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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花挣点钱养活三个孩子，还不到四十岁头发就全白了。
当时中国的国家机器还没有完全建立和理顺，外公服刑的监狱也不断迁移，最初在濮阳，后来又转移到新乡。当时也没有人来通知外公究竟在哪里关押着，家属探监连地方都找不到。外公服刑后，由于我们家成分不好村干部不许外婆去探监，但外婆始终挂念着外公。当时大姨还未出嫁，外婆就让大姨去探监，把自己做鞋底、绣花挣来的那一点钱带给监狱中的外公，每次只有几块钱，都是自己从牙缝里硬挤下来的。那时家里穷，也坐不起汽车，大姨每次探监都要步行一两百里路，一个来回就要磨穿几副鞋底。还有一次大姨到了濮阳，人家却说监狱已经挪到新乡了，于是大姨又从濮阳步行到新乡去找。村子里还有一个亲戚，我叫她船姥姥，和外婆年纪相仿，他们家虽然成分划作了贫农，但对我们家很是不错。由于怕大姨是个女孩子家路上不安全，每次探监船姥姥都领着我大姨，把我大姨化装成男孩子模样，骗村干部说是去走亲戚的，这才能够脱身。后来大姨为了逃避村治保主任的骚扰而匆匆出嫁，家里也就没人能够再去探望狱中的外公了。
不过，实话实说，外公在监狱里的日子竟然比在农村还要好一些。那时监狱讲政策，像他这种罪行轻、人又老实的犯人，管教干部对他很是不错。后来就让外公担任采购，自由上街。外公这个人特别老实，一分钱也不贪污、不浪费。有一天下了倾盆大雨，管教干部见外公出去采购迟迟不归，就满大街找他，才发现他正冒着大雨跟一个卖菜的小贩因为价格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浑身上下淋得透湿。回去以后，管教干部在犯人大会上大大表扬了外公这种为集体利益不辞辛苦的精神。后来，监狱里成立了工厂，管教干部又让他当工人，干了几年成了熟练工。监狱里的待遇还真不错：顿顿吃得饱，每星期吃一回肉，外公在里面养得白白胖胖。外公以前有眼病，当时监狱里还关押着一个日本军医当狱医，大概是个战犯，他治好了外公的眼病。
后来这座监狱工厂发展成了一个国营的大印染厂，外公也成为该厂最早一批熟练工人之一。外公这人老实，领导让干啥就干啥，领导不说休息就决不休息。而且，外公干起活来精益求精，肯钻肯想，经常搞些小发明小创造。因此，监狱的领导们都很喜欢他，八年的刑期减为六年。期满时，监狱领导几次劝他留下来就业当工人，但老实巴交的外公执意要回家。外公回家那天，外婆和当时只有七岁的母亲正被村干部指派在村口“把路口”，在监狱里养得白白胖胖、穿着簇新工作服的外公从路口经过时，夫妻二人竟然面对面地互相认不出来——外公胖得脱了像，而外婆则在几年内由满头青丝变得白发苍苍。
我的外公是个非常老实的人，说话嗓门大，心地非常善良，但反应比较迟钝，情感也有些麻木。外公回家那天，很多亲戚邻居都来家里串门，打听外公在监狱里这几年的情况。外公在里面受了优待，自然讲得眉飞色舞。外公不在家的几年，外婆怕母亲将来跟外公生疏，总是跟我年幼的母亲讲外公如何善良慈祥，培养她对外公的感情。现在我母亲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顿时感到非常亲切，再看看他的身材如同家里的柜子一样高大，声音如洪钟一般响亮，又是亲切，又是好奇，又有几分害怕，于是禁不住去摸了摸外公的手，摸了一下，又摸了一下。当时外公谈兴正浓，当母亲一次次摸他的时候，外公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高声说“去！”吓得母亲赶紧躲到了外婆怀中。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三、母亲的童年
