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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史家在论及万历对张居正的“寡恩”时，都有不平之气。对他“寡恩”的根源做了种种分析，大略有任性说，有报复说，有立威说，有心理情结说，有性格缺陷说，有阶级本质说，也有实用主义说。
我只能讲，万历的这种性格乖谬，也许来自朱家皇帝的遗传，无可理喻。无论用什么来解释，都让人觉得，他不至于非要对一个已故功臣下如此辣手。
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我以为，唯一可以勉强解释得通的，就是万历要以这种酷烈手段，为皇权张本，裁抑权臣。后世有人曾说，明朝只有两个人可称“真宰相”，一为严嵩，一为张居正。但当今也有人指出，能操控全局、决定国策的，唯张居正一人而已。
明初李善长、胡惟庸，不过仅仅专恣自用、广树朋党，就被朱元璋诬以谋反罪族诛。而张居正则是在十年柄政中，完全代行了皇权，成了真正的“无冕皇帝”。他忠心事君，操劳十年，使老大帝国重见雄风。但无论如何，是大大地触犯了皇权体制——这一杯羹，寡人可与王振、刘瑾这样的家奴分享，却不能容得一个有作为的权臣染指。万历只不过学了他的老祖宗，以非常手段摧毁权臣根基，让千秋万代的大臣不敢再做此念。
如此而已！
当时唯一能够制止万历清算张居正的人，是慈圣太后（李太后）。但是，其间未见她有任何动作。她对张居正的人品、才干及忠诚，应是十分信任的。万历的前十年，是她与小皇帝“孤儿寡母”的权力危险期，她却毅然将一切国事委之于居正，不能不说是独具眼光。
但张居正死后，她却容忍了万历进行这场毫无必要的清算。原因何在？有人说是因为听信了万历的话，贪图张家的一点点钱财。
但我以为，还是“实用主义说”才能合理解释她的这种沉默。
张居正生前不会对皇帝位置构成威胁，她是坚信不移的。那么死后，世间是否还有张居正，她没有把握。因此，借张居正身后名声的败亡，儆示将来可能觊觎皇权的大臣，亦无不可。
但是，这种鼠目寸光，这种卑鄙手段，很快就见出其负面效果——简直是天报应！
一个大国之兴，须百年以上的震荡与血浸；
而一个大国之亡，只短短十几年间就可成为定数。
一位大国的执政者，他尽可以尚气任性，予取予夺，甚至视民生若无物，但是，他或他的子孙绝逃不过洪水滔天的那一刻！
居正倒台，万历松绑——小皇帝久盼的这一天终于到来。
在砸烂昔日权威的狂欢之中，帝国刚刚修复的马车，又疯一般向悬崖驰去。
一切都反着来吧。
万历和张、申内阁君臣相通，“尽反其政，以媚天下”（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
张居正裁汰冗员，以舒财政之困；那么我就恢复冗职，多多益善。至万历二十年，净增139个职位，不仅将隆、万之交所削减的职位全部恢复，还有所增加。
张居正改革学政，裁抑生员；那么我就增加名额，任其干政乱政，鱼肉平民。
张居正整顿驿递，缩减供应；那么我就放宽限制，让禁令名存实亡，大家一齐来沾光。
张居正提倡任人唯才，不拘一格；那么我就重新设定资历阶梯，不问能不能胜任，只管资历够不够。
张居正力推考成法，讲究行政效率；那我就废除考成法，行宽厚之政，做与不做，随你们便吧。
吏治上的松弛，固然是皆大欢喜，又有万年的太平官好做了，可是，效率下降的背面，就是腐败上升。
而腐败这碗美酒，皆是民力的血汗酿造！
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虽然还在执行，但清丈已全部停止。最富庶的江南一带，富户与官府重又勾结，隐瞒土地，降低户等。有的里甲有田千亩；有的里甲仅有数十亩，赋税摊派仍是按照里甲。这又是穷者税重、富者税轻，以致贫户“家破身亡者十之八九”。
贫户不堪压迫，只得破产逃亡，土地兼并死火复燃。常有一州一县的土地，为王府所占达七成，军屯占二成，民间仅占一成！
张居正执政期间，收支平衡，且年年有盈余。万历刚一亲政，就入不敷出，亲政当年就超支54万余两。第二年超支176万余两，以致“计十余年之积，不足为二年抵补之资”（《万历起居注》）。
宫内开支再无人限制，钱不够用，就搜刮国库与州县。户部的年收入，三分之二收入内库；州县则“尽刮库藏，尚不足用”（《明神宗实录》）。
万历十九年至二十八年间，先后发动“三大征”，平定内乱，援朝抗倭，武功伟业固然辉煌，但总共耗去军费1000余万两，家底已经空了！
——“国储荡然，基无穷之祸”！
张居正攒下的家底光了，就另法搜求。万历二十四年，万历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分赴各地加征工商税。富商不能承受，破产者十之六七。
矿税太监随意差遣呵斥地方官员，搜刮勒索，仅在云南一地就杖毙数千人，数度激起民变。
——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只要有人活着，钱是搜刮不完的。
万历十二年，那个把张敬修给逼死的丘橓，忍受不了官场的腐败，上疏痛斥不正之风：“下官多以广交为能，或明送于公门，或暗投于原籍。上官又多以不取为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币以为赂。”
他万分感叹，说如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况以官致富，又以富买官！”（《万历邸抄》）
官如此，百姓如何？
