了。他向前迈了几步，走进一个翠绿、荫庇、宁静的花园。花园的正中央有一个游泳池，形状各异、表面平滑的卵石看起来跟真的一样。
一座古老破损的日晷旁边，轮椅上的戴森正在对着手机打电话。他个子很小，满脸皱纹，很敦实。圆圆的脑袋上头发差不多都掉光了，太阳穴上、一双老手的背面布满了酱色的斑点。他穿了一件很像袍子的白色宽领棉布衬衣，腿上盖着花呢格的羊毛毯，脚上是一双舒服的意大利休闲皮鞋。
显然，电话那头不知道是哪个衰鬼让戴森特别生气，他啪地把手机关掉了。不过看到花园另一边的鲍曼时，他脸上竞露出了热情动人的微笑。
“终于见到百闻不如一见的黑暗王子了。”戴森说话时带着鼻音，音调很高。但是，他那钢灰色的眼睛里传递的却是和嘴上完全不同的讯息。
戴森启动电动轮椅哧哧咔咔地朝鲍曼这边移了过来，不过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礼貌，没移多远他就停下来了。
鲍曼走上前，戴森伸出了一只满是斑点的肉手。“鲍曼先生，”他笑着说，微微点了一下头．“我想你知道我是谁。”
鲍曼握了握他的手，然后点了点头。“当然，戴森先生，”他说，“我知道一点。”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
“我最近花了点时间了解过一点您的情况。”
戴森笑了起来，好像是在认同鲍曼说的笑话，可是鲍曼却没有笑。“你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吗？ ”戴森问。
“不知道。”鲍曼说，“我知道自己现在没有蹲在普尔斯摩监狱第19号房，我知道是您安排让我成功越狱的。但是，我不得不真心地承认，我不知道您这样做的原因。”
“噢。”戴森挑起了眉毛，好像从没遇过这种事情似的。“好。这样，我想我们可以简单的谈谈，就我和你。我想让你知道我在生意上的一些想法。”
“是。”鲍曼谦和地回答说，然后露出一个很灿烂的笑容说，“我想不会耽误您多久的。”
第 9 章
第二天一大清早，在FBI 波士顿分局，莎拉拿着薇蕾莉的地址簿复印件来到数据查询处。新来的实习办事员海科特接过单子，友善地看着她说：“这些都要输入NCIC吗？ ”
只要警察局发现任何可疑车辆，他们就可以到FBI 这个“全国犯罪信息中心”数据库（NCIC）核查相关逃犯、失踪儿童及成人，以及丢失车辆、现金和枪支的纪录。莎拉在这里也可以查到薇薇的客人名单里面有没有犯罪记录或者在逃记录。
“是。”她答道，“还有‘罪犯情报库’。对了，还有FOIMS 。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FOIMS 的全称为“地区办公室信息管理系统”，是FBI 的主要数据库。
一中心大厦是一幢弧形外观的摩登大楼，FBI 波士顿分局占据了其中的四层。莎拉的小办公室和“有组织犯罪”科以及毒品科一起挤在大楼的第五层。宽敞的地板上铺着茶色的地毯，蓝色长方形的隔板把本来就不大的办公楼分成被同事们戏称为“豆荚”的小隔间，两三张桌子共用一部电话、对讲机，有一部分桌子还装了网络插口。年轻一点的科员多少都懂点电脑，不像那些年纪大一点的总是把查数据的头疼事儿丢给同一层另一端的数据科同事。莎拉的办公桌旁就是一个碎纸机。
除了一些常备的东西外，莎拉的桌子上有一个绿色的小帆布袋，里面放着一把西格一绍尔手枪，另外还有传呼机和一些私人物件：一个相框里是她华盛顿的父母在柏林汉家中的沙发上的合影，另一个相框里的相片上，杰理德身穿曲棍球服，手拿球棒，咧着嘴笑眯眯地露出两颗大门牙。
和所有的私人公司一样，这里工作的气氛祥和却也忙碌。几年前，FBI 从街对面的肯尼迪联邦办公大楼挪到了这里。那时，整个波士顿分局被塞进了一层喧闹嘈杂的开放式楼面，别人做什么你都能一清二楚。
莎拉坐在桌子前面盯着窗外的撒浮科地方法院出了一会儿神，然后开始翻科洛林复印的薇薇记事本的影印件。
每一条记录都很简短，看不出什么东西来。薇薇没有写下客人的名字，只记了时间和地点。就在她被杀的那天晚上，本子上写了两个约会：一个是八点在四季饭店，另一个是十一点在李滋饭店。如果说这两个客人当中有一个在做完生意后尾随并杀了她，也不无道理。至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薇蕾莉被杀是因为有人发现她是FBI 的线人吗？ 如果是，那凶手是不是其中的哪一个客人呢？ 薇蕾莉帮助莎拉破了两个OC大案，所以很有可能她成了某次有组织犯罪的牺牲品。
波士顿分局的女职员不太多，莎拉算其中一个。可是，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她在这里没有一个朋友。她最熟的工作伙伴是她的搭档兼“豆‘。