我的母亲出生于一九五一年。虽然她出生在这个“地主家庭”，但自睁眼看到这个世界起，她从没有享受过一天“地主家庭”的好日子，反而要为她父母一生的勤劳节俭备受苦难与歧视。一九五二年，我的母亲刚刚一岁时，外公就蒙冤被抓走判刑。外婆四处上访，去找政府时，就把母亲一个人放在家里。母亲醒来时没有人照管，哭的时候两只小脚丫不断地搓着，最后把脚都搓烂了。痊愈后，母亲的一只小脚趾就再也没有发育，比正常的脚趾要小很多。
后来，上边来了土改复查工作队，由一个姓姚的年轻人带队，就住到我们家里。之所以要住到我们家来，主要是因为我的外婆特别爱干净，家里虽然穷，但总是收拾得一尘不染。那些土改工作队员有男有女，多半是城里人，在“贫下中农”们肮脏不堪的家里住不惯。住的时间一久，跟我们家人一接触，所有的工作队员都觉得我们家是好人，觉得外公实在冤枉。可是上面有政策，他们也没什么办法给外公翻案，只好尽量帮着我们家。后来，一个叫郑八的村干部想强娶我大姨，家里不愿意，姚队长就出面跟大姨扮做谈恋爱的样子，帮着把郑八给硬顶了回去。当时我母亲一岁多，长得白白嫩嫩，不哭不闹，土改队员们都特别喜欢抱着母亲，这个亲一亲，那个逗一逗。那时外婆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桃树，正值桃花盛开的时候，土改队员们就抱着我母亲坐在桃花下面，闻着花香，沐着春风。外婆爱干净也引起了村里一些人的嫉妒，文革期间，“造反派”们批斗外婆的一条罪状竟然就是“爱干净”，把外婆称做“小白菜”，并往她身上泼秽物。
外公被抓后，外婆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家里生活异常艰难。那时农村卫生条件不好，母亲三岁时全身长了几十个脓疮，每个都如核桃一般大。当时因为家贫不能就医，外婆就等脓疮长熟后，用针在火上烧一下把脓疮挑烂，再用手挤出来，经常要挤满满一碗。挤脓疮特别疼，外婆为了分散母亲的注意力，就在挤脓疮之前烧一顿稠一些的玉米稀饭，故意把锅烧糊，这样在锅底结上一层锅巴。外婆在下手为母亲挤脓疮之前，总要先把锅巴盛到碗里，让我母亲闻一闻，然后哄她说：如果挤疮的时候不哭，就把锅巴给她吃；如果哭了，就不给她吃。于是，母亲就忍着痛一声不吭，心里还惦记着那些锅巴。母亲自从生下来就没有吃过什么饱饭，玉米锅巴就是她的童年记忆中最好、最香的食物。
母亲还在童年时代，就要为自己家的“成分”付出代价。那时村子里的一些贫下中农的小孩已经被教育得充满了阶级感情，见到母亲就叫她“地主羔”。其中有一个叫改改的女孩，比我母亲大两岁，尤其喜欢欺负我母亲。改改家住我们家对门，成分是贫农，她爹又是村干部，人家属于“统治阶级”。改改总是手里拿一根鞭子，见到我母亲就往她身上抽，抽得我母亲不敢在自己家胡同里玩，一出家门就往村子西头猛跑，那里的人稍微好一些。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很小就懂得外婆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不容易。当时，外婆总是到离家六里开外的袁公店串亲戚，探望自己的疯姐姐。尽管六里路对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来说是非常遥远的距离，但母亲心疼外婆，从来不让外婆背她，都是自己走。走着走着实在走不动了，就蹲下休息一会。外婆一看，就心疼地说：小菊（「注」我的母亲原名张秀菊，小菊是外婆对她的腻称）你累了，我背背你吧。母亲就哄外婆，说我不是累了，我是尿尿呢。那时母亲连话还说不好，总是把“尿尿”说成“闹闹”。