人祸不止，天灾又降。中原各省自万历十年后，年年有灾民流离、哀鸿遍野。史书上频频出现“水旱相仍，大饥疫，人死无数”的记录。
万历十四年，南京给事中孙世祯上疏，说：“承运库买金珠宝玉至十九万有奇，若少减数万，即可活数万垂死之命。”（《国榷》）
万历听不得这个，下诏处孙世祯罚俸。
万历二十一年，又有官员报告，饥民艰难，有以食雁粪、树皮才得以存活的，并将实物及“人相食”图画呈上，企图打动“圣心”。结果是郑贵妃拿出五千两银赈济了一下——以后怎么办，那是百姓自己的事。
万历二十五年，刑部左侍郎吕坤上《忧危疏》，几乎是在哀告了：“流民未复乡井，弃地尚多荒芜。存者代去者赔粮，生者为死者顶役。破屋颓墙，风雨不蔽，单衣湿地，苫蒿不完。儿女啼饥号寒，父母吞声饮泣。君门万里，谁复垂怜！”（吕坤《去伪斋集》）
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难以掩饰对现实的恐惧：“脂膏已竭，闾井萧然，丧乱可虞，揭竿非远！”（《明史》）
草民也是人，总不能靠喝西北风过日子，总要让人家有条活路。
国衰而思良相。
到万历末年，人们终于哀叹；世间已无张居正！
——“父老忆海晏河清之时，士大夫追纲举目张之日，有穆然思、慨然叹者。”（吕坤语）
当年因反“夺情”而受杖刑的那个邹元标，在家乡讲学30余年，终与顾宪成、赵南星成为赫赫“东林党三君”之一。天启元年（1621），他再次被起用，当上了左都御史，次年，有感于时事，上疏称“居正功不可没”（《明通鉴》）。天启帝遂为张居正恢复生前原官，并给祭葬礼仪，张府房产尚未变卖的一并发还。
崇祯三年（1630），礼部侍郎罗喻义等再论张居正事，崇祯帝下诏发还张居正亲属官荫及诰命。
崇祯十三年（1640），又应张居正之孙张同敞之请，恢复张居正谥号、荣衔，恢复其子孙锦衣卫袭职。
张居正冤案，至此全部平反，距张居正之死已58年。
但是——晚了！
此时的大明，国势崩坏已日甚一日。内有义军蜂起，外有满州女真进逼；将士不任战，文官照样贪。崇祯帝“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林潞《张江陵论》）。
重返清平之世，可得乎？可得乎！
次年，崇祯十四年一月，李自成大军攻下洛阳，铺开了问鼎中原的雄图。
在洛阳，义军擒住了封地在此的福王。福王常洵是万历帝生前最喜爱的一个皇子，为万历宠妃郑贵妃所生。万历本想把他立为太子，但受到群臣阻挠未成，于是将他封到富甲天下的洛阳，聊作补偿。之国时，一次赐给福王两万顷良田的税银。万历年间朝廷派出的矿监、税使，所掠来的金银也大多是供福王用的。
而福王仍嫌不足，又上奏万历，要求把抄没张居正的财产，以及江都至太平沿江杂税并四川榷茶、盐井收入全赏给自己，又请领盐引一千三百，设店洛阳，垄断洛阳盐市。天下皆知“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明史•；朱常洵传》）。
义军进逼洛阳时，致仕后住在洛阳的原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写信给福王，劝他捐一些钱粮作军饷，以助守城。
福王爱财如命，就是不答应。死到临头，他仍是“ 日闭阁饮醇酒，所好唯妇女倡乐”。军士皆不愿用命，愤怒高喊：“王府金钱百万，就让我辈饿着肚子死于贼手吗？”最终哗变，开城门放义军进入。
福王化装缒城逃出，藏在东郊的迎恩寺，次日被逮。吕维祺亦被俘，见到福王，便激励道：“王死生，命也，名义至重，无自辱！”（吴伟业《绥寇纪略》）
福王呆看吕一眼，默无一语。
李自成见福王是个混吃等死的家伙，下令宰掉了。
福王体态肥硕，重300余斤。义军将福王的一身肥肉割下来，与鹿肉一锅炖了，曰“福禄酒”，大犒三军。
——若万历地下有知，将如之何？
张居正彻底平反4年后，崇祯十七年（1644）春，李自成大军克太原、占宣府。三月十七日，围住北京。城外驻有京军三大营，竟一起反水，反向城里发炮，轰声震地！
城中只有老弱京军约四万和太监三千余人守卫，“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十八日，崇祯下诏“亲征”，其实无将可用，阁臣也无计可施，一纸空文而已。
在城头上的太监们，到此时还要对守军指手画脚，不可一世，士兵均忿极。又无人给守城军士送饭，吃饭须自己下城去买。城头有西洋大炮，虽昼夜发炮，但守军已暗与义军通，火药内不装铅丸，没有杀伤力，如鸣礼炮。
三月十八日夜，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义军蜂拥而入，北京城破！
十九日凌晨，天已放亮时，崇祯皇帝吊死在内宫后面的“万岁山”。这里，也叫做煤山，就是现在的景山。
大明帝国，亡于这一天。
这一天，原本不该到来。
经过张居正十年的苦心经营，大明帝国已端然可见复苏气象：民富国强，库藏充盈，吏治严谨，内外修明。
这是一个属国遍布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影响力达到东非的政治大国；
这是一个在对外贸易中获取了世界白银总量四分之一以上的经济大国：
这是一个在“大航海时代”以澳门为枢纽全面介入了世界贸易的商业大国；
这是一个在欧洲工业化革命之前就形成了发达工业基地的纺织工业大国；
这是一个产生了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汤显祖、李贽、徐渭、董其昌等一批科学与文化巨人的文明大国；
——它完全有可能迎来一个辉煌的崛起。
但在张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