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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审讯。先开始几个小家伙嘴还挺硬，骂骂咧咧的。于是，工人们把他们用电动葫芦吊起来，又用钢鞭抽打，把这几个原本不可一世的坏小子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吊了两天，一看他们已经快没气了，这才放他们走。
一九六七年冬天，单位还组织工人们到陕西省华阴县参加了一次公审大会，当场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的有一个政治犯和几个刑事犯。公审大会是那个时代惯用的政治手段，以起到杀鸡骇猴的奇效。听宣布判决时，我父亲得知那个政治犯是原孟塬收容站站长，他在“砸烂公检法”中受到迫害，受不了跑到朝鲜（「注」据说此人以前参加过抗美援朝）。当时朝鲜也因为跟苏联关系比较密切而被称作“朝修”，因此这个人对朝鲜人说，自己想去苏联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朝鲜人把他的话做了笔录，连人带笔录一齐送回来了，以“叛国罪”论处而被判处死刑。因为怕他喊口号，就用一种专门的铁夹子夹着他的舌头，由一个解放军牵着。类似处决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十分流行，后来张志新处决前则被割了气管。以前的革命烈士被反动派枪毙时还能喊两句口号，可文革时期的政治犯们，却连喊口号的权利也没了，还要犯人亲属交纳“子弹费”。其他刑事犯则没有铁夹子夹舌头的“殊荣”。后来不久，父亲工地附近村子镇阳有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因为刚在学校学会了“打倒”二字，就跑到一堵写有“毛主席万岁”标语的墙上用粉笔写了“打倒”两个字，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走，不知所终。
当时陕西的农民非常穷，但民风淳朴，农民老实、厚道。在孟塬工地不远，有一个小小的洗染店，有一些单身工人就把自己的衣服拿去洗，一来二往就和店里的人混熟悉了。这个洗染店里有一个老师傅，姓张，当时背上总是戴着写着“小业主”三个字的布条。张师傅原本是这个洗染店的老板，穷苦人出身，抗战时在国军部队里当马夫。日本人打洛阳时，他在战场上给长官看马，眼见着一发炮弹打来，离自己百步开外爆炸；第二发炮弹又近了一点，第三发更近一点。老张一看，坏了，再有一发就轮到自己了。于是他撒开脚丫子就跑，刚跑了几步，一发炮弹落在他刚才站的那个位置，长官的马全被炸死了。后来他们部队深夜里在麦田中行军，老张猫着腰走着走着，一扒拉开麦子，和几个也在摸索着前进的日本兵正好脸对脸。老张吓得大叫一声，扭脸就跑；那几个日本兵也吓得往后跑了几步，然后就打起枪来。就这么着，老张的部队被打散了，老张自己辗转流落到了孟塬，开了间小小的洗染店，又找了个媳妇。解放后，老张的洗染店被公私合营，老张也继续留在里面当职工。老张人很豁达，因此尽管当时每天都背着“小业主”的白布条子，但依旧谈笑风生，声如洪钟。
有一天傍晚，工地来了一车皮开山洞用的梯恩梯炸药。火车停在车站里，领导认为很不安全，于是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连夜装卸。可是工人里党员、团员不多，人手不够，于是就让积极分子也去，后来又叫出身好的也去，然后出身富农的也叫去了。到最后，工棚里只剩下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三个出身不好的工人。工棚里没有电灯，只有外面惨白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三个人谁也没有睡觉，但谁也不吭声……成分不好的人在那个时代就是不可信任的人、就是政治贱民、就是中国的“首陀罗”和犹太人。“出身”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人的心头，让人窒息，让人随时感觉自己是个异类。
当时单位里有一位叫王××的女工人，平素里大大咧咧的。不知道为什么，她的一本《林彪语录》少了一页，竟然被人给汇报了。造反派审问她，她也说不清楚。当时，有个跟她不对的人私下向造反派诬告，说看见她用《林彪语录》擦屁股。就因为这个，王××被强行遣送农村改造了四年，直到林彪“九·一三”折戟沉沙，才把她给放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十一、“进洞要紧”
铁Z局在潼关一带，修筑的是连通孟塬（「注」属陕西省）到风陵渡（「注」属山西省）的铁路，合计修了一座黄河铁路大桥和几个隧洞。因为当时局势混乱，工程修修停停，四、五年才最后完工。修黄河大桥时，由于蛮干，有一艘拉铁梁的登陆艇被钢丝绳拽沉，致使在船上的几个工人牺牲，也被埋葬在黄河南岸的沙滩上。后来一九九一年我考上大学时，我们全家到临潼旅游。火车过黄河大桥时，父亲还指着黄河南岸的沙滩对我说，那里埋着当时牺牲的工人。
当时单位有一个叫郑××的工人一向是个积极分子，在开山洞爆破时，没等炸药硝烟散进就跑了进去，结果中毒昏倒了。等到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出来，他还在担架上大叫：“别管我，进洞要紧！”当时此事被当作“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活教材四处宣扬。但是渐渐的不知为什么，他的豪言壮语却变成了工人们的笑柄。人们见了他，总是笑着问：“怎么样，进洞要紧不要紧？”更有尖酸刻薄的人做了发挥：“你到底以为要进什么洞啊？咋就那么猴急？”每当人们问到这里，他就一脸愧色，争辩道：“唉，过去的事啦，还提它干什么……”