友（ 同一个隔间） ——阿尔顿，就是那个正在打电话、留着灰色大胡子的男人。他招手示意她坐下来。阿尔顿留着长发，戴着嬉皮金属边眼镜，挺着大肚子。他对电脑的发烧级别应该可以上MIT（麻省理工学院） 了。因为体重大概超过三百磅了，所以别人总能见他嘴里吸着“激进速瘦奶昔”，美其名日正在节食中。阿尔顿看起来不太符合大众心目中FBI 特工的形象，实际上他也没接过什么案子。但是就因为具有非凡的电脑天赋，阿尔顿和他的特立独行都被局里容忍了下来。估计要是J ．爱德咖（ 指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J。Edgar 卜toover，担任局长达49年，曾因逾越司法、迫害反对他的人而遭到许多批评） 知道这事了，会从坟墓里跳出来也说不定啊。
莎拉在FBI 工作差不多有十个年头了。她父亲也是一个警察，不过却是一个最恨警察的警察。他曾对这个独生女说过，即使世界上只剩下一份工作，也不希望她做任何跟执法有关的差事。可惜，这个女儿先是做了一名执法人，然后嫁给了一个警察。
虽然过去几年里莎拉在波士顿负责的是有组织犯罪，但其实反恐才是她真正的兴趣所在。洛克比空难事件的参与调查让莎拉在局里变得小有名气起来。
1988年12月21号早上7 ：30，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大型喷气式客机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造成270 人死亡。为此，FBI 启动了名为‘’苏格兰爆炸案“最大的一次国际反恐调查行动，在50个国家进行了1 ．4 万次问询工作。
当时，已经是单亲妈妈的莎拉搬出去和她多病的宝宝住在德国海德堡。那时四岁的杰理德患上了严重的细支气管炎，因此，母子俩都没睡好觉。而且刚到海德堡时最开始的那几个星期，莎拉其实根本上就没睡过。
那是段令人精疲力竭的日子，不过也是莎拉在局里开始初露头角的时期。
在洛克比空难反恐调查中，莎拉的任务是联系采访美军在海德堡基地的士兵的亲戚朋友，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那时候每天都过得很长，不到晚上九点工作根本做不完。美军方面提供了一个战地指挥所和一个秘书负责记录报告。
每个FBI 特工都被安排负责调查一个受害者，因此所有跟受害人有关的亲戚朋友甚至泛泛之交都需要联系并采访到。然而调查过程中，难免会扯出一些无关紧要的无聊东西。比如这个受害人对妻子不忠，那个受害人有财政危机，还有哪个受害人有过吸毒史。这些东西跟爆炸能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莎拉却有办法把自己变成一块海绵，将各种信息包括流言或者道听途说，都吸入体内。不久，事实渐渐浮出水面：问题不是出在海德堡。
到处都在进行这种调查寻访工作。莎拉慢慢也开始通过局里的各种渠道打听更细节的消息。听说爆炸物被藏在一个日立收录机里面，包括一个塑料炸弹和一个计时器。装有炸弹的山姆素立特牌提包先通过KM一180 次航班从马耳他运到法兰克福，再储存转寄到飞往伦敦希思罗机场的泛美103A次航班上的AVE 一4041号集装箱里。
莎拉发现计时器绿色的接线板上有一小块已经得到确认。于是，她请求并得到允许调查计时器方面的线索——包括计时器的使用者、使用时间以及使用地点。这纯粹是份吃力不讨好的活儿，局里的人都议论说莎拉颇为不守“本分”，但是上面最终还是勉强同意了莎拉的要求。
情报局的内部网络上就能查到计时器方面的信息，莎拉在上面查到了和手里的电路板吻合的两个条目。一个曾用于1986年多哥的一场未遂政变，另一个1988年在塞内加尔机场被发现。这可是一个不小的功劳。
然而，虽然这个线索对整个案件来说至关重要，莎拉却对此一无所知。
最后，计时器的线索被追踪到了一家名叫博理乐精匠的电信公司，证据显示1985年这家公司曾向利比亚情报部门出售了20个同型号的计时器。
整个案件终于水落石出。莎拉的档案上也从此留下了“曾作出卓越贡献”的记录。
然而就在海德堡的调查工作告一段落时，莎拉这才发现在反恐问题上，国内已经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了。至于她一向当作是家的波士顿，则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工作机会。可莎拉和科洛林在波士顿有监护权协议，而且她还得吃饭。权衡再三，莎拉提出了调往有组织犯罪调查部门的请求，结果，一干就干到了今天。
莎拉给线人打了几个电话，查了一些线索，然后就开始填表格、整理302 报告和问询报告，接着就是写占据FBI 特工大部分工作时间的书面报告。忙乎了大概两个小时后，她给航空公司打了个电话，然后和FBI 监督组的一个同事聊了一下一桩还未查明的案件。
突然间，她好像想到了什么，顺手抓起了电话。还好，是泰德接的电话，科洛林不当班。
“你能把薇薇的电话记录调出来吗？ 或者我去弄行吗？ ，，莎拉问。
“已经调出来了啊。”
“你开玩笑的吧。你们这么快就拿到传票啦？ ”
“我在新英格兰电话安全局有朋友。”
莎拉摇了一下头，觉得很讨厌可的确又有点羡慕。“了解。”
“哦，别告诉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