尽管母亲从小就被人欺负，但她在外婆的教育下却养成了同情弱者、孝敬老人的品格。前面提到的那个改改的奶奶，在那时已经有七十多岁了，两个儿子都不怎么孝顺，商定每半个月轮换着养活改改的奶奶。到了要轮换的时候，两个儿子谁都懒得接送一下。老太太行动不方便，总是一个人背着被子，颤悠悠地从这家走到那家。我母亲那时才四、五岁，看见了以后就主动帮她背着被子，搀扶着她。后来母亲就记着日子，到时候就冒着被改改欺负的风险等候在改改家门口。改改看见以后，非但不帮助自己的奶奶一把，反而嘲笑我母亲是“小拐棍”。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四、兄弟姐妹
解放初期我的大姨刚刚成人，被村治保主任看上了。这个治保主任小名叫郑八，虽然也姓张，但是出了五服。郑八成分是贫农，参加过抗美援朝，因腿部中弹致残，立过三等功，又是党员。这样的出身和经历＇ ｜qi70。＇，郑八自然是新政权最欣赏的人物，当时在农村十分厉害。郑八来提亲时，甚至跟外婆许诺：如把大姨嫁给他，他就想办法跟土改工作队说说，让把我们家的成分改划成中农。其实，郑八只不过是一个村干部，他没有这个本事。
虽说巴结上郑八这个村子里的当权派可能会使我们家日子好过一点，但我大姨死活讨厌郑八这个人。而且，外婆是看着郑八长大的，对郑八知根知底，熟知他为人既凶残，又懒惰，因此无论如何都不答应。当时土改复查工作队就住在我们家里，那些人都还不错，比较同情我们家的处境，外婆就求他们出面顶住郑八的压力。于是，工作队的姚队长就装做和大姨谈恋爱的样子，其他队员们则出去造舆论。郑八不敢惹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得恨恨地作罢。后来，外婆托人到邻村说媒，找到了当时正在郑州工作的我的大姨父，草草成婚，于是大姨算解脱了。一九九一年外公病危，母亲和大姨回去伺候，还一起去了当年那个救了大姨的土改工作队员家里表示感谢，此时他已经是滑县法院审判庭的庭长了。那个治保主任郑八后来对此一直怀恨在心，以后凡是运动都把我们家人往死里整。郑八的父亲是个本分人，他儿子在外面作恶，老头看不惯却也管不住，只好经常来我们家串门骂郑八。老头子有点结巴嘴，说到激动之时，急得用手拍着膝盖，骂道：“妈的个……×，我，我……咋，咋生出这么个畜，畜生儿子！”
我的母亲有兄妹四个，我母亲是家里的老幺，比大姨小十八岁，比舅舅小十三岁。大姨是长女，出生于一九三五年，一九五三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在郑州国棉六厂当工人的大姨父，后在一个集体企业当了工人。大姨在大饥荒时期因为自己省下来往家送粮食，落下了浑身病根，在长期治疗中又引起不少并发症，有肾炎、糖尿病、肝硬化、肺结核、高血压、心脏病、血管瘤、胃病等等，不过居然能挺到现在，也算是奇迹。
大姨之下还有一个弟弟，十二岁时不幸夭折。我的舅舅出生于一九三八年，初中时成绩优异，因为外公判刑、家里太穷辍学。舅舅是学校里有名的尖子生，辍学时老师跑到家里力劝外婆，不要舅舅辍学；后来连校长都惊动了，亲自到家里为舅舅说情。但当时家里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又恰好有个招工到河南信阳的机会，外婆狠狠心还是让舅舅辍学当了工人。六十年代末期，我舅舅调到河南新乡某印染厂当车工。一九七九年的一天，舅舅正在干活时，一粒飞溅起的铁屑深深插入了舅舅的左眼，导致舅舅左眼失明、右眼接近失明，只得退休回老家务农。由于铁屑紧挨着脑部神经，因此摘除左眼时医生不敢把铁屑拔出，因而至今那个铁屑还留在舅舅颅内。
我的父亲有兄妹五个，我父亲排行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