还有一个姓艾的工人，是单位里的“学毛著标兵”。此人的“标兵”头衔名副其实，毛著果然学得炉火纯青，当时只要开口说话，第一句必先引用毛主席语录，而且是理论联系实际。一九六八年夏天，单位几个人一起到渭河里洗澡，姓艾的也去了，他不会游泳，就坐在岸上欣赏景色。几个在河里游泳的工人见他不下水，就故意逗他，问他敢不敢下来。姓艾的一被激，就说：那有什么不敢的？然后，他把衣服脱了，嘴里高声念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最后胜利。”说完，扑通一声跳进河里。谁知那时渭河水大，姓艾的一跳进去就没顶了，在水里挣扎起来。其他几个人见状，手忙脚乱地把他救上了岸。姓艾的呛了好几口水，惊魂未定，脸色苍白。过了一会缓过神来，一张嘴又是一句毛主席语录：“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注意……”
还有一个学毛著积极分子，平时也没啥文化。有一天他突然给《铁路工程报》投了一篇稿子，是一首向毛泽东表决心的诗。编辑一看写的不错就给刊登了，名噪一时，那个作者也神气了好多天。过了不久就有人揭发，说这个稿子是抄袭的《解放军文艺》的。编辑们一看，果然不错，原来《解放军文艺》上的那首诗是“战士”，此人改成了“工人”，其余一字不差。后来《铁路工程报》为此事发了专刊，把这个抄袭者给彻底批臭了。
孟塬火车站附近就是著名的西岳华山，既然到了这里，不登华山是过不去的，正好当时我叔叔从东北来，因此他们哥俩，连同几个工人一起登华山。在山下，他们遇到一大群红卫兵举着红旗上山，走在他们前面。还没走多久，刚过仙姑桥就有一个女红卫兵摔死了，她妹妹伏在她的尸体上大哭。其余的红卫兵继续上山。等父亲他们到了南峰绝顶的仰天池，看到那帮红卫兵正在往池子里拉屎，感觉十分扫兴。晚上，他们一行就住在山顶道观里，道观已被那帮红卫兵革过命了，砸得乱七八糟的。那帮红卫兵不住道观，要学习《智取华山》里的革命英雄，连夜下山。第二天，父亲他们一行下山时看见，又摔死了几个。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十二、崇拜芒果
那个高高在上的太阳，经常发出一些“最高指示”。不知为什么，这些“最高指示”总是要等到深更半夜才传达到父亲单位。于是，人们不得不从睡梦中被叫醒，迷迷糊糊地敲起锣、打起鼓，有时还要燃放鞭炮，在举着写有“最高指示”大红纸的造反派头头带领下游行，以表达工人阶级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景仰，并显示革命群众的伟大力量。
在孟塬时有一次，游行是因为听说“据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毛主席他老人家完全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甚至更长”这个特大喜讯。当时半夜起来先是在工地折腾了一阵子，又觉得这个喜讯实在是太重要了，几个头头凑到一起一合计，打算到几十里外的陕西省华阴县去游行庆祝。等大伙浩浩荡荡、敲锣打鼓坐汽车来到华阴县时，当地已经庆祝过又去睡觉了，街上一片漆黑，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听到锣鼓声声，只有一个人从一间商店里探出脑袋来往外看了看，旋即把门关了。见此情景，大家只得悻悻然地回去了。而这次庆祝活动的主角毛主席，也并没有和喜讯上说的那样活到一百五十岁。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还有一次，半夜起来传达一个“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最高指示。虽然这句没头没脑的最高指示让人听着感觉到莫名其妙，但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反正只要是毛泽东说的话，理解的要庆祝，不理解的也要庆祝，在庆祝中加深理解。等到文革结束后一些描写文革内幕的文章出来，大伙儿才知道，这句最高指示竟然是毛泽东批评自己老婆江青的。唉，当中国的领袖就是爽，连两口子吵架，天下草民百姓都要贯彻学习、深入领会。
在他老人家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芒果之后，又兴起了“芒果崇拜”，全国到处都充满了用蜡做的假芒果，人们就对着这些假玩意顶礼膜拜。在铁Z局的工地上，由于没人会使用蜡做芒果，就有心灵手巧的木工看着报纸上的照片依葫芦画瓢，用木头雕成芒果的样子，再由油漆工上色，供人们崇拜，倒也惟妙惟肖。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十三、患难夫妻
一九六七年，我的母亲时年十六岁。滑县老家已经实在不敢再待下去了，于是外婆托媒人为我的母亲找男人结婚。村子里有个张大娘，儿子在郑州搬运社工作，张大娘就跟着儿子住在黄河路，自己靠捡破烂为生。张大娘这个人热心肠，喜欢做月下老人，当年我大姨和大姨父的婚事就是她给撮合成的。因此，外婆就找了张大娘，再次请她帮忙给我母亲物色个男人。我母亲年纪太小，外婆怕她受欺负，于是提的条件是也找一个出身不好的、年纪大一点的男的，希望他能心疼她。就这么着，张大娘找到我的父亲。
我父亲从劳改农场出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八岁了。家庭出身不好，又属于政治上犯错人员。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这两条足以使他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一般女人对他敬而远之。即便偶尔有人来提亲，也要么是离异的，要么是带几个孩子的，要么就是生理有缺陷嫁不出去的。见到这类人，我父亲一概面都不见，因此渐渐地很少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了，就这么着一直拖到一九六六年。
后来，我父亲偶然认识了一位在文化用品厂工作的姓常的老姑娘，她倒是不嫌弃父亲的出身和历史问题，于是二人建立了恋爱关系。常姑娘长得人高马大，个子比我父亲还高。别的地方倒还说得过去，就是有点二愣子劲头。当时正值文革最混乱的时期，有时父亲和她在街上走走，碰到有大辩论的，常姑娘